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反对在行为过程中目空一切地蛮干，要求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接着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在此，“畏”与“狎”、“侮”对举，可见其具体涵义有不狎（不轻视）、不侮（不侮慢）的意思。在孔子看来，对天命、对大人（身居高位者）、对圣人（大智大德者）的话，应取审慎态度，轻视和侮慢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君子人格的第四个特征是文与质的统一。孔子认为，以仁为怀的君子应当具有同其内在品质相适应的礼仪教养和举止风度，做到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他把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品质称作“质”，把礼仪教养、举止风度称作“文”，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史，虚浮无实。一个人如果文而无质或文胜于质，那就会流于虚浮而徒有其表；如果质而无文或质胜于文，就会显得粗野，达不到质即仁义道德所应取得的社会效果。只有二者完美统一，才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君子人格。
孔子时代处于文明社会早期，由于原始野蛮残余的影响，故在一些人中间存在重质轻文的倾向。当时有个叫棘子成的人就不同意孔子文质并重的看法，说：“君子有‘质’就行了，要‘文’干什么？”子贡作了反驳，说文与质同样重要，文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他打了一个比方：虎豹和犬羊两种兽皮，如果把它们有文彩的毛都拔去，那这两种皮就很少区别了。子贡的话形象地说明了具有充实内容的外在美对君子人格的必要性。形式对内容的能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好的内容应该通过完美的形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外表的粗陋只能损害它的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这就是要求用使人们愉悦的外在美（语言美、行为美）去实现仁义的目的。在他看来，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的人，也应该是富于教养，讲究礼仪、举止文雅庄重的人。他也希望自己的门生做到这些。子路性格直爽，有时不免流于粗野，孔子便常批评他这一面，引导他学文习礼。子路平时不注意服装修饰，身穿破旧袍子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惭愧。孔子称赞他这种不嫉妒别人和不贪求富贵的品质；接着又指出，如果老是不修边幅，那也是不好的。
孔子也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一些公共场合，如出入乡党和后来入朝任职同君臣交往时，每事每处都做到有礼有节、动静适度。平时乘车遇见送死者衣服的人和背负国家国籍的人，都要微俯前身、手扶车前横木表示同情和敬意。他同乡人饮酒，总要让年长者先出，自己才走。在家接待盲人乐师，自己亲身当向导，告诉台阶和坐席处；坐下后一一向盲师介绍在场的人。孔子有关待人接物、衣食住行的言论和做法多有发明，故《论语》一书设专篇（《乡党》）记载。其中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不免有形式主义倾向，但在去古未远的春秋时代，反映了人们摆脱野蛮生活方式而讲究文明礼貌的社会进步。
君子人格的第五个特征是敬天知命的世界观。前面提到，君子“三畏”的头一件就是“畏天命”。由于孔子心目中的天具有从世界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转变的特征，故他赋予君子的天命观从其思想导向或基本倾向来看，主要不是最高人格神的意志显现，而是对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一种朦胧的猜测和估量。“畏天命”，也就是对这种尚处于认识朦胧阶段的必然性的警戒与敬重而已。
孔子还要求君子“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命，是从天命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概念，专就必然之于人事而言。实际生活中常有人力所不及者，希望做到但经过努力而做不到的事情很多。决定成败得失的内在必然性是古人不易理解的。孔子把这种重大而又无以名之的隐因称之为“命”，以表示某种决定性力量亦即事物之必然性对人事的制约。
孔子注重人为，他的君子人格充满对道德世界和人伦社会的追求。因此，他说的“知命”、“畏天命”，不应是消极无为，听任所谓超自然体摆布，而是要求在行为过程中认识主观作用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不要做那些与“命”相违因而不会有好结果的事；当遭受挫折、身处逆境时，也不要无所适从，而应以事之成败为“命”之所使然，非人力所可及，从而恢复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以避免悲观迷惘。
上述敬天知命观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事物必然性的猜测和关注，故就其积极意义来说，能开启和引导人们对此做深入探索；但由于其内涵的朦胧性，概念用语也沿袭殷周天帝崇拜时代的提法，这就不能不使它对必然性的表述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因而为后世唯心主义命定论的产生伏下契机。
孔子的君子人格是旧的氏族贵族封闭体制趋于解体而走向新的开放时代的产物。其思想内容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有对未来社会生活的探索。其理想情操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个体人格的价值和美，在当时对启发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理想人格的出现，标志一个由于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立功的生气蓬勃的新时代的到来。孔子也希望用这种人格教育使自己的门生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他关于君子的上述谈论，大多是对门生讲的。每当他们有所进步，他便十分高兴。宓子贱品德优秀，孔子便称赞他是君子，以鼓励其他门生。有一次，南宫适（南容）同孔子交谈时说，古代的羿会射箭，奡会驾船作战，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下地耕种，却得到天下。孔子听了深以为然，称赞这位学生是崇尚道德的君子。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是有缺陷的。正如孔子的仁融新旧道德于一体一样，他的君子人格也体现了新与旧、传统与未来、自我与环境的统一。正因为如此，使这种人格缺乏强烈的冲击不合理现实的冒险精神和悲壮性品格，历史的批判精神编织在协调矛盾的思想框架之中而不得弘扬。敬天知命的世界观也容易滋长一种安贫乐道式的自我满足。
君子人格理论的弊病之二，是忽视以生产劳动为主的广泛社会实践对造就人格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基本途径，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改造自己，“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孔子虽然重视内向与外向相统一的践行活动，但他强调的外向主要指仕宦政治活动，内向是指克己自省的道德修养。劳动者贫困和地位卑下使孔子感到从事生产劳动只会受穷而无益于君子。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便反映了他对劳动价值的这种消极情绪。因此，当后来樊迟请教种稼、种圃问题时，孔子不大满意，认为他是缺乏君子理想的“小人”。所有这些，势必使孔子把人格培养同社会实践相脱离而主要通过教育手段进行思想灌输。这样培养出来的君子，不能不具有观念化倾向；一旦这种倾向成为一种凝固不变的思想行为模式，就会阻碍品格才能的发展。
上述弊病也是历史的局限。当新与旧的冲突还未达到激化（孔子以后的战国是改革的激化期），当统治阶级的偏见、生产规模的狭小还限制人们眼界的时代，产生上述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君子人格的局限性在当时也没有影响这种人格由于首次展示人类个体的价值而焕发出来的思想光辉和对人们的鼓舞。这种人格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强烈的道德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激励着孔子的远近门生，也激励着孔子自己。
五、彷徨
孔子自齐归鲁以来，十余年过去了。他随着岁月的流逝及其思想理论的成熟，入仕行道的愿望又开始牵动他的心。但是，使他怅惘的是，“天下有道则现”的从政环境一直未能出现。鲁公室与“三桓”之间的冲突虽因昭公去世而有所缓和，但矛盾依然存在；尤为突出的是，由于阳虎上台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政局，使国内笼罩着新的危机。
阳虎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积极培植势力，以对抗和削弱“三桓”。此时深居简出的孔子，也成为他争取的对象。尽管30多年前他以孔子不入士林而拒之门外，但现在孔氏已为鲁之闻人，争取他合作，必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表示要和孔子见面谈谈。孔子拒不往见。阳虎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派人送去一头蒸熟的小猪。当时阳虎执政，位同大夫。按照礼节，大夫对士有所赏赐，如果士不在家而不能亲自拜受，便应当去大夫家答谢。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得不去拜会了。孔子为了避免见面而又不失礼节，于是也选择阳虎不在家的机会前往答谢。事情偏也凑巧，在他返回的路上正好遇见阳虎。他躲闪不及，被阳虎大声叫住：
“来！我同你说几句话。”
孔子只好讪讪过去。阳虎问道：“怀着一身本事，却听任国家混乱不管，这称得上仁吗？”
孔子没有回答。
“称不上仁”。阳虎自答，又问：“本来希望做官，却常常错过做官的机会，这称得上智吗？”
孔子仍未回答。
“称不上智。”阳虎自答，并劝诫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光正在流失，过去的岁月不再属于我们）！”
孔子这时才说了一句：“是的，我要准备做官了！”
这次突如其来的会见和阳虎近乎粗鲁的坦率谈话犹如投石，在孔子心中激起波澜。“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这句话，同这位鲁之强人的另一句名言“为富不仁”一样富于哲理而发人深省。孔子猝然感到，他的十多年清静自适的隐居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聪明的子贡似乎看出了孔子的心思，拐弯抹角地问道：
“老师，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收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位会识货的贾者（商人）把它卖掉好？”
“卖掉它，卖掉它。”孔子说，“我正在等待识货的贾者呢！”
但这样的“贾者”没有出现。鲁国政局在动荡中急剧恶化。
鲁定公8年，阳虎加快了剪除三桓的步伐。他同国内一些与季氏、叔氏有私恨旧怨的贵族势力联合，企图用“三桓”的异己力量取代“三桓”季寤取代季桓子，叔孙辄取代武叔（叔孙卅仇），他本人取代孟懿子。为此，他们策划于10月3日（夏历8月3日）在城东门外的圃田设享礼招待季桓子，趁机把他杀掉；4日发兵攻打孟、叔二家，并通知城郊战车部队在这天到齐，等候命令。与此呼应，担任季氏费邑宰的阳虎同党公山弗扰计划在费邑发动反叛。
阳虎的准备活动受到孟氏成邑宰公敛处父的怀疑，经他劝告，孟懿子提前做好军事预防。
公山弗扰准备据费谋反时，向孔子发出邀请。孔子对其谋反计划大概无所闻，故想应邀前往。子路对此很不高兴，说：
“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跑到公山弗扰那里去？”
孔子说：“邀请我去的人，难道是说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周（周之东土）有所作为呢！”
但孔子并没有去。阳虎的预谋也很快付诸实施。
10月3日这天，阳虎先到圃田等候，派卫士挟持季桓子上车赴宴，阳虎的从弟阳越驾另一辆车尾随其后。途中，季桓子知事有诈，请求御者林楚把车赶往孟氏住地。林楚本为季氏之御人，因迫于形势而受命于阳虎。此时，他回心转意，听从季氏请求，于是故意在十字路口把马弄惊，让车直向孟氏府地奔去。在后阻止不及的阳越被孟氏的埋伏射死，季桓子得以逃往孟氏。这一意外事变使阳虎不能等待城郊部队如期到达便提前行动。他临时劫持鲁侯、武叔，发兵攻打孟氏。这时，公敛处父带领的成邑部队已提前赶到，与阳虎战于城南门内，不克；又战于南门外棘下，将阳虎士兵击溃。
阳虎事败，退守灌邑（今山东宁阳县北），继而退守阳关（鲁北部边邑，今山东泰安市南）。定公9年，鲁伐阳关，阳虎奔齐，奔宋，不久又逃到晋国，为赵简子所用。孔子得知赵简子收用阳虎的消息时，评论说：“赵氏恐怕因此而世代不得安宁吧！”
至此，煊赫一时的阳虎专鲁的政局收场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