公而志私
【原典】
澄、沅弟左右：
日来未接家信，颇为悬念。沅弟腹泻，何以至今不愈？若云脾虚发泻，则八九月在此办事，宏毅周到，断非元气亏损之象。即到家后，寄来各信字迹精光圆湛，亦殊非积弱者所能为。弟子日服药太多，余心以为非。此次久泻，不知所服者系属何方？恐一味偏补，而于所以致泻之原未能清其根。万篪轩病疟五年，多服补剂。现在娇养太惯，动辄生疾，亦由当日致疟之原未淸其根也。望弟少服药饵，迅速来营，忘身报国。凡外间谤言无因而至者，余必能解之；凡险远之处，弟不愿往者，余亦不强之。但望弟早早来营。一则受恩太重，不宜久住家中；一则舫仙思归甚切，前敌今春必有战事，余甚不放心也。
徽州危急，二十六日获一大胜，已将岩寺街打开。粮运既通，当无他虑。
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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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古人云：“贤者既不会拒绝美誉，亦不会忘公而私。”名誉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重要的，世上只见人“沽名而钓誉”而从未见人将美好的声誉，挡在门外，公而忘私，对前途而言，比生命都重要。
【综述】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淸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登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
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谆谆教诲，曾国藩自为髙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人到削平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动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敗。他举和坤的例子说，和坤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財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他说，人无论多贪，多富有，但只能居住一间房子，睡一张床。他说的是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构置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毁掉。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她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箧，站起就手持锹镬，作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现在，您东边有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邀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髙论。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散原籍务农去了。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籍的淮军。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髙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賊。《庄子》上有“两军相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归退，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吧。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地善于运用罢了。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有它所适应的情况。但是，我们做事总不应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家勤就兴，懒就衰败。国勤就治，惰怠就乱。军勤就胜，懒惰就败。懒惰是没有士气。常提军队的朝气最为重要！
军事上有骄气、惰气，都是败兵气象。孔子的“临事而惧”是断绝骄气的本源，“好谋而成”是断绝了懒惰的本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然没有懒惰的时候。
曾国藩说，翻阅张清恪的儿子张懿敬先生所编辑的《课子随笔》，其中都是节抄古人的家训名言。大凡使家族兴盛的途径，无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等等。家族衰败的原因与此相反。夜里接到周中堂之子文翕感谢我资助他家办理丧事的信，信中别字很多，字迹又潦草不湛。大概是他的门客写的，而主人全然没有过目。听说周少君平时眼光很高，喜欢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而丧事又办得潦潦草草，真令人为他叹息啊！大概达官贵族的子弟，听惯了髙谈阔论，见惯了排场奢侈，往往轻视慢待长辈，无视为人之道，讥讽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骄”。由“骄”字进而奢侈、无节制、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些都是“骄”的恶果。而子弟的骄傲，又多出自于作为达官贵人的父兄，乘着时运，幸而得官职，就忘了他本领的低下，学识的浅陋，骄傲自满，以至于子弟们效仿而不觉察。我家的子侄们也有很多轻视慢待长辈老师、指责别人缺点的恶习。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首先戒除这种恶习，戒除骄傲；要想戒除子侄们的骄傲恶习，必须先戒除我自身的骄傲惰性，我愿意终生自勉。因为周少君的荒谬不堪，我既以此当面教育儿子纪泽，又详细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髙，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在居官之败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不善是第一原因。曾国藩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一生的前程，他晚年的日记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这件事后，他就对与上相处之道有了经验了。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能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髙升。
曾国藩从来以“理学大师”自居。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浪，历尽艰险，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纾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淸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曾国藩。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踢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1857年1月15日，他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对曾国藩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标志着湘军中围绕着他的强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心许”的人物。
终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一一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感懵心得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
居官之败
【原典】
澄弟左右：
沅、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殖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臭秽之气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古也。
洪容海投诚后，其党黄、朱等复叛，广德州既得复失，金柱关常有賊窥伺，近闻增至三四万人，深可危虑。余心所悬念者，惟此二处。
余体气平安。惟不能多说话，稍多则气竭神乏，公事积搁，恐不免于贻误。弟体亦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八月初四日
【点击】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麋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康則。做官的尤其应铭记于心。
【综述】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髙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髙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