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说：“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器不雕伪。”“器不雕伪”指孔子影响当时风俗，崇尚朴素，不雕花刻草。无疑这是最享受、也是最华美的生活。这话也隐含了孔子不雕刻、不崇拜偶像的意思。
“服周之冕”。即行周礼。
周礼是三代之礼的精华与高峰，其特点就是加固对上帝的信仰。夏商周三代都信仰同一位上帝，全称为“昊天上帝”。关于此名，在《诗经》、《尚书》、《周礼》中皆有记载。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改朝换代，但礼乐不变。
夏礼极简，商礼亦简，而周礼大盛。太过奢华是其敝，重建信仰是其宜。孔子在批判周礼太奢、宜“乘殷之辂”的同时，也盛赞周礼的庄重，应“服周之冕”。
最近我弟弟参加了“汉服运动”，与网上的朋友一起提倡重穿汉服，并且自己亲自做一套穿在身上。我认为这场“汉服运动”是在宏扬传统文化，予以支持。虽然，我弟弟他们不知道汉服本是儒服，是殷周之人祭祀上帝时穿的祭服。但只要他们敢提倡，我就敢支持。
冕是冠。周朝的服制简便耐穿，是物质生活的极大进步，反映了“礼者宜也”的礼乐精髓。孔子本是祭司，专司礼乐，当然对此十分精通，因此对周冕予以赞赏，还向颜回大力推销。大家知道，颜回穷得很，只住得起陋巷。可见孔子向颜回推销的周冕，是连普通平民都戴得起的帽子，与朴素耐用的殷辂、与永不变更的夏时刚好配套，最适合普通人使用，因此能流行于世。我们因此又可见大道本无奇，原本就是适合人的常有之物，不是稀奇古怪的魔方。
“乐则韶舞”。即提倡和谐。
韶舞是舜帝重华发明的舞乐，音乐纯正柔和，是圣人之音。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孔子以舜乐讲古礼，与武王的武乐作比较，得出舜乐“尽善尽美”的结论，意在提倡和谐的仁道，不提倡武王的杀道。关于这一点，我在《孔子做人绝学》中有专章详述。
以上四个方面，便是孔子提倡的“国之四维”。
克己复礼
孔子与颜回另一次关于治国的讨论就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了。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正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孔子的话全是针对鲁定公与季恒子纵情声色的行为讲的。但孔子也无力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赞成颜渊继续“居陋巷”，不用出来做事，是对颜渊的爱护与保护。
孔子最爱“不做事”的人，这其实是他们师生做的一件大事，正好应了孔子自己的话：“邦无道，谷（通禄），耻也！”
“克己”是不做，“复礼”是做了，“克己复礼”是通过不做把该做的事做了。人有时“不做”甚难！很多事做了有大患，不做是大丈夫的行为。不做中有忍耐，有眼力，有果敢，更因有信仰，你明白很多事看起来诱人，其实全是虚幻。孔子行道，与鲁定公、季恒子等人斗争其乐无穷。颜回行道，居于陋巷之中其乐也无穷。孔颜二人一仕一隐，其道则一，都是一个“不做”。你在“不做”的同时，等于把更大的事情做了：你有信仰，并且坚持住了，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事情？
三
美景专属流浪汉
［坐在家里，只见墙壁］
本章讲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传道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万乘之国是宗主国，千乘之国指诸侯国。孔子说的“道千乘之国”，意思是到列国去传道。此处的“道”，指传道，是使动词“道之”的简说。“敬事而信”，指敬拜、事奉上帝，重建国民信仰。
孔子这段话意思是说：我要到列国去传道，引导列国君臣敬拜、事奉上帝，重建信仰。至于治国方面，主要是节约、爱民，引导百姓要看时候，不能什么时候想怎样就怎样。
孔子这段话的口气透露，他是在即将开始漫长的周游列国之前说的，可以看作他的誓词。孔子下了很大决心，要去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业，去做开天辟地的第一位中国的传道人。
孔子生平做了两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一是立私学，这件事人所共知；另一件就是去列国传道，这一点以往我们还不甚明白。
孔子周游列国，这次前所未有的“文化长征”究竟意义何在？孔子为什么要一去十四年？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有的人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求官，我称为“求官说”。有的人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政治避难，我称为“避难说”。有的人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推销他的复古思想，为周王朝作最后的挣扎，我称为“挣扎说”。这三种说法都看起来很有道理，仔细看来，却都很荒唐，一个比一个错误，照他们说来，孔子何其不堪！下面我少不得一一反驳。
“求官说”。
此说无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周游列国前，孔子已经做过了鲁国相。他已经做过大官了，怎么还会在乎小官？虽说鲁国是小国，但小国的大官也是大官，《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当官当得不错，“与闻国政三月……途不拾遗。”“途不拾遗”就是路不拾遗。孔子能把鲁国治理得路不拾遗，可见成绩斐然，不是一般的会做官。孔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已在鲁国为相，又怎么会去别国求官？
事实上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有很多人给他官做，如卫灵公、楚昭王都有意大用孔子，但最终没成。楚昭王没聘用孔子是手下阻拦，卫灵公没真正用孔子是因为孔子不合作，这都是客观原因。说到主观原因，是因为孔子心中压根不想做官，如果他想做官、甚至去求官，自然问题不大，因为孔子的名望、能力摆在那里。说在孔子经历的近十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君会重用他，恐怕于理不合。唯一的解释是孔子压根不想再做官。更不要说去求官了。“求官说”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大侮辱，主张此说者真不懂孔子也。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今改之。
“避难说”。
没这样的事。孔子离开鲁国的直接原因有二：
一，齐国见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途不拾遗”，不由“闻而惧”（详见《史记·孔子世家》），于是送美女、宝马给鲁定公，用美人计麻痹鲁君，使鲁政由清明转腐败，并离间鲁国君臣，果然鲁定公与执政大臣季桓子双双中计，相携而游，“怠于政事”。孔子作为鲁相洁身自好，对此当然不能容忍。
二，“季桓子郊祭不致膰俎于大夫”，即指季桓子不把祭祀后的肉按规矩分给大夫，违反祭礼，孔子作为祭祀对此不能容忍。
这两件事，是孔子直接离开鲁国的原因。
《史记·孔子世家》没有记载鲁定公对孔子离开鲁国一事的表态，但也没有派人追杀的记载；鲁国执政大臣季氏在孔子去后还有一定程度悔改，说：“夫子罪我以群婢（指齐国美女）故也夫！”当然也没有追杀孔子。既然鲁定公与季桓子都没有迫害、追杀孔子，所以孔子的周游列国根本谈不上避难。
不过在先前，孔子确实有过一次政治避难：当初鲁定公之父鲁昭公曾被季恒子之父季产子因为“斗鸡事件”撵到了齐国，孔子忠于鲁昭公，也追随鲁昭公到齐国。那确实是一次政治避难。孔子为相后，因捍卫律法，不能容忍季恒子对神不敬、破坏祭祀规矩，愤而离鲁，是他的有意为之，为的是昭示鲁国上下与天下诸国应对神有不可亵渎的崇敬，他的走当然不是避难。
操“避难说”者可能是混淆了孔子两次离开鲁国的原因，应该分清楚。其实孔子曾三次离开鲁国，除上述两次外，他还有一次离开鲁国去周邑向老子问礼，这次著名的“老孔会见”，也说明了孔子对神的万分崇敬，他不远千里问礼于老子，正是他的职事。而老子向孔子传的礼，正是上帝的律法。此事我后面还要详说。
“挣扎说。”
此说更是无稽之谈。孔子来去自由，本无捆绑，何来挣扎？操此说者无非是人云亦云，说孔子想复古，维持风雨飘摇的周王朝，在鲁国行不通，就想去其他国家复古，作一番垂死挣扎。此说大谬！没错，孔子是复古，但他复的是古礼，不是复古政。政治上孔子相当开明，他还在齐景公面前盛赞过秦国，预言了秦国的兴起，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不曾被世俗政治捆绑，当初随鲁昭公到齐国，是他的自愿；如今他又离开鲁国，也是自愿，从来没人强迫过他。
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的原因是去传道，这是无庸置疑的。以上三说全然不通，只有“传道说”才是最好的解释。接着上面讲，孔子不能容忍季恒子渎神，因此愤而离鲁，为的是昭示天下人对神应有不可亵渎的尊崇。
孔子同时看到，不遵守周礼的行为在各国都存在，国人的堕落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作为一位精神家园的守望着，作为一位有纯正信仰的大祭祀，孔子有责任去把先人的道告诉天下列国，为此，他走上了漫长的周游列国之途。
顺便说一句，孔子身为鲁相，突然离开鲁国，这对鲁国政府是件大事，而鲁定公并未挽留、任其自便，可见当时官僚的任免制度不是很严，而倾向于自然流动。
此事同时也说明孔子地位确实特殊，他是祭司，有神授权柄，可以不受国君约束。祭司的权力高于国君。从这个角度讲，孔子地位高于鲁定公，鲁定公无法制约孔子。孔子自动辞去政府职位离开鲁国，不是鲁定公把孔子炒了，而是孔子炒了鲁定公，给鲁定公一个惩罚。
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就是卫国，两个原因使孔子选择了卫国：
一是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因为卫国有攀得上关系的人，适合落脚，所以孔子就去了。须知从现在开始，孔子实际上就开始流浪了，要当好流浪汉首先就要学会“踩点”，既使是流浪也不能乱流浪，要看准方向再流浪。孔子攀上的这个关系是谁呢？就是他的学生子路的大舅子，此人叫颜浊邹，名字怪怪的，人应该不错，论起辈份来是孔子的晚辈。又，孔子的母亲也姓颜，颜浊邹有可能也是孔子的亲戚。
孔子选择卫国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鲁国北面是齐国，孔子无意去（客观上讲正是齐国逼走了孔子）；鲁国东面是大海，孔子暂时不想去海外传道，他觉得中国尚可作为；鲁国南面是卫国，是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孔子当然就选择了卫国。
孔子差点去了韩国
实际上，孔子最初的方案不是经卫国去中原，而是直接去海外传道。他之所以有这样极端的想法，是因为他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深深绝望，鲁也好，齐也好，甚至中央王朝周也好，都看不到什么希望。
孔子家鲁，从小就与隔海相望的日韩两国不陌生，孔子的家人、邻人、亲戚朋友中肯定有人去过日韩，因为日韩与鲁国一点都不远，不过几天路程。当时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这个条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航海史方面的专书。
既然有这个条件，又有两地交往的传统，孔子如果真的去了日韩，也是自然的。况且，这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使孔子对韩国产生极大的好感。当然，当时还不叫韩国，为了说起来方便，且称为韩国。
不要忘了，孔子是殷人之后，而古代韩国正是殷人建立的。史载武王伐纣，取纣之天下，释放了当初被纣王囚禁的殷王子箕子。箕子被释放后，没像他的兄弟、另一位王子微子一样被武王分封在国内，而是带领一部分族人北上，到了朝鲜，建立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依然叫“殷”，亦即“九夷”，是今天的朝韩共同的开端。
顺便说一下，有学者考证出北美印第安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印第安”实为“殷地安”的谐音，是殷人在丧国后另建的海外邦国。“殷地安”的意思就是殷地安好，是作为殷商遗民的印地安人对故国的祝福语。如果此说成立，某些北美印第安人与现在的中国人（汉族）之DNA又完全吻合，那么我可以推出更大发现：
箕子当初离开中国本土，到海外建国，可能有更宏大的复国计划，在朝鲜建国与在北美建国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如果真的这样，世界航海史与亚洲历史、中国历史又当改写。从中国到北美当然遥远，但从朝鲜半岛再过日本岛，再漂过太平洋到北美，在当时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孔子是微子的后人，韩国人是箕子的后人，而箕子与微子也是同一个父亲的亲兄弟。在孔子心中，当时的韩国（即九夷）是殷道所在，故国所在，族人所在。
孔子在鲁遭受失败后，想去韩国传道，这有他本人的话作为证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这个海当然不是东海南海，而就是山东与韩国的纽带黄海。孔子跑黄海去干什么？当然不是去玩。最科学的解释就是他想去韩国。《论语》的另一句话也可以证明我这个观点，《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子《四书集注》此处注曰：“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来自韩国方面的史料亦可证明，韩国人正是九夷之后。子夏曾引孔子的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个“四海之内”不是泛指，也是实指当时日韩诸国。孔子这话说明了中国与韩国是兄弟之国。
但孔子毕竟没去韩国，而是南下去了卫。使孔子最终老死在中国的原因有二：
一，如果他去了韩国，等于回归殷朝，便是对周王室的不忠。孔子说过，“吾从周”。
二，中国之事尚可为。
三，当初孔子去周邑向老子问礼，可能老子传他律法的同时，也与他立下了约：要他永远做祭司，永远传道于中国。
因此上三者，孔子最终留下来了。这次决定，使孔子真正成为孔子，中国真正成为中国。这是孔子的责任心使然。
孔子计划让卫国归教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作仆从。孔子见卫国繁荣，大叹：“好多人啊！”冉有问：“人已经有这么多了，又该做什么呢？”孔子说：“让它富起来。”冉有又追问：“已经富了呢？”孔子就说：“让它归教。”
孔子这段话透露的重要信息有三：
一，冉有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没露出形迹，完全一副好学好问的样子。大家知道，孔子归鲁后，因为冉有违背律法，跟着季氏敛财无度，被孔子逐出了门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冉有叛师，潜伏期肯定很久。冉有跟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能装得不露痕迹，可见是个城府极深而本性极坏的人，我把冉有视作耶稣身边的犹大。孔子周游列国之旅充满危险，而最大的危险就来自身边。
二，孔子的感叹有喜悦的情感在内。他感叹卫国繁荣就是感叹整个中国还有救，这也证明了他选择本土传道、而非海外传道的策略是对的。
三，孔子说“教之”在“富之”之后，这说明他首先注重吃饭问题，然后才是信仰。这是合乎律法的。
孔子说的“教之”，不是我们常说的“教化”，教化是虚指。孔子说要把卫国“教之”，是实实在在地要在卫国传道、传教，使卫国归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