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命运几何和他自身的性格气质密切相关。一个没有内涵的人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唯有内秀外成者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和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成就一番霸业。
1.丰富知识，获取谋略
在外界各种客观条件不相上下的时候，自身具备的软实力才是制胜的关键。
综观古往今来谋略家们的成功之路，虽然获取谋略的途径和方法各有千秋，但其发展轴线却是基本相同的。
丰富的知识是谋略的土壤，是谋略家生成奇谋良策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谋略，都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生产斗争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综合运用和体现。从历史上成功的计谋方略可以看出，奇谋良策的生成，无不源于丰富的知识。知识转化为智慧，由智慧生成谋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谋略正是以知识为“诱发剂”，通过人的丰富的联想，抓住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本质联系，诱发而产生的。
事实证明，知识越丰富，为生成奇谋良策提供的土壤和种子就越多。因为，古今中外的谋略名家们无不以知识之渊博精深为要求，建立起自己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以渊博的相邻知识及丰富的边缘知识为辅助的知识结构。可以认为，谋略家要提高谋略水平，就必须首先具有谋略型的知识结构。
曹操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旅中度过的。长期的战争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他又注意向以孙武、吴起为代表的先秦军事家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一生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兵法，研读了大量的兵家著作。他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加紧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孙子》。
《孙子》亦称《孙子兵法》，问世后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经当场演练考核，孙武遂被任命为将，为春秋末期吴国的强盛立下卓著的功勋。到了战国，人们普遍重视《孙子》。《韩非子·五蠹》说当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至秦汉，兵家用它，著书的仿它，甚至不少非兵书著作里多有其引文。这本是好事，但也带来副作用。一些人牵强附会，把不是孙武的著作也冠上他的名字，如有的编孙武问答若干篇，称孙子遗文，多不可信。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还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但到了东汉，十三篇的《孙子》却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曹操认为，这种鱼目混珠、真伪相杂的混乱状况，显然对《孙子》的传播、研究和运用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决心加以修正。
这时，军阀割据，战争频繁，有头脑的人渴望从兵法中寻求取胜的妙方，整理和研究《孙子》的需求便应运而生。可是，对此要作出显著的成绩，研究者必须具备厚实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军事知识，而身为文学家、军事家的曹操，最有能力承担这一历史重任。
曹操整理研究《孙子》，一是删校，二是注释。他在《孙子序》中写道：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阊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
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曹操研习兵法，从中不断吸取经验，并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经过整理注释的《孙子》，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在战略思想上，《孙子》主张野战为主的进攻，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曹操认识到，那是由当时各种条件决定的，后来城邑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需要夺取，攻城手段也大为进步，夺取较过去容易。所以，他注《孙子》，并未笼统赞同攻城为下策的看法，而仅认为在敌国已收外粮入城坚守的情况下不宜急攻，反对的是那种攻城中“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杀伤士卒”的鲁莽行动。同时，还把自己攻克下邳城擒获吕布的战例写进注中，充分肯定攻城的必要。在作战方式上，《孙子》兵法中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车战，到曹操时，骑、步兵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车战已退居次要地位，当时的车辆主要是供运输之用，所以他注《孙子》时，除解释词语时用“驷”、“车”外，凡涉及车战战术的内容多未予以深究。
由此可见，一方面曹操从乱世中整理抢救了《孙子兵法》，另一方面又于乱世中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建设事业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曹操结合个人的体会，写出了十余万言的军事著作。其中他的《孙子略解》(即《孙子注》)是战国、秦汉时期军事理论发展的结晶，又集中地反映了曹操的军事思想，主要是：
(1)以道御战的战争观。曹操起兵时，既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为争夺天下的大略，这在他注《孙子》中表现为提倡“道之以教令”，以实现孙武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的境界。
道，指的是政治。他政治上做到“无致于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赢得政治主动权，主张“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这些都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
(2)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曹操注《孙子》说：“欲攻敌，必先谋，”
有谋则无虑，他深知“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强调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认为要使军队静的“形”变为动的“势”，全仗诡诈，其诡诈的原则是“因敌变化”、“盈缩随敌”。尤其重视奇正、虚实变化。即在知彼知己前提下，以奇正变化、虚实相间等手段，造成有利于己的态势，从而获得主动，以“至实击至虚”，夺取胜利。他注重对地形的利用，但要求以不妨碍因敌变化为前提，明确指出：‘‘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变化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
(3)厉行法治和破格拔擢人才的治军思想。曹操在《孙子注》中说：
“善用兵者，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也。”这道出了其治军的目的，是要建设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他很赞赏《司马法》“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治兵”的观点，注重以法治军，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队管理、训练的法规，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律令，按法奖赏有功者，惩治有罪者，赏罚严明。他认为“将贤则国安”，因此很注意广收人才。譬如他曾为了争取孙策勇猛善战的将领太史慈(青州东莱人)来附，竟挖空心思，封赠其中药当归，暗示他回归北方。在选将用人上，他能不拘一格，量才擢用。
他还多次下达求贤令，明确招聘“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考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的人。
(4)以后勤保障为存亡之道。曹操在《孙子》注中指出：军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欲战必先算其费”，以确保作战胜利。他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空前规模的屯田，将其纳入战争经济体制，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曹操军事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色彩。他在《孙子注》里指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其军事思想也因此显示出两大特点：一求实，二求变。视善变为用兵的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曹操的杰出用兵艺术占有一席之地。
很显然，曹操的军事思想源于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先秦军事家的军事思想，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对先秦的军事家的思想又有所发展。曹操运用其军事思想指导战争，取得了统一北方的胜利，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特别是他指挥的官渡之战，成为我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经典案例。
2.一生节俭终老不变
节俭的品质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看来没有什么，若发生在身份高人一等或者富人的身上就能彰显这个人品性的高贵。
曹操一生叱咤风云，气吐万里。他官至丞相，受封魏王，功成名就，但他对自己依然严格要求，凡事从我做起，并以此要求身边人，而且主张言必行，行必果。其一生俭朴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曹操一生不讲排场，甚至终老时也不曾改变。他活了六十六岁，临终时遗令说道：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德帐，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织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其中“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至于小的忿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天下还未安定，不能遵守古代丧葬制度。我有头疼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穿的礼服要像平时一样。安葬之后，文武百官要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职位。入殓时穿一般的衣服，埋葬在邺城西面的山冈上，跟西门豹(战国时的政治家)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一段表述，集中体现了曹操崇尚节俭的精神。曹操的提倡节俭，反对厚葬，不同于历史上有的统治者那样只是说说而已，他生前一直是奉行这一准则的。
曹操自己一生不讲究吃穿，也要求家人这么做。魏明帝曹睿时，尚书卫觊在上表中说：“武皇帝(曹操)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曹操在《内诫令》中曾说：“我的衣被都已经使用十年了，年年把它拆洗缝补一下罢了。”曹操使用的被子、床褥之类的东西，只要暖和就可以，四周也不做什么刺绣等修饰。他所用的器物，讲究实用，不追求华美，不涂彩色油漆。
他用的帷帐屏风，坏了也是缝补之后再使用，从不轻易更换。他在《内诫令》
中还告诫官吏和家人说，官吏和百姓多制作刺绣衣服，穿丝织的鞋子不得用朱红、紫、金黄几个颜色。以前，我在江陵得到的各种花色的丝鞋，把它给了家人，和他们约定，穿完了这些鞋子，不准再仿作。
朱红、紫、金黄几种颜色表示尊贵，所以曹操下令不准丝织的鞋子用这几种颜色。关于家人穿各种花色的丝鞋是在特殊情况下允许的，平常是不可以的。这也体现了曹操的节俭精神。
不仅如此，曹操的节俭之风影响到妻子，进而影响到下一代。到曹丕称帝时，曹操的妻子卞氏仍然坚持这样做，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外亲也这样做，并告诫他们说：“居处当务节俭，不应当奢望赏赐。外人或许会怪我对待你们太薄，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主张。我侍奉武帝四五十年，已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不能变得奢侈起来。”
在使用器具方面，曹操说：“孤不好鲜饰严具。”
“严具”即箱子，主要用来盛放梳篦、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具。曹操明确表示不喜欢装饰鲜艳的箱子，原来所用的是旧皮搀杂新皮而制作的皮箱，用黄皮镶在中间。后来因为碰上乱世，连这样的皮箱也没有了，就改用方形竹箱，用黑皮罩在外面，用粗布衬在里面，同时加上漆，他觉得这样也很漂亮。
《内诫令》又说：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由此可见，曹操在带头节俭这个问题上是处处用心的。曹操对一些小事也是十分在意，例如他不准家里薰香。他在《内诫令》
中说，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薰。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
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苹。“天下初定”，当指平定河北之后。从那时起，曹操就不准家中薰香。后因三个女儿嫁给献帝，为她们薰香，因此破了例。
曹操于是再次禁止烧香，即使是把香放在衣内或带在身上也不允许。如果房内不清洁，可以烧枫树脂和蕙草。可见曹操为了俭朴，考虑得非常周到。
曹操的三个女儿嫁给献帝，这是一件大事，但曹操对嫁娶时的奢侈之风深为不满。因此女儿出嫁时，用的帷帐都是黑色的，随从的婢女不过十人。
曹操奉行节俭，因而也就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攻城掠地所缴获的财物，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四方贡献，也都与部属分享。
曹操提倡节俭，先从自己和家人做起，并为此作了不少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一次，曹植的妻子违令穿了锦绣衣服，恰巧被在铜雀台上的曹操看见了，立即下令让植妻回家自杀。这虽然做得太过分、太残忍，但也可看出曹操提倡节俭的坚决。
曹操还把是否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官吏品质好坏的标准。一时间在朝野形成了俭朴节约的风气，并形成廉政的新风。在这方面甚至还有做得过头的地方，比如只要一穿新衣、坐好车就被说成不廉洁，反之就被说成廉洁，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以致被一些弄虚作假的人钻空子，但不难看出曹操提倡节俭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对确实不廉洁的人，曹操总是认真作出处理，比如同乡好友丁斐因私自调换官车一度被撤职，曾为曹操上表捏造孔融路粹违禁，以低价买驴罪名处死，表示绝不徇私枉法，这反过来又维护了俭朴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曹操将节俭作为立国之本来考虑。《度关山》诗说：“舜漆食器，畔者十国。”曹操是将奢侈提到了会导致亡国的高度来认识的。《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问由余：“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回答：“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曹操认真记取了这一教诲。
曹操位高权重，却具有俭朴的美德，已很难得，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身边的人管理十分严格。
曹操一生，娶妻纳妃甚多，有名有姓的就达十三人。对于众多的妻妃，曹操管理得很有条理，一不让她们干政，二不让她们挥霍。曹操的正妻卞后，有一个弟弟叫卞秉，建安时任别部司马，官职多年没有提升，心有怨言，想借着姐姐的身份往上爬。曹操知道后严肃地说：“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升官不成，他又想多弄点钱物，曹操回答得更干脆：“但汝盗与，不为足邪?”在曹操严格约束下，卞后“每见外戚，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启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曹操)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卞后自己吃饭“菜食粟饭，无鱼肉”，“请诸家外戚，设下厨，无异膳”。
作为一个领袖和领导者，节俭是十分难得的品格。
3.恩怨情仇，包容天下
判断一个人胸怀的大小，去看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仇人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