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这门功课中，要向大家讲的、要指给大家认识的，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历史文化的分析，就是指点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是讲中国古人的人生态度，也还是民族精神；乃至于讲修养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资借于民族精神。更明白地说，我们之所谓中国古人，就指着孔子的这个学派，或者说孔子就是代表。在精神陶炼里大概要讲许多古人的道理，要在古人所创造的学问中有所探求，来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对大家说：从我们老根上发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多半是机械的习惯的，都不能用。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慢慢找回来的。兹就三方面来说这个道理：中国近几十年来文化的破坏崩溃，是一步一步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唾弃他的旧东西，是一步一步，步步往深处去，差不多到最后要唾弃完它，此乃无可奈何者！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不能论其好坏。这一个事实愈来愈到家，愈唾弃得干净愈不客气，必得到唾弃完的时候，他才能再找回来。如果留心体会分析这几十年的事情，则可知中国人是如何的一步一步在唾弃旧的了。唾弃到最后，将慢慢找回来而另开一新局面。它必非传统的，乃为再生的；所谓"找"即重新认识与再生之意。重新认识之后，愈来愈看得清楚，愈清楚愈加发挥，终至发挥成一新的生命。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而已。
再举印度的复兴为例以讲明此意。印度之复兴与否现在虽还很难讲；印度以那么多的阶级，那么多的种族，种族之间且有不好的感情，同时又有那么复杂的宗教信仰；但是印度的民族运动实在很光荣、很伟大。印度本来被英国统治得厉害，而甘地所领导的这种民族运动差不多折服了统治它的英国人。我说这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印度的种族阶级宗教虽多，而其运动能统一，在大体上说它各方面的隔阂都能化除。再则说英国虽然统治了印度，而印度赖甘地的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力量，简直让英国人不能不屈服，这个民族运动够多么厉害！虽然印度民族复兴的话现在很难讲，可是印度人已经算是活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一个被宰割的民族能有此伟大壮烈的运动真正了不起！它这种运动，其民族可谓由死而活。此处我们要注意：它也是慢慢重新找回来的而不是传统的。最清楚的让我明白这一点，是在看《甘地自传》的时候。
我们看《甘地自传》，或看其他关于记载甘地的事情的文字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则可看出他作学生的时候，曾经唾弃过他的宗教，曾经表示反抗脱离他的宗教，后来他对他们古人的精神才慢慢地一步步地去接近。甘地在开头并不带多少印度古人的精神，他是愈来愈往印度古人的精神里走。他起初为表示离开旧的东西，曾经故意买肉吃、买酒喝（印度宗教不准人吃酒肉）。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极力学作英国的绅士（Gentleman）。他作律师的时候，才开始反抗英国。无论从形式上说，从精神上说，他开始并不是宗教家，并没有传统的思想，甚且与印度的旧精神全不相近；到后来他才一点点的找回来，一点点的重新认识。逼着他认识印度古人精神的是一个实际问题--印度对英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压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躲闪，并不是他事先带有某种色彩，被色彩染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他本来是一个极活泼的极有力量的人，隐隐的不自觉的有印度古人的精神在。我们要知道，只要是一个活泼有力的人，对问题必有其生命的表示；甘地既有实际问题逼迫他，所以让他一步进一步的发挥印度古人的精神来做他应付英国人的压迫与统治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不合作"、"无抵抗"（这两个名词都不好，不足以表示印度古人的精神）。这个运动是一新发明，而其精神确是印度古人的，不过经甘地发见之后以新的作法演之而已。他以印度古人的精神，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发挥，成功为这么一个事实。他那种精神，就是所谓印度的宗教精神。他这种民族运动表现其民族精神愈来愈彻底，愈来愈让人钦佩，愈来愈让英国人折服。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大概是不行的；如果甘地一上来就是一个合格的宗教家，这个人大概也就没有多大用处，恐怕绝不会做出这么一个惊人的民族运动。这是前边所说老根发新芽很好的一个例。
中国将来也是要慢慢找回他古人的精神，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因为现在差不多还是一个唾弃的时代。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我看《甘地自传》之所以特别有领悟，因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较晚；有很多人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上认定我好谈"东方文化"、"东方精神"；其实不然，我对东方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当初也是唾弃的，后来才慢慢找回来。现在没有多余时间对大家详细讲，兹粗略地说三层：
第一层：从我自己十四五岁会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变迁。我常把那许多变迁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浅薄的"实用主义"，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来从这种思想转变到"出世思想"，这种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这上边曾经用了好几年的工夫，那时候出世之心甚切。这两期与中国人的精神俱相差极远，最末才转到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间转变的关节，我无暇详述。总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来就是中国式的。
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讲学，开始的时候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讲给同学听，他称赞我家学渊源。我当时即赶紧声明说："任公先生这个话不对，我老老实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先父不是一个怎样大学问的人，我并且一点也没有接受他的学问。"我现在想起来还痛心，先父临死的那几年，我们父子间的思想很有许多隔阂，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亲记》，很清楚很详细的说过这件事情。《答张廷健先生书》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因为张先生写信给我，他的意思不大满意我用"民族精神"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太空洞浮泛，大而无当，不着实际，很足以误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刚才所讲的意思。
我在那信上说："幸好我这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不抓住实际问题的争论点，便不会用思，不会说话。请先生注意，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现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几年前，我就因这样的愚笨不能早悟达，使我先父伤心，弃我而去（当我十五六岁时，很得先父欢心。民初国会开，我还相信国会制度，先父则已觉西洋法治的不对，我当时很不服，是以父子间常起辩论）。我于十四年所作《思亲记》上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我思想的转变，也是先唾弃中国旧有的东西，后来才慢慢找回。"民族精神"这四个字，在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尚未发见，到后来才有所认识。这种发见，我觉得与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间的问题压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压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治问题。我在政治问题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国民族精神；我要解决很实在的、很具体的政治问题，才慢慢地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这也同甘地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的问题压着，而慢慢地认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前面是说明我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是费了很多力气才慢慢找回来的；起初并不认识，经过很多年，经过很多实际问题上的寻求然后才认识。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东西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面是说中国人所作的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觉悟，--从头数到最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这是渐次的一个转弯。所谓"最后觉悟"，或者现在还没成功为中国民族的最后觉悟；但在我是一个最后的觉悟。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民族的一分子，仿佛我是最先觉悟到此，慢慢地才可以普遍此最后觉悟。在我想，全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方向至此已转变到最后。比如在曾国藩、李鸿章时代，讲富国强兵，讲洋务，也是一种自救运动。我们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此乡村建设是一个含有极充分、极强烈的民族自觉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普通人观念中的那回事。普通人观念中的乡村建设，固然也是乡村建设；然而缺乏民族自觉的成分。所谓"民族自觉"，就是使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精神。
现在本院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就充分的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充分的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的乡村运动，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转变到最后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慢慢找回来的，最初的时候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开始的时候是离开它固有的精神来作自救运动，且以为不如是即不能自救；但是这样自救不成功。于是再度的离开而想办法；仍不成功，再离开去找办法：愈离愈远，及至离到最远的时候，乃反逼回去。正是非反逼，回不去；非到那一头，显不出这一头；非白显不出黑来；非彻底的极端的反中国精神，逼不出真正的中国精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现在已至最后，已经反逼成中国人开始往回找，开始往回自觉。最先曾、李时代起始离开，现在又起始回去。当初是非离开不行，就是那时候的变法维新错误，亦非错误不行。事实上非转一个大弯、绕一个大圈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变法维新，至两次革命，每一度的寻求办法都没有对；可是这个错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为社会没有先见之明，只有碰了钉子再说。先见之明，在个人容或有，大社会是不会有的。大社会为众人所构成，差不多是一个盲目的，所以错误必不可免；只有一步步的错，从"错"里再找出来"对"。民族社会是如此，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当初没有这个觉悟，也可以说因为我很笨而不能有先见，直到末了才有这个觉悟。
现在到了末了，我回想以前犯了许多错误，但冤枉不冤枉呢？我自己觉得不冤枉。并且几乎可以说：我们先要走冤枉路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老实一点，不要太聪明！我们笨一点也好，不要很快的就转变，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比如我说"民族精神"，你们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费了一回事，你们也要再费一回事；由费事而认识出来的才是真认识。
说到这里，我想讲一段意思证明我们无妨费事，不费事的我们还不欢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讨究追求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完全要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至于合不合中国民族精神我都不管，就是不合，我也毫无疑虑，因为我就是要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即不合于中国民族精神我也接受。心里务必放空洞，没有成见。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经过是这样。我当初并不认识中国民族精神，完全没有任何成见，刺激我的最初是中国政治问题，后来又变成广义的中国社会问题。我因为要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这样的发现就对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中国问题虚心以求解决之道，保你不会走歧路，不会发现一个不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办法。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办法，一点不自欺自满，把不好的办法都淘汰了，那末你最后的办法才一定会合乎中国民族精神。你追求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可以如此。
本来很多有学问的西洋人对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民族精神的优点，多少有些鉴赏与认识。英国的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讲数理的，也高兴讨论社会问题。他到中国来过，对中国文化特别称赏。他曾经说："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能不被损伤，凡可以维持其文化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俱愿承认而不悔。他唯一的信念即在保持中国文化；为保持文化，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行，可是不要为解决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牺牲了中国文化。这个意思与我不同。我告诉大家不要有成见，我们就拿眼前的问题来求解决；或者说我们只看见政治经济两个问题，凡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无论什么制度，即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我只承认而不悔。我起初是如此，后来慢慢地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确是中国的，绝不曾反乎中国民族精神。
所以我批评罗素不应先怀成见，使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法子讨论。照我自己的经过，只要不存成见，是自然可以找出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九八页我曾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现在极其破烂的中国社会里，虽然几乎找不出中国的固有文化，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此破烂的中国社会中也含了不少的中国文化。它这个破烂法，就与众不同。它这个破烂法，含有很大的巧妙；让西洋人、日本人想有这个破烂法也不可得。这个破烂法只能我们有；而且解决这个破烂的办法，必须与其所以破烂者相关系。换句话说：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所以文化问题不必别作研究。这就是刚才的话：我们不必太聪明，就是这样很笨的去寻求，自然会找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