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扶我去公社卫生所，我要生孩子了。”她大喊着。
村里同来的几位年轻人看到她大汗淋漓，脸色苍白，赶快七手八脚抬起她就奔向公社卫生所。谢天谢地，电影院到卫生所才五分钟的路程，进卫生所不久孩子就呱呱坠地，是一个带把的男孩。
“你怎么还看电影？你差点把孩子生到礼堂里了！”接生医生责备她。
“你知道在农村看一场电影有多难啊！一年才一次，再说我是老师，我要带学生哩！精疲力竭的王珈珈望着刚出生的儿子欢喜地说。如今儿女双全的她，更感到有一种来自心底的喜悦与踏实。”
生儿子的这一年，农村闹干旱，菜地里一点青菜也没有，队里也没有食用油分。王珈珈整个月子里没菜吃没油吃，家里的母鸡要留着生蛋，只好杀公鸡吃，珈珈吃得上火，额头上长满了脓包，身体异常虚弱，从此落下一个一生也治不好的毛病一一只要到时间没吃饭，她就流汗不止，难受得很，一定要立刻吃东西才好。
说来也怪，这小儿子和他姐姐一样，似乎也明白母亲的辛苦，每天喂饱后，不吵不闹，乖乖地睡觉。大家都说：“王老师，你怎么这样会生？这样乖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土生土长的孩子不知不觉在泥巴地里一滚就是一个春秋。他们和别的农村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玩具，家里养的猫、狗和小猪、小鸡就是他们童年时的玩伴。他们从小和妈妈的学生在一起玩耍，小小年龄天天在教室里陪读，还懂得不打扰妈妈上课，珈珈的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大家都争着带他们玩。物质上的贫乏和单调丝毫没有影响这两个孩子童年的快乐。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给珈珈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和温馨。
“咯咯咯，咯咯咯”，家里的母鸡又生蛋了，在教室里陪读的两姐弟耳朵很尖，听到之后立刻飞奔出教室，守在鸡窝旁，耐心地等待母鸡离开。然后，他们用小手小心地捧起热乎乎的鸡蛋，跑到对面的小卖部：“老公公，老公公，鸡蛋换饼饼，鸡蛋换糖糖。”然后踮起小脚，将鸡蛋交给老公公。用鸡蛋换回一点点好吃的是姐弟俩每天最大的乐趣。到了晚上，王珈珈一下课，女儿就举着一块小饼干说：“妈妈，这个是留给你的。”儿子扬起小脑袋，摇摇晃晃地举着一块糖说：“妈妈，糖糖，给你。”这是姐弟俩从换回的糖果中省下给妈妈的。这也是王珈珈一天中感觉最温馨的时刻。她紧紧地把他们搂在怀里，感动地想：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心疼妈妈。农村的生活虽然苦，但是有家庭的温暖和为人母的欣慰，更加重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她心里燃起一种从没有过的圣火，这是人类及动物最原始的爱一一母爱。望着他们稚嫩的脸庞，她不禁在心里发誓：“无论此生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我都要拼命保护他们，竭力给他们最好的教育，让他们健康、幸福地成长，永远快乐。”
那年头，在农村下乡务农的知青很多，他们回城的交通工具只能是沿路搭顺风车。只要见到知青手举红宝书站在路上，好心的司机便停下来带上他们。每每大队部卫生室有重病社员要送去市大医院，他们也总是找王珈珈帮忙。珈珈拦下汽车，再请求司机将患病的社员带上。沿路的司机看到风姿俊美的珈珈总是愿意停车的，后来有相熟的司机打趣道：“哇！你这施的是美人计，你拦车自己不坐，为别人卖力。”女儿小清看惯了珈珈拦车的动作，想不到这些事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一天，公社借军队礼堂放映电影，电影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举着语录，挥手接见红卫兵，小清看了大叫：“毛爷爷拦汽车！毛爷爷拦汽车！”引得周围的知青哄堂大笑。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珈珈的善良、聪慧和要强让她在农村有了很多朋友，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但是在那个年代，王珈珈的出身是一个脱不掉的黑色阴影，也像一块阴冷的乌云，随时可能遮住阳光，让日子变得灰暗。
1971年冬天，王珈珈所在学校的校长任文光要每个老师用毛笔抄一篇语录，说是公社书记要大家抄的。王珈珈和其他老师每人抄了一篇交给了校长。
“王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要抄语录吗？因为大队发现有反动标语，他们怀疑是你写的，因为你爸爸在美国，你一直被当做特务呢。”第二天，老师任明生小声告诉王珈珈。
“什么？”珈珈大吃一惊。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这么努力工作，却因为亲生爸爸在美国，还是被当做特务怀疑着。年轻时的热情和理想是支撑她在农村艰苦生活的支柱，珈珈可以忍受生活的艰辛，可以忍耐精神生活的贫乏，却不能容忍自己被最信赖的组织怀疑。她内心的支柱崩塌了。自那天起，王珈珈病了，发高烧，肚子痛得难受，积劳成疾的身体经不起这巨大的精神打击，她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动，偏偏这时候董明春又出差了。
3岁的小清懂事地用湿毛巾给妈妈擦脸。她踩端着小凳，踮着小脚，学着妈妈平日做饭的样子，炒些剩饭剩菜喂给妈妈和弟弟吃。
一天，王珈珈在女儿的搀扶下，正要去上厕所。
“妈妈，妈妈，大姨来了。”突然，女儿欣喜地大叫着。
“姐姐！”王珈珈望着进来的姐姐，悲喜交集，满心的委屈和伤痛立刻化成眼泪，扑倒在姐姐身上痛哭流涕。人家说，双胞胎互相之间是有心电感应的，她们之中一个人有难，另一个人立即会感受到。
珈珈把自己受委屈的事告诉了姐姐。王珞珞望着眼前的妹妹一家：女儿小清穿一身大花棉衣，儿子林林穿一身蓝布棉衣，两个孩子从上到下像两只小水桶。再看妹妹脸色蜡黄，步履维艰。那个高中时代在跳伞队时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妹妹到哪里去了？她抱着妹妹及两个孩子，不禁放声痛哭，不明就里的小清与林林也跟着大哭起来。
这是一家人为不公正的命运发出的悲鸣，有时候个人无法扭转命运的转轨，但是转机往往悄然到来。
“听说公社分配了W市几个大学名额，其中有三个名额是H大学的，你上学的高中不就是H大学的附中吗？”1972年夏天，春伢子从公社开会回来带给王珈珈这天大的好消息。
“真的？”她惊喜地大叫着，立即决定去找她的中学老校长郎诗君。
第二天，她请了假，赶到W市。郎校长是北方人，知识渊博，非常重视人才，他和夫人一直非常关心珈珈。几年来，王珈珈每次回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看望老校长、班主任刘文恒老师与物理老师万文揆。他们待她是亦师亦友，如父似兄。
见到老校长，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向老校长讲述了自己在农村的艰辛和被打入另册的委屈，讲了希望能上大学读书，希望借此改变自己和两个孩子的命运。老校长了解珈珈，在校时珈珈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几年在农村她仍然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老校长安慰珈珈，凭她在农村的出色事迹和教学成绩能被H大学以有特殊贡献的知青录取。
老校长一口答应帮忙，并马上带她去找到郭院长，郭院长听了珈珈的事迹后当面指示负责招生的人一定要向珈珈所在的公社点名要她。珈珈看到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不禁一阵狂喜。按照当时的办事程序她又连夜赶回县教育局，向县教育局提出上大学的申请。县教育局的同志几乎年年听她的公开课，对她印象很好，县招办工作人员一致表示：“只要下边报上来，县里这一关没问题。”
珈珈兴冲冲地回到公社。心想：“以我多年在这块土地上实干的成绩，公社做个推荐应该没有问题。”谁知她刚刚提出申请，就被一瓢冷水泼下来，原来大队干部想保送自己的孩子，不愿她占一个保送名额。大队干部故意刁难说：“你爸爸在美国，你又是结了婚的人，万一上学期间怀孕生孩子怎么办？那么多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弟单身都还没有推荐，怎么会推荐到你的头上？”无论她如何要求，大队干部就是不肯为她写推荐表。就这样，珈珈第一次上大学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王珈珈从小就没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中学时，她最喜欢的是解难题。受挫之后她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她决心冲破难关，绝不放弃。趁着放暑假，她去医院做了绝孕手术，以防第二年又有人以会怀孕生孩子为借口刁难她。
1972年，周总理以超凡的政治远见和智慧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随着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有美国的海外关系已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而是国家要特别重视的统战对象。这给珈珈又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天，王珈珈进城找到妈妈，一见面就急切地说：“妈，我要和美国的爸爸联系，你能找到他现在的地址吗？”
妈妈皱着眉头说：“不要自找麻烦了，他这个海外关系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少吗，你为什么要和他联系？”
王珈珈拍拍妈妈的肩膀说：“您不要担心。现在形势不同了，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毛主席接见了杨振宁、李政道博士，这些照片都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可见党和国家重视这件事。爸爸在美国是科学家，是杨振宁那一类型的人才。我想找到爸爸，请他写信给有关单位，要求照顾我们姐妹上大学，这是我目前最后的办法了，此外，别无他途。”
妈妈笑着说：“你真是紧跟形势。但愿爸爸能解决你和姐姐上大学的问题，将功折‘罪’，不过我和他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现在的地址。”
姐姐王珞珞知道妹妹的想法后立即请求A市外事处帮忙，通过上海浦东的后母娘家找到了父亲的地址。王珈珈立即给爸爸去信，第一封信就是要求爸爸帮她写信到大队、公社、县里、省里和中央科教组要求让她上大学。远在美国的爸爸平生第一次收到思念多年的亲生女儿的来信，他怎能不喜出望外，兴奋得彻夜未眠，立即按照女儿的要求一一去信，并马上回信给女儿，一定要帮助她们重返学校，让她静候佳音。父女第一次交流心声，骨肉情是永远割不断的。
这年，大队书记的小儿子正好升到她教的五年级，她尽全力辅导他的功课。这孩子长得清清秀秀，打得一手好篮球，她安排他参加学校篮球队和文艺宣传队。孩子的姐姐和姐夫都是66届毕业生、回乡知青，由于大家文化程度相近，自然共同语言也多些。
由于王珈珈常去乡下家访，孩子与家长都喜欢她。她睡房窗口下有一张书桌，每天中午她下课回来，桌上总是堆满了家长要孩子们带来的自己种的青菜、水果。这孩子的姐姐姐夫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俩对王珈珈这位才女也充满了同情之心，回家时常对她父亲唠叨，使书记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
1973年，王珈珈再次申请上大学，大队头一个就推荐了她。
1973年夏天，油菜花开了一地。在T公社的公路上走着一男一女，他们刚刚参加公社入学考试回来，一路有说有笑。两人名列前茅，那男的是T公社1964年下乡的知青杨明汉，这女的就是王珈珈。
“走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照张相，作为几年插队落户的纪念。”王珈珈喜滋滋地说。
谁知几天后通知下来，他俩都中箭下马。理由是珈珈的父亲在美国，而杨明汉的父亲在台湾。公社推荐了其他有关系的干部子弟，珈珈上学的梦如泡沫一样再度破灭了。
王珈珈想：“8年前，我还有资格考名牌大学，8年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不给考大学的机会，真是岂有此理！那就层层向上反映吧！”
当时正好学校放假，她卖掉了自己喂的猪，用卖猪的钱当路费。带着大队写的推荐评语，把3岁的女儿托付给三嫂，背起2岁的儿子，顶着烈日去县城、省里来回跑。在那艰苦求学的日子里，多少善良的人向她伸出热情援助的手啊！县、省招生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同情、支持她，可是他们没法帮她办理。
“小王，你何不去找省教育局管招生的宋局长，让他写个条子，我们也好师出有名地帮你。”省招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省招生办公室主任接着说：“只要省教育局长同意，我们就可以专门下达一个名额让你上大学。”
听此一计，她赶忙按他们给的门牌号码赶到宋局长家。
“咚咚咚，咚咚咚……”
“谁呀？”
“我找宋局长。”她急忙讲。
“他正在睡午觉，你在外面等着，等他醒来再听你说。”
八月骄阳似火，她汗流浃背地站在门外，好不容易等到宋局长午睡醒来，她赶紧递上大队推荐评语，这几年从省、县、公社得的奖状，向局长详述自己八年前如何不考大学下农村，如今经这八年的锻炼希望上学深造。只见宋局长睡眼惺忪地一边听一边点头说：“不错，你表现优异，符合招生条件，应该上大学。”
她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说：“请局长写个条，我送到省招生办公室去。”
“不用写，你就对他们讲，是我说的。你符合条件，我同意你上大学。”他斩钉截铁地说。
从局长家出来，她高兴得边哭边跑，飞奔到省招生办公室：“局长同意啦！”
他们也为她高兴说：“还不快回县里去办手续。”
冒着酷暑，她赶到郊区武泰闸拦汽车赶到县城，当她兴高采烈、大汗淋淋地告诉县招办：“一切都妥啦……”的时候，招生办的小张难过地告诉她这个完全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你上当了，刚才省招办来电话说，你刚走，局长就打电话给他们，要他们不允许你上大学。还把他们臭骂一顿，怪他们把他家地址告诉你。”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一个省教育局长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教育局长亲口说的话竟不算数！
原来这位领导人把她当皮球踢走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