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老子要义
中国文化史最大的误会就是从《史记》开始把儒道分家，人为创造两个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晓得真正的儒家并不是讲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而是讲敬拜上帝、恢复周礼，这是儒家，亦即儒教。道家呢？我个人认为：并没有所谓的道家！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儒家讲的道就是道家讲的道，即殷人周人列祖列宗传下的律法，除此以外，在中国别无二道。孔子是祭司，孟子是先知，庄子则是个人灵修者。老子亦为祭司，是当时周邑太庙的主祭上帝者。老庄孔孟都是儒家，都是儒教。
要说“柔”，《书经》也讲柔，《夏书·皋陶谟》上说：“宽而粟，柔而立。”即此。老子最著名的是“无为”理论，其实孔子也讲“无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老子说“道生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此道经由孔学老，老传孔．发扬光大。
胡适《说儒》一书说“老子也是儒”，此言极是。不过胡适之先生却没发现老子实为周邑祭司，因为只有周邑祭司才能向孔子这个鲁国祭司传礼。此事我要放在正文细说。
老子要义一个字：“柔”。但这“柔”并非“道家”的特征，而是儒教的传统教义，老子只不过把它讲得很透罢了。老子实为儒教流传的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孔子。至于后世道教与神仙家附会老子为教祖，邢纯属一厢情愿。老子本是周邑祭司与史官，现在有人把他和齐国海边的巫师扯在一起，要是老子本人听见了，恐怕也要跳起来。
一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拯救世界
［我身归正，天下太平］
本章讲老子接见孔子
孔子求见老子的起因
周灭殷商后，事情还没完。作为朝代的殷商是完了，作为民族的殷商完不了。在这一问题上，周王室显出了智慧和开明气象，毕竟，这一切有周公来主持公道。
周公安抚殷商遗民的手段有三：
一是直接帮殷商“复国”，即把殷商末代王子微子从纣王的深牢大狱中放出来，立为宋国国君。
周公这一招不是一般的高明，而是高明透顶，他这样做，等于证明了周人确实不是要灭商人的天下，相反，他不过是帮商人匡正天下，周道即商道，周天下即商天下，这其中的区别仅仅是在于天命有一丁点偏移罢了。虽说有偏移，一切还是没变，你看，殷王子微子不也还是国君吗？至于诸侯宗周，那也是俺周人学习当初诸侯宗殷的做法。一句话，天命在周，而周不废殷，可见周道之正。《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就是这个意思。
周公安抚殷人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默许殷商的另一个王子箕子到东北去开疆辟土，自立一国。
所谓“默许”，就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实际上还是支持了。周人能如此容忍一个前朝的败落民族，实是周公之德。要说当时，周人有实力将商人完全杀尽，但周公没这样做。
周公的行为是对武王的匡正，大家知道，武王伐纣，血流飘杵，攻破朝歌后还把纣王的头割下来穿在白旗上，这太过火了，周公对武王的行为进行匡正，教训这个小青年不可得意忘形，任何时候，特别是胜利的时候更要敬天明德。
周公是文王的兄弟，是武王的叔叔。自文王殁后，周公是周王室与整族周人的族长，大祭司，是周王朝的精神象征与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武王虽为周天子，不得不听命于族长与祭司。
有了周公对武王暴力的匡正，才有了殷商的两个遗民之国：宋与九夷。九夷即今天的韩国。韩国历史自箕子始，而允许箕子东北立国与海外发展，这是周公的仁义使然，是周人敬天明德的极佳证明。
周公安抚殷人的第三个手段就是自己在鲁国坐镇，周公与他的儿子伯禽，是鲁国两代开国之君。
鲁国原称“奄”，是殷商王朝的故地之一，鲁人原多是殷商民族。周王朝及鲁国建立，鲁地之民依然保持着古风：
一是殷商宗教，即儒教（从胡适说）。周革商命，又取用了殷商宗教之神髓融入了周人宗教，成为新的儒教，其“敬天明德、柔事上帝”的基本教义不变。
周鲁保留的第二样殷商古风是儒祭与儒服，这都与保留殷商宗教密切相关，实即前者的具体说明。
鲁人保留的儒祭主要是“毫社”，毫是河南商丘，正是殷商旧都。殷商盛时，全中国都举行“毫社”，是通行全国的敬拜上天（上帝）及殷人先祖的大祭，鲁地与鲁人当然也不例外。
儒服即殷服，本是殷商民族敬拜上帝的专用服装。
殷商民族有两个特征：一是擅长商业，这是人所共知的；另一特征为纯信上帝，是一个全民信神的民族。殷人的“殷”是红色的意思，是从殷人“血食”（血祭上帝）得来。儒者人之所需，“需”通柔，指柔服，即殷商人穿的专用于祭祀上帝的柔软祭服。“儒”，本指穿这种祭服的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胡适语）。
鲁地本是商奄旧地，鲁民也是纯儒一片的殷商之民。周公镇鲁后，将鲁地的殷商宗教“儒”取为周用，于是殷人与周人都是儒了，不是两家。
周公以上三个安抚殷商遗民的手段在当时有效果：宋国方面，宋人（殷人）安顿下来。九夷方面，任其发展，后竟为一国。鲁国方面，更成为周邑之外的另一个周王朝政教中心，虽与九夷只隔一个海湾，与宋卫（卫也是殷商故地）非常近，但鲁地之民更亲近周，而不再亲近殷。毕竟，那已成过去。现有一切，都是周。宋也是周，卫也是周，列国与鲁国，全是周。孔子曾想“居九夷”，后来没去成。
孔子本是殷人之后，却说“吾从周”，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武王的暴力，而是因为周公的“合教改革”。当殷人与周人同一上帝，同一祭祀，同一儒服，则殷人与周人自然合而为一。
但事情又还没完。周公殁后，过了几百年，到了东周，宋国的宋襄公突然闹起“复国游戏”，明说要恢复殷商，其实要做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个中国霸主。此事见载于《左传》。但宋襄公失败了。不过由他掀起的复国运动却好像有燃起之势，宋、卫、鲁等国似遥遥相呼。
孔子正于此时出场。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宋演礼，遭到宋司马的破坏，这就是一次与复国运动的交锋。孔子以殷人正统的身份宣告了周王朝因天命所属，具有无可动摇的合法性，“吾从周”，话说得很明白。可以说，孔子阻止了当时一场足以撼动中国的动乱。孔子此举，充满了因时而变、又天道不变的周易精神，实是周公当之无愧的传人。
孔子在安抚这场动乱时，为向周王朝表明心迹，他专程去了一趟周邑。一是面谒周天子，这时他是以殷商遗民领袖的身份说话的。孔子去见的第二个人是老子，这才是他去周邑的真正目的。
孔子是继周公之后的鲁国太庙祭司，而老子是周邑太庙祭司，他们这次两地“牧首之会”，实是改变了中国当时、后世的一次历史大事件。
孔子必须去见老子，向他取得诸多关乎律法的正典，以正国人之心。
老子的职份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为老子正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守藏室之史是个什么官？现在学界流行一个说法，说老子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此说无误。夏商周三代的图书形式主要是鼎、骨与简刻。王室藏书之地称“藏室”、“册府”，即国家图书馆。因为三代的书很特殊，不是纸书，而是器物书，它体积大、重量大，必须要有专门的大房子安置。地上是天房，地下是地窖，故称“藏室”。管理三代图书的史官之名，夏称太史令，商称贞人、作册、史，周称大史、小史，国家图书馆馆长就是大史。
那么，老子是大史还是小史呢？《公羊传疏》载孔子去周邑见老子后，又曾派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我又联系《史通·史官建置》的说法：“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得出了老子正是大史兼小史、地位特殊又崇高的当时国家图书馆馆长之结论。“周史记”即周朝正典，指周礼、周易、周书等书，“百二十国宝书”即邦国之志。老子既然有权力同时给孔子周朝正典与邦国之志，他本人自然是大史兼小史的馆长。不过我这个考证已无新意，因为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已是公论，我只不过自己又证明一遍罢了，过一过考证的瘾。我在此想说的是：
一，周的史官即天官，是当时的祭司。
不是谁都可以管理周室图书，图书，尤其王室图书，里面有国家重要的档案、情报、地图，以及更重要的祭祀记录、王室族谱，是国家命脉，是王位保证与王位象征。试想，没了祭祀记录，祭司怎能凭空祷告？又试想，没了王室族谱，新天子怎样上台证明自身？
因此，周王室图书的管理者地位极其崇高，简直就是掌握了国家的命脉、机密与权杖，从宗教方面讲，这人比周天子更接近上帝。这人，只能是大祭司。商周文献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王”与“史”，往往伴生出现，这实即君王与祭司同时掌国的证明。
夏商周都以宗教立国，如果君王兼为大祭司，则无二话。如果君王是君王、祭司是祭司，则祭司手中必有权杖，以制衡君王。而管理图书，就是祭司权杖的最重要体现之一。老子为周王室祭司，亦即全中国的大祭司。“守藏室之史”，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断不是后世如太史公父子、刘向父子那样仅仅是史官。
二，周的守藏室不是独自一室，而是在太庙中。
守藏室是太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讲，守藏室即太庙，太庙即守藏室。它既是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家庙，又是祭司带领王室（特殊时候还带领大臣与百姓）祭祀上帝的国家之庙“太庙”。
因为是太庙，所以藏有祭神必备的周礼、周易等正典；因为是王室家庙，所以藏有王室宗谱与重要的国家档案。
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进的，理论上只有祭司与君王才能进入。但君王也不能随便在太庙走动，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祭祀上帝，君王并无来太庙的必然理由；况且太庙中有诸多王室秘密，如果尽数被君王知悉，则必会引起某种变动。
因此，祭司掌管太庙钥匙，是对君权的一种控制，是夏商周三代“祭司高于君王”的体现，亦即三代以宗教立国、敬事上帝的体现。
关于此图的重点说明是：上帝并不是直接赐下天命给某个君王，而是直接赐给祭司。祭司才是神人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络者，既是上帝派往人间的特派员，通灵的灵媒，又是人类的代表。祭司是负责上传下达的信使。上帝每一次把新天命告诉祭司，再由祭司告诉君王。若无祭司，君王眼前一团黑，成了瞎子。要说“王”，上帝才是王，他不会把任何人间的君王放在眼里，根本不屑于通话。祭司是人间君王的引路人，实为国之导师。
如果你在太庙中，就称守藏室为“室”或“地宫”。如果你在守藏室中，那么就称太庙为“天房”。天房与地宫，才是完整的太庙。
地宫必是密封严实的，贯穿整个太庙（包括守藏室）的立式中轴线，是为了采光，也是祭祀时要用的效果。太庙祭祀时，天窗打开，阳光从正中打进来，形成圆形光斑。祭司手执龟甲或筮草，借助这一光斑进行占卜。平时则天窗关闭。
也正好说明，守藏室必须要在太庙之下，这样祭祀时取书、祭祀完毕放书才方便，且保万无一失。守藏室与太庙，本是一体。而负责这一重大职守的守藏室之史，即太庙祭司。老子为守藏室之史，就是当时的太庙大祭司，亦即周王室的大祭司，全中国的牧首。
老子接见孔子的详情
孔子在弟子南宫敬叔的陪同下，先以鲁国官员、鲁昭公使者的身份向周天子述职。述职毕，即向老子问礼。老子之宫太庙与周天子王庭紧紧挨着，孔子乃前往求见。
关于这次历史性会见，《史记·孔子世家》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分别记载如下：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这个记载有两点需要好好玩味：
一是孔子去周邑不是由他本人向鲁君提请，而是由手下代为提请，这表明了孔子身份高贵，是鲁国太庙祭司，虽与鲁君有君臣关系，但在教中又是上级，因此不便当面提请去周问礼之事，以免坏了规矩。
二是鲁君批准南宫敬叔的代为提请后，给出的人员配置规格并不高，一车两马一仆人，只不过是大夫平常出行的样子，根本不是大祭司赴周邑的排场。此事说明鲁君对孔子此举是消极支持。一方面他不得不支持孔子，因为他没有限制孔子的权力。后来孔子为相，因不满鲁昭公的下任鲁定公对上帝大不敬，愤而离鲁，亦未见国君有任何制止，可见孔子的来去是自由的，只有祭司才敢在国君眼皮底下来去自由。鲁昭公对孔子赴周之举，冷眼视之。大约在鲁昭公内心，反倒希望由宋、卫、鲁为轴心结成的“殷商复国运动”得以成功，孔子前往周邑，很明显是要制止这事，他当然冷眼视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将音qiang，请的意思。“将问礼于老子”，就是讲孔子请见老子，恭恭敬敬地问礼。
这次老孔相会，是由孔子发起的，孔子请见老子，而老子予以配合，接见了孔子。在孔子方面，是为求礼。在老子方面，是为传礼。一个“礼”字将孔子与老子连在一起，也将这次孔老相会连在一起。
我因此得知，这次两地祭司的大碰头，内容有二：
一是传经。即前面已讲过的老子传孔子周室正典，礼、易与邦志等。
二是传法。传法不是一般的传道，指有道者之间心心相传的圣灵相接，是心灵的对接，是灵魂的悦纳，是共同侍奉上帝。
老子向孔子传法后，这两大祭司还举行了联合祭祀，当然由老子牵头，孔子观礼、习礼。这其实是一件传法大会，老子亲自现身说法，告诉孔子什么是周礼。
因此事是临时发生的，不能插在作为国家大典的大祀中，因此老子没有设在太庙让孔子观礼，也没有请周天子前来观礼。
老子与孔子二人以微服的形式到民间走了一趟，通过观察民间葬礼，得出周礼得失，从而总结出世道变迁及问题所在。此事可见老子行事甚密，又中规矩，确是大祭司的所为。此事见载于《礼记·曾子问》，是孔子的自述，内容相当可靠。引述如下：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问丘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礼记·曾子问》）
孔子这段自述很有意思，他回忆当初在周邑与老子一起观察的情形。“老子教孔子葬礼，可见老子确是大儒师，是个老儒。因为在当时精通葬礼的只有儒这种人，儒正是以丧礼为工作。”（胡适语，大意，见《说儒》）。
这段话又是老子教孔子周礼的证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即在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