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人道智慧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岁，开始撰写佛陀传记，在《佛遗教经》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时，心中感触甚深，我检视过去颠沛流离的岁月，自忖若非凭仗忍耐作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过苦难连连的时光？我又盱衡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觉更需坚此百忍，方足以应付万难。从此，我时时刻刻以忍耐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圭臬。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实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我出身贫穷的苏北，十二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二十三岁那年，我播迁来台，在兵荒马乱之中，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身边一无长物，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我只得过着四处漂泊，风餐露宿的日子。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摔到沟圳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晒得汗流浃背，头皮发麻。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
后来，我从中坜、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之后的十余年，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做母子兄弟眷属，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都被我严词拒绝。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另谋出路。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哪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并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
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为了服务大众，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饭菜行堂六年、担水司茶一年半。初来台湾，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以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数小时落叶、水沟、茅厕，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虽然与当地住众、信徒言语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只是有谁知道，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继续未竟的工作。
后来，我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开始搜索枯肠，熬夜笔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会说法布教。为了准备讲辞，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有时竟通宵未眠。佛光山开山初期，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近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在岛内外讲经度众，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数十年来，无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劳累、忍耐疲惫中度过。然而我不以为辛苦，因为忍耐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素来身体结实，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历让我苦不堪言。在丛林参学十载，我曾经生烂疮，发疟疾，虽然辛苦难耐，足以致死，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为的是已将“色身归于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抑或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药而愈。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脑热，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长，遇到再厉害的感冒、再严重的病痛，我也惯于忍住苦楚，继续弘法写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
近几年来，精力不复以往，糖尿病、高血压、眼疾、腿伤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渐衰朽退化，所幸头脑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处云游，弘法利生不断。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们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而在病时不觉病，苦时不觉苦，自觉“忍耐的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过去大陆的丛林教育非常传统，在聆听长老开示时，必须双手合十，如果讲话开示好几个钟点，等到放掌时，手已僵硬不堪。训练最严格的时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个小时，起身时，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进肉里，两脚酸麻就更不在话下了。纠察师手拿杨枝，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一个动作不合标准，便是一顿鞭笞。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浑蛋！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浑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欲成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红帽子是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着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着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着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着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类似这种经历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唯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八九岁时，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分析判断，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十一岁时，我曾随着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及至成人，我虽然有数次赴日深造的机会，终因国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弃。
在岛内外，我的在家信众多达百万；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们固然对我恭敬孝顺，我也奉献了许多精力心血。大处不提，就琐事而言，我容忍他们的差异性格，耐烦地循循善诱；我容忍他们的情绪用事，耐烦地谆谆教导；我容忍他们的不同意见，耐烦地从中调和；我容忍他们的不守时间，耐烦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艺术。由于我肯付出容忍耐烦，才能摄受他们来到佛门为大众服务。
幼儿以啼哭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泪，力气也耗尽了；妇女以娇媚为力，然而一旦使出娇媚，气势也消失了；莽夫以拳头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头，正气也瓦解了。唯有真正的菩萨行者，他们以忍耐为力，以慈悲为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气，排除万难，成就福国利民，饶益众生的丰功伟业。
虽说我一向推许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时候，例如，当我在台上演讲，看到台下前面还有空位，而后面的人却没有位子可坐时，我会呈碍难忍；当知道别人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也会义愤填膺；当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时，我会上前指责；见闻好事，不即刻参与，我也会坐立难安。我以为，一成不变的忍气吞声，姑息纵容，并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应该是当仁不让，顾全大局，为众谋福。
我今已年老，自愧还是在忍耐上不断学习、突破，在生活当中，对于佛说“忍”的三种境界体会颇多，我以为，“生忍”，是为要生存在人间酝酿的耐力；“法忍”，是在转识成智，用佛法所产生的智慧；“无生法忍”，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处处所所，无不是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