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意义而言，当前公共话语界所谈论的“乡绅”传统，以及中国民间长期的“自治”传统，只是一种政治想象。中国基层社会看上去是相对稳定的。这种表面性稳定，是基层社区的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封闭社会的穷苦人士，其生存压力小于高层的帝王将相的相关压力。也因此，乡村自治主要基于物质层面和合作层面。强调性独享权，贞节牌坊、沉塘刑法就是其中的特点。依赖于道德与信任，要确保治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所以某种公正仍然是会有的。因此，这种博弈，可以维系基层社区的相对稳定。高层的生存压力却是政治性的。高层权力争夺战，轮回掀起的底层战争，就能在短短的两千年间，在中国社会制造至少十五次超过三分之一人口减少的战争。只是，这种人口灭绝及其苦痛感，由于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相对变得可以接受。社会结构在表面上会有所改良，这种改良的动因是旧有统治势力的被颠覆。改朝换代的血腥经历与记忆下对失去政权的恐惧，带来了某段时间内的相对自制，皇权道德形象的表面性更替一直在进行中，各种休养生息政策一定程度上被落实，从而形成了第二个安慰性理由。
三、司法正义：说是民本，看似人本
西方社会很少使用“民本主义”这个词语，我们也很难找到与“民本主义”相对应的英文词汇。这种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的巨大差异，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难以得到一个顺利对话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自由主义”难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的重要原因。看来，要想破除这种困难，必须在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寻找二者的共同因素。
在英文词典中，与“民本主义”意义最相近者是humanism，即人文主义，也即人本主义。所谓人本主义，乃是这么一种系统的看法，它认为在人类理性下解决问题比在宗教信仰下解决问题更重要；它强调基本人性本身是决然正当的。因此，人本主义思想并不谋求对人性的改造和宗教救赎。人本主义乃是在欧洲新教改革之后才开始大行其道的。虽然回避了底层社会的法治化参与等因素，却是近代欧洲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象征。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经济契约的扩大加速了政治机制的法治化进程。由于法治体系的运行，在法律面前，君主并不具备比臣民更高的人格。这种转变的根基与契机则是欧洲的新教改革。以耶稣基督的孩子、同一信仰的弟兄姊妹的身份与名义，每个人在人格与尊严上获得了全面的平等。以宗教为基础，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作用下，“个人自由”这一命题被真正提起，从而才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
相反，儒家思想认为，高高在上的君主统治着千千万万的“民”，这些“民”可能是“小民”，然而这些君主本质上还是能够具有节制之德的。如果不具有这种道德，就高度而言有“天谴”这样的自然诅咒（看上去颇有自然神论的特点），就低度而言臣民至少可以奋勇反抗，直到诛戮暴君。孟子便反复强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不能说他们对待政治生活是不具备抗争精神的，甚至强调“恒产”受到保护的“消极自由”的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其相对理性的思考便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孟子，近代一位学者，曾经给出一点也不实证，远远超出其思想地位的评价：
从孔子老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士大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两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好在这位一直自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归国博士很快就承认：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有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某种政治想象主义延续至今，由于缺乏政治学的基础知识，余英时先生就这样论断：
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personalism）精神凸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都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民主的精神凭藉，可以通过现代的法制结构而转化为客观存在的。法制是民主的必需而非充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有法制而无民主。然而上列种种精神凭藉，尽管远不够完备，却已足为中国民主提供几项重要的保证。
余先生这段话根本上忽视了：德日转型关键的临门一脚，是美军主导下的民主化改造。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一以贯之的嫡长子继承制，天皇不变的元首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有限的正义一元论。“圣王创世”，日本人未必不信，然而，日本主流绝然不会承认“天命靡常”这种无视现存秩序的话语。由此导致，日本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几乎不发生底层革命运动的国家。至于德国，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死难者，更是无法淡然如这种政治想象主义之叙述。如果说在西方，基督教及其法政体系，体现了完备的正义一元论，那么日本这种有限的正义一元论，与中国社会缺乏超越性所体现的极度的“在场性”相比，仍然体现了巨大的“超越性”，既保证了日本历史的不中断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又在日本的民主化转型中（只要天皇接受民主改革）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只是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个人自由、小共同体精神和司法正义传统。除了上述所说的儒家学说种种不足之处外，恐怕还与中国民族长期存在的“集体主义”思维有关。中国人重“集体”，所谓“天下为公”，家族观念、国族观念可谓深入人心。中国人甚至也重视社会个体，但这种重视从未纳入到政治生活领域，个人充其量只是道德净化的对象、社会生产的机器、军事行动的军械罢了。而由孔子开创，朱熹、张栻继承，在东林党人身上得以发扬光大的书院“讲学议政”的政治想象主义传统，在国家主义的“官办学院”和“官修史书”面前，虽经千年劫难而不灭，却显得那么渺小脆弱。
相反，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古罗马的权利意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更是从基督教教义那里挖掘出了个人自由与司法正义的因素。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口号便是“信仰神即可得救”。以其特有的教义理路、教会机制，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开启了成功论证司法正义合法性的正义一元论。既然大家都是神的子民，无须通过任何世俗力量的批准便可通向天堂，与耶稣基督合一，恺撒还有什么神圣的呢？芸芸众生还有什么高低贵贱呢？打破世俗权柄的真理解释垄断权，并制度化落实其政教分立成果，还有什么大逆不道呢？于此，欧洲开创出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传统。
这种“个人主义”和前面余先生指出的中国方式的“个人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或集体利益，即使是大权在握的专制君主也并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人格优势。这种利益表达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恰恰是这一点，乃是民本主张从来没有发展到人本的根本原因，也是使民本从未得以落实的思想制度因素。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分析，仍旧体现了过多的精英化特点，明显忽视了底层的社会性与公共性。事实上，在文明孕育的早期过程中，无论中西，都有丰厚的小共同体传统。
中国东周以前的社会，就有一种“分封建国”的机制，这种机制承认有限的地方贵族自治。我们赞成这种地方自治传统的可接受性，以区别于那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然而，承认这种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另一基本事实：缺乏美国式的新教民情和小共同体传统，颂扬远古社会的“小共同体”这种叙述，无意识中拒绝现代性分析，仍然带有颇多的政治想象主义的特点。简而言之，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千方百计消灭小共同体、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是值得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