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王者，懂得当淘汰了实力相差悬殊的对手之后，面对剩下的几个主要的对手要转变策略。世卜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所以，在几方势力同时存在的时候，要侧重于掌握局面的挟制和平衡。运用智谋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成就。
1.金蝉脱壳建立“国上之国”
稳扎稳打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目标。不管有多大野心的人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开始。
“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这句话，也说明了谋略的系统思想。所谓系统全局，就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谋略，就是说谋略时从整体、全局着眼，强调总体效果，不拘泥于局部利益和效果，更不能丢掉全局、只顾局部，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最优的效果。
谋略的系统思想用于军事、政治斗争方面则叫做步步连环，也就是把一件事分成若干的步骤。曹操一生谨慎，虽“挟天子以令诸候”，但也不敢贸然称帝。与袁术等人相比，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曹操一求稳，二求实，不求虚名。
“挟天子以令诸候”，是曹操一生乃至其用霸术的最突出的特点，而如何利用好天子这块招牌，处理好他与天子及他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使他自己能够集权而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更是看一个霸主谋略高下的试金石。
为此，曹操又通过金蝉出壳，建立“国上国”的办法来实现控制中央朝廷及天下诸侯的目的，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以下若干步骤：
(1)奉天子以令诸候。主要以战争的手段扫灭群雄，开疆拓土，以武力威慑朝野；(2)削弱刘氏王朝；(3)以自己的全班人马控制中央政府；(4)确立魏国事实上的中央帝国的地位。
只是当时尚有汉朝的旧臣，且曹操自己的势力也不大，因而对内控制不甚完全，对外尚需妥协，比如把大将军让给袁绍。但实际的控制力是切实的，程度又是彻底的。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虽让出了大将军职务，任骠骑将军，但实际仍然总揽朝政，“录尚书事”。因为东汉制度，尚书台为事实上的宰相府，那就是说曹操自将献帝接到身边，他就是事实上的宰相。当他不在的时候，这一职能就由他的主要谋士尚书令荀或行使。
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曹操也就觉得必须更严密地控制朝廷，以便自己更能言出法随、令行禁止。于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以献帝名义废除三公职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这在体制上是恢复西汉做法。丞相为皇帝手下第一大臣，总理全国军政大事，御史大夫为丞相副手。武帝以后，丞相府和御史府的实权转到尚书台，东汉朝廷体制即无丞相、御史大夫，实权在大将军手中。东汉又设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实为闲官并无实权。曹操恢复丞相一职，献帝又命他任丞相，而不是当初被袁绍要去的大将军。这表明曹操要把朝廷大权从名到实完全控制在手中，并且在无形中抛弃了那个令他不快的“大将军”的名号。当然，从这以后，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朝廷每设丞相，大抵不是权臣自命，亦即皇帝不得不任之，因此当时丞相一出现即为改朝换代的信号。这也是曹操的影响了。
与自己任丞相一职配套，曹操建立起自己的丞相府工作班子。分别以崔琰为丞相西曹掾，主管丞相府内官员任免事宜；以毛玢为丞相东曹掾，主管二千石以下政府和军队中官员的升降事务；以司马朗为主簿，以卢毓为法曹议法令，主管政法刑律事宜；征司马懿为文学掾，主管选拔人才等事务。
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又任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副丞相，也同丞相府一样，建立完整的工作班子。
曹操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不图虚名，只为实利。整个过程看起来只是形式的，实际上是围绕权利占有而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为集权，为巩固到手的势力的深远用意。
为求控制朝廷，确立魏国为实际上的中央帝国地位，曹操的举措便是建立国上之国，而不仅仅是作为王侯封国的国中之国。这就是确立魏国的实际上的中央帝国地位。
在建立国上之国的过程中，曹操也是稳中求胜，步步为营。整个过程可谓天衣无缝，水到渠成。大致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在消灭袁绍的河北势力后，曹操就将冀、青、幽、并四州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献帝任他为冀州牧，他就在邺城建立起自己的霸府。
第二步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献帝下诏把天下十四州合并为九州。这也是建立国中国的一个步骤，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步是建安十八年五月，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魏国设置丞相以下群臣百官，也就是说这时曹操就只差个皇帝的头衔了。进封魏国公加九锡为曹操求之不得，早一年因苟或反对，后曹操将荀或逼死，不再有人敢反对，曹操自然做做推让的姿态，如上《让九锡表》、《辞九锡令》，群臣自然一起劝进，这样，曹操方顺情就理地接受了。
七月，在魏国邺城建立魏国社稷，即帝王祭祀土神、谷神的场所，又建魏国公宗庙，相应改制朝会宴飨礼乐。曹操又授意献帝娶其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为贵人。一年后，曹节为皇后。这自然也是曹操控制、监视献帝的一种策略。尽管后来有些事与愿违，曹操去世，曹丕逼献帝让位，第一个反对和诅咒的就是曹节。
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令、侍中和六卿。曹操自己循西汉制做丞相，而在自己魏国中又遵东汉制设置尚书令，这意味是极其深刻的。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曹操首次举行耕种籍田的仪式，籍由即天子与诸侯征民力所耕种的田。此举表明曹操重农守本之志，同时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确立。
第四步就是曹操把他自己变为一个只是没有皇帝之名，而尽有皇帝之实的能够摆布天下的真皇帝，这样也就实现了他的“国上之国”的目的。
同年三月，献帝把曹操的地位提高到诸侯王之上。
建安十九年三月，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赴邺城宣诏：魏公曹操朝会时位列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远游冠形如皇帝的通天冠，只是前无“山述”。按汉仪，只有皇太子和诸王才配享有金玺、赤绂和远游冠，魏公曹操得到它们，表明已为晋封魏王造了声势，只待正名。
十一月，伏皇后被废黜。
建安二十年九月，献帝授予魏公曹操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
以前，封侯授官在形式上由曹操举荐、献帝批准，而实际上是由曹操说了算。
现在连形式上的程序也完全取消了，曹操从法制方面得到了国家最重要的组织、人事大权。十月，曹操设置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五大夫这四等爵位，与原有的列侯、关内侯共为六等，以奖赏立军功者。如此，得官爵者无不感恩图报，心中只有魏公而无汉天子了。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曹操效法历代帝王，春耕前亲自耕种“籍田”，以奉祀宗庙、劝率天下之人重农务农。
五月，献帝下诏，晋封魏公曹操为魏王，命使持节代理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诏书、传国玉玺等专程前往邺城举行封王仪式。按汉仪，中央政府发给郡守国相铜虎符和竹使符。铜虎符为铜质虎形之符，是调发军队的凭信，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予郡守国相，调兵时派人合符，符合方可发兵。竹使符由在5寸长的竹箭上镌刻篆书而成，用于“出入征验”，即作为机要通讯的凭证或使者的身份证。曹操职兼州牧，得金虎符，其效用与铜虎符一样。
因许都政权的军队就是曹家军，故献帝授予曹操兵符等于从制度上承认曹操有调兵权。曹操依旧“上书三辞”，献帝循例“诏三报不许”。献帝又亲手写诏书以表诚心。于是，曹操接受了魏王的玺绶符册，交还了魏公的玺绶符册。
自此，曹操在汉丞相兼冀州牧的职位上有了魏王的封爵。
汉朝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在诛杀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异姓王之后，曾在白马与群臣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故此后未见有汉天子正式策封的异姓王，曹操可谓两汉四百年来第一人。又诏命曹操的诸千金小姐为公主，皆赐以汤沐邑。“汤沐邑”指以斋戒沐浴之地为名的封地。
八月，曹操任命大理钟繇为魏国相国，以此为开端，全面进行巩固其魏王政治地位的活动。
建安二十二年四月，诏命魏王曹操在其仪仗队里设置天子的旌旗，允许出入王宫之时按天子的规格警戒清道。五月，曹操修泮宫于邺城之南，准备恢复太学，以之为魏国的最高学府，培养曹魏政权的各级后补官僚。六月，曹操任命军师华歆为魏国的御史大夫。十月，诏命曹操的王冕上缀十二旒——像天子一样在冠冕前后悬挂12串白玉珠，坐天子所享用的金根车——套六匹马拉的朱红色御车，置五时副车——像天子出行时有青、白、红、黑、黄五色装饰的马车跟随，同时正式批准曹丕为魏国王太子。
就这样，曹操按计划、有步骤地在体制方面从献帝手里转移权力，完成了建立曹魏王朝的全部准备工作。
魏王曹操的政治地位仅仅是在名义上比汉献帝刘协低一等，实际上他却早已执掌了汉朝中央政府的所有大权。刘氏天下早已易姓为曹，曹操才是真正的皇帝，汉献帝只不过是曹皇帝若隐若现、若明若暗的一个影子而已。
然而，曹操并不打算正式称帝，因此他要尽力设法维持与献帝在表面上的君臣关系。例如，他向献帝贡奉御物即达十四次之多，每次不少于三十种。
曹操本人生活俭朴，却竭力让献帝一家人奢侈享受，白有深意蕴于其中。
曹操建立“国中之国”和“国上之国”是他雄霸天下的一个目的的两个层面，或说是两个步骤。“国中国”是“国上国”的基础，“国上国”反过来又强化“国中国”之权力，二者即有整体上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即互相促进又都为总目的服务，稳扎稳打，步步连环。曹操的谋略的确高人一筹。
2.挑起纷争，静观其变得余利
有时候，静观其变比积极争取更重要。时机也是取胜的不可忽视的关键。
在动乱的时代，人们大概都会变成三类：一类是鱼肉，供强者为刀俎，由鹰犬所吞食，成为默默无闻的牺牲者；第二类是鹰犬，他们为主人所豢养，供人驱使，最终也只能兔死狗烹；第三类是驱使鹰犬的主人，他们掌控大局，决人生死。
虽然同是别人命运的决定者，但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却各不同，而这与这些人的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相比之下，曹操是三国中最善于驱使鹰犬的领袖之一，其手段也比别人要高明得多。
《三国志》中记载：陈登曾经在与曹操谈话时说：“对待吕将军(吕布)譬如养虎，应当用肉把他喂饱才行，不饱就要吃人。”而曹操却说：“不是这样，我看好像养鹰，饿的时候能加以利用，饱了就飞走了。”曹操的这句话很富有代表性，既要驱使人才，又不让人才吃饱了飞掉；既要掌控别人的行为，又不能让别人看破自己的花招。这就是曹操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曹操用“二虎争食”之计瓦解吕刘联盟未成，召集众将商议除掉刘备、吕布之事。荀或曰：“又有一计，名日‘驱虎吞狼’之计。”操日：“其计如何?”荀或曰：“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驱虎吞狼’之计也。”操大喜，先发人往袁术处，次假天子语，发人往徐州。刘备在徐州，闻使命至，出郭迎接；开读诏书，却是要起兵讨袁术。刘备领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计。”刘备曰：“虽是计，王命不可违也。”遂点军马，即日起程。
事态发展不出荀或所料，吕布占领徐州，与袁术夹攻刘备，刘备败走。
曹操在挟持汉献帝移驾许都后，力量也并不是很强大。对于他的两个强敌——刘备和吕布，早就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时机。荀或第一次献计时，曹操大喜，认为仅凭一纸空文，便可让强敌自相残杀，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后因刘备识破此计，此计未成。当荀或第二次献计时，曹操采用一虎(袁术)诱食、一虎(刘备)逐食、一虎(吕布)抢食的策略，使得三方因利益的缘故而相互拼斗，并最终实现消灭一方的目的。虽然后来刘备不敌败走，这个结果并没有达到曹操预期的效果，却已经在三方之间埋了祸种，为曹操以后荡平中原打下了基础。
对于曹操来说，一封离间书算不了什么，失败了于已无损，倘若成功，则可坐收渔翁之利。它的妙处是在分化敌人、消灭对手方面起到了以一当十的效果，当两个强大的敌人互相争斗时，最大的赢家便是那个挑起争端的第三者。
在共同的竞争中，任何一方想通过自己的力量逐步去消灭其他方，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最高明的策略是找出其他几方利益分歧焦点，然后点燃导火线，在旁边煽风点火，使之两败俱伤，嗣后，自己再出面收拾残局，统一各方。
战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对于战局的分析，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在战斗中以逸待劳坐收渔人之利是立于不败的军事策略之一。尤其是当战局形势尚不明朗，无法判断双方的胜负时，采取观战的方法，静观其变是首选的策略。
在近代世界大战中，美国所采取的就是中国古代的那种观战之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旬成语几乎尽人皆知，可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需要敏锐的感觉和耐心的等待。首先你要正确判断何时出现了“鹬蚌相争”的局势，然后再在最适当的时机出面收取渔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坐收渔利的方法是符合商业竞争法则的。依靠计谋而使自己避免成为鹬蚌，这样的决策同样也需要智慧。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地看问题的商家是不可能想到并且采用如此智慧的观战之法的。
3.换角度挟制孙刘联盟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赤壁之兵败后，曹操退回北方。虽在给孙权的信中表示了对赤壁之败的不服气，但实际上他还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战略角度说，他对孙刘联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赤壁之战后，孙权履行了盟约，借荆州给刘备，消息传到北方，惊得曹操失魂落魄，“方作书，落笔于地”。
曹操认为如此一来，孙刘之间的联盟必然会被加强，两个对手就更加不好对付了。为了对付这两个较强的联盟，曹操准备将他们拆散。他不仅在武力上防御、军事上进攻，同时，他还做了一些拉拢及分化瓦解的工作。
他所使用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在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第二年，派九江人蒋干前往江陵，企图说服周瑜归于自己的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