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苏俄政府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11点，还在炮击冬宫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苏维埃俄国工农临时政府（简称“苏俄政府”）——人民委员会。
之后，起义队伍在凯歌声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推进。革命者所到之处，旧政权纷纷倒台。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一个月内，莫斯科、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等全国的许多大城市先后被解放，大部分地区相继建立了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遵守《和平法令》中所宣布的关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1月20日，列宁命令前线总司令杜鹤宁将军，立即与德军统帅部谈判停战问题。杜鹤宁拒不执行命令，列宁遂以苏俄政府主席的名义，果断地撤销了他的职务，任命克雷连科接替。
1917年11月27日，新任前线司令克雷连科同德军统帅部达成了休战协议。休战不等于停战，期限一过，战火即重新燃起。然而，俄国在经过三年多的帝国主义战争后，已经不起战争了。军队没有斗志，士兵一心想回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被推翻的旧势力时时在梦想复辟。如果布尔什维克违背国情、民心，执意战争，就会断送新生的红色政权。
因此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多次呼吁交战国各方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火，开始和平谈判，但是都被一一拒绝了。不仅如此，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协约国，还要求苏俄的军队在东线发动进攻，牵制德、奥的庞大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好寻求与德国单独议和，签订停战协定。但是，他的主张，既遭到了德国主战派的刁难，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人的抵制。
在德国，尽管有一部分人希望同俄国停战，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英、法等国，但是另一部分人由于害怕俄国革命波及国内，竭力主张一举摧毁立足未稳的苏维埃政权。德国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团长霍夫曼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直主张和谈必须终止。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托洛茨基也支持布哈林的立场。他们认为，自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很快将爆发革命，首先是德国将爆发革命。这样，革命后的德国就不会同俄国战争了。所以，俄国目前不要急于同德国和谈，只要挺过一段时间，危险就会自然解除。
针对布哈林等人的论调，列宁在1918年1月21日举行的党中央会议上，予以坚决的批驳。他说：“这种论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危险的口号，只能断送革命。事情明摆着，沙皇时代的旧军队士气不振，再也不能打仗了，我们的新式军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不怀疑欧洲的革命会到来，但是在到来之前，苏维埃政权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此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快地取得和平，复员沙皇的军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革命军队。假如能够获得几个月的喘息时间，我们就有可能改造国家，就能够为建立强大的工农红军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可惜，列宁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1月24日（俄历1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是否缔结和约的问题。列宁在会上重申：“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和约。我知道，这是一个可耻的和约，但是如果不签订，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而和约将由其他党派掌管的政府来签订。”
这时，托洛斯基站起来说：“我主张，战争应当结束，军队应该复原，但不应该签订和约！”托洛茨基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形成中央决议被通过。
2月初，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为团长的苏俄政府代表团，带着中央决议，来到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代表团重新开始停战谈判。在谈判中，越飞向德国人宣布：“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愿意结束战争，但是不愿意签订和约。”这一声明激怒了德国代表团团长霍夫曼将军，他冷冷地说：“既然贵国不愿意签订停战协定，那么根据我的理解，当然是想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好吧！我们最好是在战场上见！”说完，他招呼德国代表团成员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德国军事当局宣布：“休战期限已过，德俄双方重新处于战争状态！”
在得知停战期限结束的消息后，列宁焦急万分。他马上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必须立即邀请德国人进行新的和谈！”他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却再次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乌里茨基等多数人的反对。
第二天清晨，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上又一次提出：“一小时也不能迟延了，必须立即缔结和约。”
列宁依然是少数。可是就在休战期结束的几天里，德国军事当局已集结了精锐部队，迅速向苏俄境内推进。不到一个星期，就占领了其西部地区的许多城镇，它的突击队已逼近了彼得格勒城下。
当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列宁神情严峻地说：“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德国人会立刻抢走一切东西。玩笑已经闹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继续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革命就非失败不可。”
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接受了列宁的意见。于是当即发电报给德国人，建议立刻缔结和约。然而德方在这一次的答复中却要价更高：俄军必须撤出芬兰和立窝尼亚（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俄国不仅要同乌克兰的资产阶级缔结和约，还要同芬兰的资产阶级缔结和约，并且要向德国交付大笔赔款。德国限定苏俄在48小时内答复。
为此，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列宁气喘吁吁地跑进会议厅，脸涨得通红，全身发抖，用坚决而又充满愤怒的声音说：“我再也不能等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折腾够了，一秒钟也不行！”接着，他向中央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
“德国提出的条件无论多么苛刻，也必须立刻接受！没有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办法就等于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假如让那种玩弄革命词藻的政策继续下去，那我就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同时我将向党呼吁，党会拥护我的。我将为我的路线而斗争！”
列宁的最后通牒终于起了作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案，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德国的全部条件。但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党人”仍然反对列宁的主张。他们在遭到失败以后，即以辞职相威胁。乌里茨基代表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向党中央宣布：“将辞去党和苏维埃里的一切职务！”
但是，列宁像狂涛里的磐石，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说：“随他们的便吧！”然后指示苏维埃代表团，立即同德国缔结和约。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和德国政府终于签订了和约，这就是著名的《布列斯特和约》。
当代表团准备把《布列斯特和约》的正本送给列宁审阅时，列宁叹口气说：“如果我有任何办法避免这样一个和约，我是极不愿意看它，也不愿意遵守它的！”
为了向全国人民解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列宁的坚持下，中央委员会于3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意味深长地说：
“在西方国家进行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俄国革命则比较艰难。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都明白，我们何以签订这样一个压迫人的、屈辱的和约。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士兵都不愿意打仗。而我们面临的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沙皇时代的旧军队是我们国家的病灶，愈早解散愈好。和平给我们以喘息时机，媾和是积蓄力量的最好手段。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建立极严格的纪律，否则我们将来还会像这样遭受德国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1918年11月7日，列宁发表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演说，在他演说的第二天，列宁接到了俄国外交部的电报：“革命已在德国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在汉堡成立，巴伐利亚已经宣布为共和国，奥地利革命运动也已开始。德国帝国主义在大战中战败了！”
1918年11月13日（俄历10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苏俄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苏俄红军重新开进了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全部地区。
二、三次遇刺化险
由于担心彼得格勒遭到德军入侵，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莫斯科是俄国的古都，是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把它定为苏维埃俄国的首都，既便于新政府对全国的领导，又可免遭德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
列宁的办公室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座三层楼上，有五个小房间。他的卧室兼工作间的面积仅16平方米，有一扇窗户、一张小书桌、一张铁床和两把圈椅。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也设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通向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办公室的隔壁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总机房，屋外的走廊上装有一架电报机。供列宁专用的电话、电报线连接各人民委员部和他的最亲密助手的房间，以及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电话、电报昼夜不停地打进打出，显得格外的忙碌。
列宁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国家大事，还要接待国内外各地、各界、各条战线的来访者，出席首都各界举行的集会，发表重要演说。这不仅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也加大了苏俄政府安全机关保卫工作的难度。
十月革命由于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工厂、企业，退出了帝国战争，引起了这些人对苏维埃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的刻骨仇恨。他们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从事颠覆、破坏、谋杀等恐怖活动。
为了破获和镇压国内外敌人的恐怖活动，早在1917年12月底，列宁就下令，组建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逮捕反革命分子非常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或“契卡”）。“肃反委员会”遵照列宁指示，无情地镇压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从事恐怖活动的党派和个人，采用十分严密的措施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尽管如此，依然发生了好几次恐怖分子刺杀列宁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事件。
第一次暗杀事件发生在1918年1月14日。
这天，米海洛夫斯基马术学校的一支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列宁应邀在欢送会上向整装待发的官兵发表演说。在返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他的车子突然遭到了一群身份不明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如果不是坐在旁边的普拉廷抱住列宁的头部，把他推到一边，那么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车子转过弯，列宁叫司机停下车，打开车门问道：“你们还都活着？他们真的是向我们开枪吗？”
“他们的确是在向我们开枪，列宁同志。”司机回答。
“我以为你们都完了呢。好险呐！假如他们打中了一只轮胎，我们就逃不掉了。再说，在大雾里是不能开快车的。刚才真是冒了大险呢！”列宁说。
在彼得格勒的大雾里，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到了住所，人们检查了车子，发现车顶篷上有几个地方被子弹打穿了，车窗的玻璃也被击碎了。普拉廷的手在流血。这是因为当他把列宁的头推向一边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从他的手指边擦过。
第二次谋杀事件发生在1918年8月30日。
1918年春天，列宁在一次党的负责人会议上说：“在目前国内外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镇压不甘心灭亡的敌人的反抗，必须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经常到工人、红军、农民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根据列宁的建议，党中央专门作出一条规定：每个星期五，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同志都要在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一次演说。而且不要回避工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列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这条规定。有时，他一天甚至外出演讲两三次。工人在集会上所流露的情绪，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列宁都耐心地解答。
列宁经常外出演讲，使他能直接了解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及时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同时也被时刻要谋杀他的敌人掌握了活动规律。
8月30日这一天，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里茨基被敌人暗杀。莫斯科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准备劝说列宁不要外出发表演说，但是已来不及了。列宁早已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正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列宁在结束演说时，高声喊道：“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胜利，就是灭亡！”还没等听众的掌声停息，他已快步跨出门口。
这时，受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指派，执行暗杀列宁任务的恐怖分子范尼·卡普兰和诺维科夫，早已躲在暗处窥视列宁的一举一动。女恐怖分子卡普兰的手枪里装的子弹头上涂满了毒药。她在等待着最合适的时机下手。
当列宁从门口出来时，假扮水兵模样的诺维科夫伸开双臂，拦住群众，然后又故意摔了一跤，挡住了跟在列宁后面的工人。这样，列宁走到场院里的时候，就只剩他一个人了。这时，有几个妇女从旁边跑过来，要和列宁谈粮食问题。列宁回答问题时，一只脚踩在汽车的踏板上，面对着躲在暗处的卡普兰。
卡普兰一看下手的时机到了，随即举起手枪，朝列宁“砰、砰、砰”连射3枪。列宁应声倒下了。
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的诺维科夫企图靠近汽车，准备再补一枪。
“不准走近，不然我就开枪啦！”列宁的司机吉尔眼明手快，猛地拉开车门，跳下汽车，掏出手枪，大喝一声。诺维科夫仓皇逃跑了。
列宁被两个赶来的工人扶进汽车，侧身半坐半躺在座位上，汽车风驰电掣地朝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
在车子里，陪同的工人帮列宁脱去了外套和上衣，他的衣袖被鲜血渗透了。司机吉尔想停车找个医院，先包扎一下列宁的伤口。但是列宁不肯，喃喃地说：“我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我要直奔克里姆林宫。”
当车子开到克里姆林宫的住所时，工人们要把列宁抬上楼去，但是他坚决不答应。因为他怕抬进去，会惊动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娅。两个工人只好搀扶着他顺楼梯艰难地登上了三楼。
经过莫斯科最好的医疗专家的会诊，发现有两颗子弹射进了列宁的身体内，失血很多。医生警告说：“列宁同志的伤势很严重，情况也许是不幸的。”
这是一个令人心焦的不眠之夜。列宁面色苍白，无力地躺在床上。医生和几名中央委员彻夜守护在他的身旁。但是每当有人问他感觉如何时，他都忍住剧痛，强露笑容。列宁总是不愿意别人替他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