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岁，不久，战祸延及家乡扬州，我的外婆刘氏见情势危急，赶紧召集家人开会磋商，逃避战火兵难，以决定去留。没想到一个个都争着与家园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时，外婆的一句话令我们茅塞顿开：“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
当我们逃离家乡百里以外，再度遥望故里，只见远方一片火海，大家在惊惶难过之余，无不庆幸能逃过此劫，外婆的那句话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口。
十二岁那年，我将出家的意愿告诉母亲，她噙着泪水说道：“李家这棵树上结的三颗果实，就看你这一颗怎么红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后来如愿出家，及至和母亲暌违四十余载，彼此再度见面时，她已是白发皤皤、皱纹满面的老妪。兄弟告诉我：数十年来，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泪湿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问母亲：“当初您怎么舍得答应让我出家呢？”她说：“家乡的文化教育落后，留你在家，恐怕会误了你一生，何必同归于尽呢？”其实这个答案早已在我心里，如今只不过是作个印证罢了！我早就知道：坚强的母亲秉承外婆的深明大义，不会要求我们聚守在一起，让儿女们“同归于尽”的。
出家后，我曾到各处的名山古刹参学，过去佛学院封闭保守的教育，与青少年天真活泼的思想格格不入。记得我们曾经上书院方，建议设立运动场，纠察老师不但不接受，还要全班罚跪，以为惩戒。为了不希望大家“同归于尽”，我勇敢地独往承担，以免大众受罚。另外一次，全班同学以交白卷来抗议老师授课不讲究方法，教务处追究原因，我自愿前去认过，代众接受处罚，以免大家“同归于尽”。虽然几经责罚，乃至一度被师长们视为问题学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为着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还曾经舍身饲虎，葬身鱼腹，我这一点小小的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离开佛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争着去有名的大寺做当家、住持，我却一个人跑到农村去弘扬佛法，一面在田庄耕作，一面在小学教书。因为我觉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线，佛教的僧才种子应该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处，同归于尽。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着“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去留。他一听到我有志到台湾弘法，立即欢喜答应。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我饯行，师徒二人对着丰盛的菜肴，却无心举箸，彼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我想起历史上的道安大师，在东晋末年战乱连连时，不也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续佛慧命吗？他们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发誓：伟大的师父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听说上海有一班船要开往台湾，为了使法脉在危急存亡之际能够分灯无尽，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常州佛学院，在黑暗中摇醒与我识与不识的同学，邀集有志的同参共赴宝岛，开创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湾以后，我们食宿无着，投靠无门，大家相约各奔前程，以免同归于尽。
当时的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讲经说法却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于是，我虽学养不够，慨然有合我其谁之怀！我撰文投稿，编印刊物，甚至倒贴车费邮资，义务奉献。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发展呢？
来台的最初几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缘，例如妙果长老请我住持苗栗法云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会馆，无上法师请我负责灵隐寺，吴随居士要将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县请我为其管理仁爱之家，高雄市长陈武璋先生欲将寿山公园交给我负责。对于这些好因好缘，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没有徒众，又没有同参，即使有了道场，也无法发挥。为了不辜负别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虽然如此，为了使其他同道能发展长才，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机会长养慧命，我向台湾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我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我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我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当我筹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后，极力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看到这些地方的佛教陆续发展起来，我感到满心欢喜。“不要同归于尽”的性格开拓了我的人生观，使我随时随地都能以众生的需要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兰阳地处偏僻，没有出家人驻锡弘法，心生慈悯，便立即束装前往弘法。在宜兰，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为犁，以忍耐精进为锄，将一片缺少法雨润泽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净土。但是，保守的当地人仍存有狭隘的地域心态，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丽庄严，他们以我不是本省人为由，不愿让我担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当初我是本着“不要同归于尽”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兰数十年，除了讲经弘法以外，从来没有计较过名位，后来甚至推荐宜兰人的心平、慧龙担任住持，雷音寺终于成为佛光山的分院。当初假如我计较于名位，何有后来皆大欢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后，我以讲经弘法为主，经常到监狱、军营、工厂、电台、学校、山区等地布教。我创办幼稚园，设立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弘法团、歌咏队，我要把佛法种子播撒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之中。
佛光山开山时期，在经济与人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毅然将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国外深造，许多信徒认为到日本留学，会一去不还，岂不流失人才？甚至将来他们回来，我又怎么领导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我自忖纵然结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废食，我还是一心一意只为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他们陆续学成归来后，无论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业，或者在大学教书授课，都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承袭了“不要同归于尽”的观念，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近十年来，佛光山学佛的人与日俱增，除了随顺弟子们的个性，分派他们担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单位多方延聘专家人才，授以专业训练。我自从佛光山退位以来，对于徒众学习的事更为热心，除了为海内外弘法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事务而到处云游行脚以外，我总是在忙碌的行程中，尽量拨出时间，为徒众上课，与会员们座谈，听听他们的心声，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倾囊相授。凡此无非希望弟子们以及会员们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辈出。
就在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众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动，一经会议决定，便分头进行；逢有出外参访的机会，也不会一窝蜂地争先恐后，而能彼此谦让。全佛光山千余位僧众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轮流到过外国参访。
看到徒众都能在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中互相成就，无我奉献，心中真是备感欣慰。想起过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扬佛教，有人便讥讽我：“他只会摇笔杆，不会做事！”等到我努力奉献，从事苦役时，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过块头大，有力气而已，不会说法，怎能称为法师呢？”后来，我到各处讲经，又听到别人指责：“现在是国际化的时代了，他只会用中文开示，不懂得ABC，有什么用呢？”我问对方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会，只不过希望我和他一样一事无成，同归于尽罢了。
其实，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面不能没有大众。驽钝如我，不也凭着一股不要同归于尽的信念，建立起海内外数十个道场，培养了无数的佛教人才，树立佛光人“以众为我”的精神吗？
一个人如果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永远不会快乐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往往只看到别人发财，不但不为对方欢喜，反而在背后批评：“他不知是用什么手段发了横财？”看到别人升迁，不但不去道贺，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一定是阿谀奉承得来的！”这种人连随口的赞美都吝于布施，又哪里会有良好的人缘与成功的事业呢？
记得数年前，佛光山普门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清秀，人称“校花”，却因此招来嫉妒，许多同学讥讽她是“妖精”。有一天，我应邀为学生们开示，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你们说这位同学长得美丽不好，难道要我们学校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是丑八怪，你们才欢喜吗？”
“同归于尽”的心态只会造成自恼恼他，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别人成功，不喜欢别人拥有，那么对于自己究竟有什么利益呢？
四十年来，我在台湾致力于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来自于教界的伤害真是无法说尽。除了屡次遭遇毁谤打击不说，譬如台湾佛教会借故扣留我的资料，不让我出外参加会议；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挠佛光山的别分院在各地的建设……忆及三十年前，我正开办“东方佛教学院”时，一名长老召集教界人士开会，在会议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传，也不谋求共识，讨论佛法如何弘扬，反而提议：“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好席中有人仗义执言，说道：“基督教办圣经书院，天主教建立神学院，我们都没有想要去打倒他们，为什么却要打倒佛教人士创办的佛教学院呢？”众人听了这番正义之声后，哑口无言，东方佛教学院才得以幸存。
诸如此类的人为障碍不胜枚举，尽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于绝地，我不但从不失望沮丧，也未曾以牙还牙，反而主动和他们广结善缘，譬如每次佛光山举办三坛大戒时，我礼请佛教耆宿担任和尚阿阁梨；举行国际佛教会议时，我也力邀各地佛教精英共同参与；我不念旧恶，协助教界办学；我尽释前嫌，居间调和佛教人事问题；我曾为同参道友觅地建寺；我提拔后生晚辈学有所成……我并非企图他们的感谢酬报，更不是以此来笼络人心，我只是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让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广被，众生有福。
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自我健全，别人无法使我们同归于尽。希望普天下的众生应有共存共荣的理念，涵养尊重包容的雅量，捐弃同归于尽的偏狭心态，建立欢喜融和的人间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