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农肆谓：“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道，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无取法，信帖学之大成也。”
杨守敬谓：“文清书如绵裹铁，人无异议。余尝见其少作，实从松雪人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何维朴谓：“从来学赵承旨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人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采渊永，晚年深造古淡，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稍有非议者如《履园丛话》说：“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除综辑以上数论外，又在《书林纪事》中载：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两家。戈仙舟学士，覃豁(翁方纲)之土而石庵门人也，尝质石庵书诣于覃豁，覃赂日：‘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师那一笔是自己?’”
《书林纪事》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尝谒石庵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石庵日：‘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问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石庵日：‘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慎伯日：‘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淡，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
包世臣《艺舟双辑》列刘墉小楷为妙品下，行书为能品下，榜书为能品上。
曾从刘墉学习书法的英和说：“吾师文清公克守庭诰，相继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对此，刘墉最为得意，据说他晚年曾不无得意地对门生英和说过：“子他日为予作传，当云以贵公子为名翰林，书名满天下，而自问则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终。”刘墉曾就自己的才艺评价说：
“吾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
实际上，他的文章、诗词、书法均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称：“文清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外娴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串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古雅。”
正因为刘墉学识渊博、经学根底深厚，他在乾隆皇帝弘扬传统文化、“稽古右文”之时，多次被谕令编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续修《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三月充《三通》馆总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副总裁。期间还多次与诸皇子一起点校宫中秘笈如《珠林秘笈》等。
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充《会典》馆总裁。对此刘墉都能按期完成任务，为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和繁荣学术文化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墉的传世作品以楷、行为主，如《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24行共360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包世臣谓刘墉“近世小真书为第一”。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谓：“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阁之度，百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与杨守敬等人认为刘墉得力于钟太傅和董其昌的观点有所出入。
《秋阳赋》，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今人评：“王文治专取风神，刘墉专讲魄力。同样是小楷，王文治清秀神逸，刘墉则力厚思沉。”细审此帖，实得钟太傅之风神。
《赠竹泉八言联》，行楷。联文为“衔其山川拾其香草，丞以灵芝润以醴泉。”无锡博物馆藏，刊于《中国书法》1987年第3期。评者谓其：“以柔毫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但却内蕴丰神，力在字中。”
《赠鹭塘七言联》，行书，文为“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
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七言联》，文为“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汀山。”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二联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职》。虽都近行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者谓其：
“用笔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枯润相映，味厚神藏，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
《行书立轴》，4行共22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节书苏轼远景楼记轴》，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时年73岁。6行共9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何中早起诗轴》，5行共60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三者皆属于行草，皆收人《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虽风神略有不同，但其书卷气与浓墨凝重的感觉与丰腴敦厚的书风，以及无一字相连而气脉贯通、挥洒自如的特点完全一致。尤其是《行书立轴》被评为“于浓重中时透空灵，运用中存在虚寂，古拙中暗含姿媚，真气弥漫，形假质真，妙伏契机。”
《苏轼游道出诗卷》，书于1795年，为刘墉76岁之作，40行共305字，为行书长卷，宽31．4厘米，长190．5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堪为其晚年的行书代表作。近代谭延闽跋此书“老味溢出，得苏之神，最可爱玩。”萧俊贤跋“诸城书晚年苍老，渐已流人荒率。余在粤东时，曾见孔子三十六铜鼓斋所藏(刘墉)大幅，精力弥漫，殊多含蓄不尽之趣，定为诸城中年用工时书。斗南先生出示此卷，视前所睹者，殆相伯仲，真迹无疑。”评者谓刘墉中后期确曾对苏书有较深的研究，谭延阊谓此卷得坡公之神，在“笔墨饱满，化刚为柔”的特点上确与苏相近。
但二者比较，毕竟貌合神离，在表现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苏录文征明跋黄庭坚书经伏神词诗轴》，行草，6行76字，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此书虽亦属行草，与刘墉其他作品相较稍瘦，但其章法上之“截流为断，字字独立，笔笔稳健”的特点不变。
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镶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
《书林记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属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者’亦其一也。”
6.风会所趋，君臣书友
人与人的交往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某一种身份和关系，有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又是教学相长的前后辈，上下级。
刘墉书法三变，与统治者的提倡关系颇大。康熙酷爱董书。他曾遍搜董书真迹，亲自题签，藏之秘阁。董书在明末就风靡江南，“自经新朝睿赏，声价益重，朝殿考试，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风会所趋，香光几定于一尊矣”。而乾隆翰墨尤精，酷爱赵书，因此，“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
乾隆十分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干占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百数十回。王羲之以下，历代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顺、文征明、董其昌的传世名帖也临写不懈。乾隆的墨迹，形成了自己方圆兼备，布白得宜，结构稳重，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就书体而论，乾隆多写行书，但楷书、草书亦有不少传世；就字的大小来讲，乾隆既书等丈的巨制字，也喜欢写蝇头小楷，年逾古稀后，皇帝一般不复写蝇头字。乾隆四十九年，又心血来潮，为“夷齐庙四景”画卷以蝇头细书题诗，这时他已七十有四了。乾隆书法精湛，巡幸所至，无论是塞北还是汀南，是齐鲁还是中州，到处都留下了那圆润流畅，一望即可知的乾隆墨迹，但他并不自以为已臻于极致，相反却拜倒在当代书法家张照之下，以为张照所书，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非人所可学。在《怀旧诗·五词臣》中，乾隆对张照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书有米之雄，而尤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
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裁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恂《伯远帖》最为乾隆所宝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绝世瑰宝藏于大内养心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第二年，又选出自钟繇、王羲之以下，至唐宋元明历代书法佳作，命探花出身、精于书法的梁诗正同汪由敦、蒋溥等排定等次，勒石名《三希堂法帖》，共计三十二册，将这些珍贵的墨迹刻石嵌于阅古堂(今北海阅古楼)壁问。随后，又将陆续搜集到的褚遂良等人的墨迹刻石，嵌于惠山园之“墨妙轩”壁上。乾隆三十四年，又将宋帖善本<淳化阁帖)初拓本，命于敏中摹刻上石，并指示利用长春园内“含经堂”后身的回廊，将帖石砌在其间，回廊中原有的“蕴真斋”北移，在它的基础上另盖“淳化轩”以贮之。乾隆对千载争讼的兰亭一案也颇有兴味，并为此汇辑了《兰亭八柱册》。
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354年)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朋友、子弟会集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当场赋诗，王羲之就留下了这篇千古传颂的诗序《兰亭序》，底稿系行书，嗣后唐太宗觅得，极为推崇，命当时的书法名家钩摹了几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兰亭序》真迹后来作了唐太宗殉葬品埋进昭陵，从此不见天日，而传世的石刻所谓“定武本”、“开皇本”
等，以及摹本所谓“神龙本”、“虞摹本”、“褚摹本”等，是真是伪，历来众说纷纭，聚讼不休。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
当然，乾隆对自己倾毕生之力搜罗的历代碑帖并不敢自信，他承认，由于年代久远，真赝纷歧，“如谓鉴赏不爽锱铢，则犹未敢深信”。到皇帝晚年时，曾说自己一生不厌其烦地搜集、刊刻书法名帖，“虽曰兴文，颇自厌且自愧”。既厌且愧，这话恐怕言不由衷。如果改为自我陶醉且自我夸耀，似乎更贴近乾隆皇帝的真实心理。
刘墉是被乾隆皇帝称为“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的刘统勋的长子。
他少年时代雄心勃勃，为了日后朝殿考试，干禄求仕，他不得不在翰墨上投其所好。他学赵、董是花了大气力的。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受一定时代的政治制约的。清代自世祖以来，承平日久，书风渐祟丰圆浑雅，董其昌敛墨以取势、枯淡以逸神的纤弱书风，渐为世人所不喜，而赵孟顺结构艳丽、用笔遒劲、丰容缛艳的书风正合时代要求，故为人所祟尚。刘墉论赵书云：“人手江南一段春，王孙才调百年新。六朝佳丽输江总，金粉能教笔有神。”这可以说是他在时代风尚条件下转学赵书的自白。刘墉之前的傅山谈到自己的学书经历时说：“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效，及得松雪、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之则乱真矣。”刘墉当然不是傅山，但赵、董之书易学，由此可见一斑。
刘墉学赵习董，固然自成一家，然皆属帖派。而松雪、香光的书风，为后来法晋魏和北碑者所不赏。如傅山少习松雪，致三十年洗除俗气不尽。他曾惭愧地说：“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觚编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何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刘墉晚年对赵书亦不恭维。据载：包世臣尝谒刘墉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畅，刘墉要包世臣评论他的书法得失，包世臣说，“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刘墉说：“吾子何轻薄老夫邪?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
这大概是他“壮迁坡老”的原因之一。乾隆特建淳化轩，命于敏中将《淳化阁帖》摹刻上石，并将拓木分赐诸王公卿，以表其对晋唐书法的尊重和提倡。
这也许是刘墉“壮迁坡老”的原因之二。魏之钟繇、晋之王羲之、唐之颜真卿、宋之苏轼等，都是一代名家。特别是苏东坡，少学王羲之，中年学颜真卿，成就特别突出。这是刘墉“壮迁坡老”的原因之三。
刘墉乾隆十六年成进士，入词馆以后，不再醉心董、赵，而致力学颜、苏、黄，并远绍钟、王。由于他的锲而不舍，努力自励，锐意进取，并积数十年之功力，临帖功夫极深，颇得钟、颜神髓，尤得力于钟太傅的《宣示表》。由于他熔铸魏晋以来诸大家书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终于脱离窠臼，自成一家。
刘墉七十岁以后，并不满足于帖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潜心北朝碑版。
这就是小学的兴盛对碑学的兴起产生的影响。小学家们为了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四处搜集金鼎碑版。而这些小学家们不少又是精于书法，邓石如、阮元、包世臣、何绍基都是如此。碑版出土的增多，其书法的多样，特别是魏碑的方整厚实而不失朴拙的风格，为不少书家找到了一条摆脱窠臼，充分发挥个性化的书学道路。
刘墉晚年潜心北碑，他自己说，“自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此魏碑板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迫其神味，朴茂处仍乃得似。”由此可见，刘墉晚年虽官位显赫，但在书学道路上仍不满足于帖学上取得的成就，而锐意进取，意欲更上一层楼。虽然他这时年迈，精力已衰，临碑时间不长，未得碑学神髓，但是，由于他从所得北魏碑版数十种中，能见六朝真相，并力迫其神味，所以，北碑之“朴茂处”，其临摹仍能达到相“似”的地步。
可见他潜心北碑，对他晚年的书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卿，成就特别突出。这是刘墉“壮迁坡老”的原因之三。
刘墉乾隆十六年成进士，入词馆以后，不再醉心董、赵，而致力学颜、苏、黄，并远绍钟、王。由于他的锲而不舍，努力自励，锐意进取，并积数十年之功力，临帖功夫极深，颇得钟、颜神髓，尤得力于钟太傅的《宣示表》。由于他熔铸魏晋以来诸大家书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终于脱离窠臼，自成一家。
刘墉七十岁以后，并不满足于帖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潜心北朝碑版。
这就是小学的兴盛对碑学的兴起产生的影响。小学家们为了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四处搜集金鼎碑版。而这些小学家们不少又是精于书法，邓石如、阮元、包世臣、何绍基都是如此。碑版出土的增多，其书法的多样，特别是魏碑的方整厚实而不失朴拙的风格，为不少书家找到了一条摆脱窠臼，充分发挥个性化的书学道路。
刘墉晚年潜心北碑，他自己说，“自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此魏碑板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迫其神味，朴茂处仍乃得似。”由此可见，刘墉晚年虽官位显赫，但在书学道路上仍不满足于帖学上取得的成就，而锐意进取，意欲更上一层楼。虽然他这时年迈，精力已衰，临碑时间不长，未得碑学神髓，但是，由于他从所得北魏碑版数十种中，能见六朝真相，并力迫其神味，所以，北碑之“朴茂处”，其临摹仍能达到相“似”的地步。
可见他潜心北碑，对他晚年的书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