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如是说。然而，在谈论如题所示的不同的或隐或显的对待诗歌的态度之前，我们不妨先在考察一下词语的感情色彩(其实更是文字词语的文化负载和历史遗留等问题)。文字永远具有一种蛊惑与欺骗性，太多的词语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偏见，这种成见隐藏(而非内在)于文字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文字都应该是中性的。然而，所有的文字的背后都负载着历史文化的遗留与因袭。有的时候，作为所谓形而上的“道”层面的文字已获得了解放和重新诠释和表述，作为器物层面的文字却依然缠着裹脚布。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如果仅仅落实在抽象的文化思想体系或学术着作等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更长远地对人的思想观念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心态史、风俗史等更具决定意义，而这种心态、风俗却常常从民众的日常思想观念、日常生活和器物等之中体现出来。每一种器物背后都有一个幽灵，正如许多现代科学发明物本身就蕴涵着一种科学的观念、甚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思想观念一样，器物本身也具有文化的效能，因为器物本身就是浸染在历史文化传统中而来的。姑且将文字看做一种器物。则将词语背后的幽灵大白于现代思想观念的阳光之下(尽管也并非全是阳光)进行过滤，是尼采并未完成的任务，却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个思考的前提。熟视无睹、习焉不察固然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学现实，是人之常情，一种先天的局限，然而决不可以此自我安慰，而必须时刻保持思想的超越性和反思性。即是说，尽管身为“当局者”，我们仍应具有跳出三界外来打量的“旁观者”的视野。对文字的理解就应该这样，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遗留和政治意识形态蕴涵，只有经过这样一番清理，我们才不至于在做价值判断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偏见的共谋中去。
清理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蕴涵、历史偏见和意识形态遗留，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剥笋抽筋的过程之后，我们便能发现，“为稻粱谋”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具有本体论、存在论的形上意义，完全具有其正当性和合法性。谁敢说他完全不为“为稻粱谋”？人们在争论中，常常抡起“为稻粱谋”的指责的大棒说三道四，仿佛一旦“为稻粱谋”便染上了人格的污点。然而，能看看自己的高堂妻子嗷嗷待脯而无动于衷吗？两相比较，谁更残忍冷酷？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博爱的基础上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稻粱谋”与否，而在于其方式和限度。据说，在没有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一切追求首先得“稻粱谋”，其次才是艺术追求。以此言之，我们在进行价值评判时自然不会峻急刻薄地苛求。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了文艺的经济学意义，换言之，文艺有时候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实并无本质不同(参见拙文《文学研究的经济学意义简论》，此不赘述)，此其一(姑且简单说说)。其二，大多数人又往往容易忽视文艺的心理学抚慰作用，这就是前面谈到的承认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
然后才说到美学追求。无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怎样的蛊惑人心，艺术包括诗歌都必然涉及到如何处理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美学现实等的关系的问题。固然不妨在所谓的纯粹的艺术层面深度开掘(有无纯粹层面姑置勿论)，完全莫谈国事却也绝无可能，即使主观一直上并无此动机。卖炭翁的个体情感也往往折射了大的社会文化现实，换言之，个体的情感包括艺术情感、美学追求是在结构性的社会政治文化现实中才得以保证、催生和实现的。“写什么”和“怎么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折射出了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或风云，甚至写与不写也是这样，正如沉默也是一种言说方式；隐退和逃避、拒绝也是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一样。换言之，你的不选择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选择了，这是无可逃避的。然而因此而陷入决定论和宿命论的泥淖也无必要。这并非是一种无可逃遁或反抗的宿命，在承认被塑造和制约的前提-卜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超越和反作用的空间。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如何处理结构与变迁的关系，既在结构之内，又试图跳出和打破、超越结构去思考。
最后要简单谈谈所谓的意识形态反抗的问题。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批判知识分子主体构成结构和模式上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营盘与兵”的社会学主体构成模式(参看拙文《试论批判知识分子的必要与可能》)。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健全发展必然需要批判知识分子即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提供批评意见的知识群体，这种起因于不满或反对意见的批评在我看来，不同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的不满因而旨在颠覆现政权或现有文化政治体制，而是将立足点更多更主要地体现在改进(因而就是一种维护)现行文化政治体制，尽管有时他们的批判几乎是极为峻急和颠覆性的，这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反抗应持的真正立场。对社会总体而言，“永远的反对派”是必要的。“永远的反对派”的说法对具体知识个体而言肯定难以完全适合，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不是狂人就是疯子，事实上，我们很难设想这样的知识个体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批评。在“永远的反对派”的大旗之下，聚集起不同阶层的持反对和批评意见的人，有时他们是以压力集团的形式出现，有时则作为边缘弱势群体的(代言人)面目出现等等。但这个所谓的“永远的反对派”群体是一个动态松散的结构，结构内的主体构成是经常变动着的。质言之，“永远的反对派”是一个具有自我进步机制的社会肌体保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说学校是铁打的营盘，则学生就是流水的兵，他们的存在便保证了学校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一个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批判知识分子，毋宁说，当他符合或按照某种原则、方式来行动时，他就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一旦他抛弃这种原则和政治文化选择，他就自动从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退却下来，尽管对这种退却任何人无权表现出某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上的谴责态度。
不妨从社会学的角度谈谈如何看待“永远的反对派”的地位和必要性、重要性。涂尔干有一个着名的观点，认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和工业社会的产生，所谓的有机团结逐渐取代机械团结，即以基于分工和相互依赖的团结类型取代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团结类型。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结构体，根据结构主义的理论，这个有机结构体中的任何部分都对整体结构的正常运转不可或缺，在这个意义上，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本身并无任何等级制，同理，有机社会机体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应有任何道德或经济上的等级制。批判知识分子作为永远的反对派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但这决不可以成为批判知识分子持以傲人乃至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无端道德优越感的理由，从而有意无意在心目中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其他知识阶层之上，造成自己所致力于批判的新的身份、阶层歧视。社会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亦持相同的论点，“社会事项(包括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等)的意义(和作用)取决于它与在该社会中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其他事项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体社会的贡献”。譬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就认为“结构形式的稳定性取决于整体的‘功能统一性’；这就是说，不同部分的相互调适。对社会形式的持存特别关键的是‘适应’，这指该社会成员的态度与行为的标准化和相互调适”。这些论述对批判知识分子如何理性审慎地看待自身的使命和社会地位是有启发的。然而，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的是，按萨义德的说法：“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知识分子需要有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上述的言说很容易在批判知识分子心目中激起一种自我崇高感，这是不能强调过分的。还应记住，完全的反叛并不可取，这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社会学主体构成机制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也正因此，我不赞成所谓被招安、收编、驯化等道德谴责意味浓厚的评价用语，就知识个体而言，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的行为无可非议，尽管作为铁打的营盘应该永不妥协。意识形态反抗不能成为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习惯性行为，而只是一种姿态。
三、必须启蒙吗？怎样启蒙？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文学艺术必然就要关注“国艰民瘼”等所谓的“宏大叙事”，事实上，作家和作品必然处于文化政治风云的背景之中是一回事，而作家作品有无必要刻意去关注和描写这些风云则是另一回事。你固然不妨在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现实关怀——当然，如果以诗歌的名义，那还必须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和反映；你也固然不妨以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往往是一言难尽。不妨参看拙文《试论批判知识分子的必要与可能》等)白任——但你决不可因此就要求别人亦复如是，“己所不欲”，固然“勿施于人”；即使是“己所欲”，亦不可轻施于人。一言以蔽之，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的选择，却不应代表和干涉别人的选择——而且，所谓知识分子对社会道义的自我承担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文学或诗歌，积极入世和社会关怀的方式应该是很多的，况且，文学艺术上的美学追求和现实关怀本来就可以并行不悖。尤其令人失望的是，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言行严重脱节，他们的很多主张其实只是律他却不律己，自己来呐喊，却希望他人去奋斗和牺牲，就好象把别人推上前线，自己却在大后方故作姿态地摇旗呐喊，笙歌燕舞，享受别人奋斗和牺牲得来的果实。固然会有社会分工的不同，然而，那种阳饰崇高之名目而阴逞不可告人之私意者却实在让人有些不齿。据说，这种心态有时几乎成为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如果不身体力行，不践言践行——当然，即使你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你仍然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同你一样行动，尽管别人可以敬佩你的选择——大家就会很怀疑你发言的动机了，这样的表现怎能让他人相信你的真诚。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其实都只能是一种个体的选择，不好强求别人。如果说“执己意以为是”(终究还算是比那些“自己不相信却偏偏要请君入瓮地让他人奉行”的人在人格上高尚些，如果这个信仰确实有正面意义的话)而强求一律的人奉行的是宗教的原教旨主义，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个体的宗教，但求诸己(当然是指正面价值)——未能度己，焉能度人？启蒙、度人等如果仅仅是一种单向(所谓单向，有两层意思：只是“我”启蒙“你”，“你”不能启蒙“我”；只是“我”启蒙“你”，“我”却不启蒙［内求诸己］“我”)的传递，那就极容易沦为可能会导致专制统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而产生种种我们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罪恶。事实上，中国素不缺乏教训别人的人——譬如所谓的种种居心可疑的社会动员等——，恰恰缺乏的是教训自己即内省的人，而这恰恰是我所说的个体的宗教的意义。换言之，我们缺乏的其实不是牧师，而是信徒；不是教授，而是个体宗教的教徒。然而，现在很多的知识分子言说却缺少信徒的精神品格，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和失望的。所以，知识分子写作固然可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但这只是诗歌写作的一部分，正如其所宣言，决不可因此而抹杀其他写作姿态的现实取向和美学意义，而这也正是“第三条道路”所宣称的“独立性”的精神旨趣所在：“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每个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佳写作途径。”(这个在随后的关于“包容”与“个性”的关系还要论到)
这里要说到“第三条道路”“别了，启蒙”的宣言。其实，“第三条道路”所宣称的“别了，启蒙”并非是真的完全抛弃启蒙的选择和立场，而是出于对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所谓启蒙的厌恶感，因此抛弃这种单向的启蒙方式，尤其是抛弃那种自己也没有信仰的牧师式的启蒙，而转向信徒的精神姿态。而且，启蒙也不能是外在的强制启蒙，你固然不妨提出自己的主张，然而这种主张决不是灌输，当然也不是欺骗，而是提出来让所谓的被启蒙者自由抉择，也就是“第三条道路”所谓的“是提醒，而非唤醒”。这种提醒的精神姿态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平等和尊重对方的姿态去交流(交流是必要的，平等交流下的互相转变原有的精神立场也是可能的［不妨听听哈贝马斯的说法］)，也是出于对自身局限和错误的可能性的一种必要的警惕和反思，即，你固然可以相信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应该是开放式和具有单弹性的，并不排斥交流和随之而来的改变，如果事实证明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罗云锋，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若干。一封致《第三条道路》主编的公开信(节选)杨然
主编朋友：
《第三条道路》第-卷收到。气吞山河，可慰壮心!
新诗走到今天，绝不可能仅用“知识分子”和“民间”这两个阵营就可概括得了。这两个阵营存在着诸多当今中国新诗界的重要诗人和优秀诗人，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在这两个诗歌阵营之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阵营，更多变的阵营和更未知的阵营，这也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第三条道路》是证明这种诗歌更加广阔、更加多变和更加未知存在的第一里程碑。你们的工作对新诗而言是划时代的。
一
我是一个爱诗如命的人。我用我的诗观来证明我对诗的热爱与向往：
——把一切变成诗。沉思。狂想。直觉。幻象。以及预感。这一切精神状态，指引着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不想对诗作出界定。“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灵魂都看见了”。而灵魂看见了，就等于诗歌看见了。必须独来独往。敢于自生自灭。与人对话．与神对话。与英雄天才对话。与疯子、乞丐和大师们对话。与植物动物和非生物对话。横竖是心灵自由。始终要神交宇宙，深入万事万物，把一切变成诗。一生中，只求百分之一的作品留下来，传下去，这就够了。写出来只要美感、抒情、过瘾，就好了，就舒服了。
——我对诗歌的理解很简单，它就是为了完成灵魂的表达。
——我坚持诗歌的固有道德：抒情、言志、叙事，通过自然的感悟和魅力，运用意象和幻象，依据语言的张力、密度、内涵美、歧义性和空间韵律的形式，完成精神世界的倾述。诗人诗人，以诗载人，人不离诗，诗不离人。与其人交往，必思其诗。与其诗交往，必想其人。诗歌除了灵魂的表达，其它争论都是技巧范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