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伦敦二百二十公里、距离西海岸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英国的古城施鲁斯伯里。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在这里转了个急弯，把一个由小山形成的半岛围了起来，河弯的直径有几公里。这个城市很早就在这个河弯里发展起来，城市的街道逐渐往小山的顶端扩展。塞文河大桥把施鲁斯伯里与城的四郊联结起来。从市里往西北方向走去，通过威尔士大桥，沿着塞文河岸再走半公里，在弗兰科尔区就可以看见施鲁斯伯里的近郊以及座落在塞文河岸的悬岩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层红砖楼房。这座楼房是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在一八○○年建成的。医生的第五个孩子，即后来的伟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就诞生在这座楼房里。
楼房的所在地叫“山丘”（芒特）。楼房的旁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有供观赏的植物果树。有一条小路穿过峭壁，在这条叫作“医生路”的旁边长着一棵栗树，树枝相互平行地弯曲着。这是查理小时候喜爱的一棵树，他和他的妹妹凯瑟琳在树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座位”。靠近楼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
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高一米八八，很胖，体重约有一百六十公斤。罗伯特·达尔文作为一个医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对人的关心，他那博得人们信任的本领和他那高度敏锐的观察力（这使他总是能够预先准确地说出病的发展经过）——这一切对他的成功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二十一岁（这时他在莱丁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以前就开始行医了，在施鲁斯伯里刚行医半年就诊治了四五十个病人。这样，他一开始行医就能够完全靠自己收入为生，而不需要父亲的资助。他很能博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许多病人往往不只是向他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把自己的忧虑和不幸讲给他听。查理·达尔文说他父亲是“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他对父亲无限信赖。达尔文在回忆父亲时，常常列举几件描述这位医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趣事。例如，查理听父亲说，有一些到他这里来就医的妇女总是哭哭啼啼，使他感到难受。这位医生很快就发现，愈是请她们不要哭，她们哭得愈厉害。因此，后来他就鼓励她们哭，说这能使她们感到痛快，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啼哭停止了，于是他就可以听她们述病，然后进行诊断。
医生与他父亲的朋友老乔赛亚·韦季武德（他是著名的英国“韦季武德”美术瓷器厂的创办人）的女儿苏桑娜结了婚。在查理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丝绒长衣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
除了查理，家中还有他的大哥伊拉司马斯和四个姐妹。在他们中间，他同比他大六岁的苏桑娜和医生最小的女儿凯瑟琳最亲近。
母亲去世那年（一八一七年），查理开始进凯斯先生的学校学习，他在学习上赶不上小妹妹凯瑟琳。不过他却有另外一些兴趣，即在搜集方面的兴趣：他收集矿物、贝壳、硬币和图章。应当指出，在家庭成员中只有他特别爱好收集，——他的哥哥和四个姐妹都不进行收集。就在这时他已经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他竭力要弄清楚各种植物的名称。在他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很有趣的，这就是他喜欢长时间地单独散步，散步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思考，有一次他在走过施鲁斯伯里的旧城堡旁的一条小道时，由于只顾思考，就从七、八英尺高的地方失足跌了下去。他喜欢钓鱼，常常拿着钓鱼竿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塘边或河边。他在搜集鸟蛋时，从每个鸟窝里他只拿走一个鸟蛋，从不多拿一个。每当他想起他在幼小的时候曾经无缘无故地揍了小狗一顿这件事时，他一生都感到内疚。
第二年，即一八一八年，查理被送进别特列尔博士主办的一所旧式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学了七年。他是个寄宿生，但是他却常常在校方每天两次点名之间的那一长空当里跑回家去，因为他在家里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在家总要呆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去。为了不迟到，他只得拼命跑步去学校。
校长别特列尔先生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父，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因自己写的希腊颂诗得过两枚奖章。无怪乎学校所进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学校对作诗特别重视。达尔文虽然没有作诗的才能，但是他收集了大量旧诗，并加以剪裁，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也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题目的诗篇来。
学校里学的是古文，读的是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并且还要背诵。背诵对达尔文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两天以后他就把所背会的东西同样容易地忘掉了。只有贺拉斯的某些诗篇使他得到唯一真正的快乐。学校还讲授古代史和地理，这两门课讲授得都很扼要。
达尔文对别特列尔的这所学校十分反感。在这所学校里，他是一名中等生，可能还是一名落后生，所以他认为在这所学校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空白”。
但是，达尔文却有各种各样的校外兴趣。例如，他曾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当他了解了对定理的一些明确的论证方法时，他就感到非常满意。当有人向他说明如何使用晴雨表上的游标时，这也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他做的主要事情还是搜集。他一面照旧收集矿石，一面努力设法找到一些有新的名称的新矿石。他还收集各种昆虫，他在十岁时就对地方动物志相当熟悉，而读了鸟类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就开始对鸟类习性进行观察，并作出各种标记。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十分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沿着奇怪而又错误的路线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
在查理快要毕业时，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对化学发生了兴趣，并在一个棚子里搞起了一个小试验室。查理经常帮助他，并且认真地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籍。当他在实践中了解到了试验方法的奥妙之后，便对化学入了迷。但是别特列尔的学校反对他从事这一工作：别特列尔博士曾当众斥责他白白地浪费时间，而同学们则给他起了个“瓦斯”外号。
在毕业前不久，查理又迷上了打猎。在他十五岁时，他曾去探望住在伯明翰附近的萨缪埃利的姑父哥尔顿（他的妻子是他父亲的妹妹），姑父常带着他这个侄子去打猎，并给了他一支猎枪。当他们打猎归来时，姑父开玩笑地对他说：“鸟儿正站在树上笑你哩。”查理也笑了起来，可是这个玩笑刺伤了他。不久哥尔顿来到芒特，查理把他叫到花园里，以胜利的姿态表演给姑父看，他是怎样射中抛到空中的手套的。
至于谈到他当时的文学兴趣，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常常坐在学校深深的窗户洞里入迷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他还阅读诗人汤姆逊的《四季》诗以及刚刚出版的拜伦和华尔德·司各特的长诗。
当他对诗歌失去兴趣而感到不快时，就骑马到城外郊游，这使他有机会欣赏大自然的风景，这种娱乐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还有一个特点应该指出：看来在当时达尔文就具有一种温和可亲的、善于交际的性格。他在同学当中有许多朋友，他对他们非常留恋，非常热爱。
父亲对查理在别特列尔先生那里的学习情况很不满意，有一次他严厉地对儿子说，“你关心的只是打猎、玩狗、捉老鼠，这样下去你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家都要蒙受耻辱的”。
他让查理提前退了学，并于一八二五年十月派他随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一起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伊拉司马斯一年前就已经在这里学习了。父亲作出的这项决定，可能是受了儿子这年夏天表现出的对行医发生了兴趣这一点的影响。
早在施鲁斯伯里时，查理就已开始给一些病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看病：他对每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一切病症都记载下来，并且读给父亲听，父亲让他对病人再作一些检查，告诉他下什么样的药，然后由查理自己去配制。在查理那里，有时会同时有十二个病人，于是父亲发觉，查理就象他本人那样也善于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设法把儿子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踏着父亲和祖父的足迹走，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马斯和查理来到爱丁堡，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卧室（他写信告诉父亲说，这样明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因为这里的房间通常都是些“没有空气和光线的小洞穴”），另一间做客厅。他很喜欢这个城市。
查理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和哥哥都成了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也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他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点钟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是亚历山大·门罗“第三”，他没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讲授这门课程时所赢得的好名声。达尔文在对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表示遗憾时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因为要是能学好这门课程那是会更有好处的。达尔文经常到医院门诊去实习。至于外科学。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曾参加过两次危险的手术，但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没等手术做完就跑掉了，因为这时还没有使用哥罗芳。他唯一喜欢的课程是霍普的化学课。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关于他前两门课的学习情况，我们毫无所知；至于自然史这门课，我们已经知道他很早就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岁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此外他还出版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哲学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第二个英国博物馆，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在地质学方面，詹姆逊所持的是著名的岩石水成论者魏尔纳那些极端的、早已过时的观点。
詹姆逊通过讲课，通过他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和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博物馆的兴趣，博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这样一位大博物学家就对他作出了好评。他于1826年讲授的《动物学》这门课程开头讲的就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但是达尔文对这样的课程也未必听进去多少。他认为这些课程也是“极其枯燥的”。诚然，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对课程中的地质部分讲的，因为达尔文补充说：“这些课程对我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我一生决不再读一本地质方面的书，决不研究这门科学”。幸而他没有恪守自己的这个保证。
但是，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来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的话，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设在教学楼里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才三十三岁，正是处于从事科学活动的风华正茂的时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年间，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欧洲的其他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在那里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拉马克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著作《动物学哲学》（1809年），并准备和开始出版自己的无脊椎动物学方面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时，格兰特很快就到巴黎向拉马克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于一八二○年回到爱丁堡，并考察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专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他写了几部关于海绵动物重要著作（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他在爱丁堡附近的福斯湾海岸上对海绵动物做了大量的观察。他在这几年中写了十来本其他有关无脊椎的腔肠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苔藓动物纲和甲壳纲方面的著作和几本有关脊椎动物亚门的著作，例如《羊驼》即巴西啮齿目的解剖学。
达尔文经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收集动物，而他自己也尽力去研究如何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达尔文在一八二七年的笔记中提到，他在福斯湾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海鱼——“海雀鱼”，并“与格兰特博士一起对这种鱼作了解剖”。他们对鱼的内部器官，包括心脏和心瓣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达尔文发现，格兰特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冷淡和拘谨，但内心却极其热情。
有一次格兰特在同达尔文游览时非常高兴地谈论起拉马克的进化观点。达尔文一言不发，好奇地倾听着他的谈论。但无论是这些观点本身，还是格兰特对这些观点的迷恋，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家庭当中，进化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大概达尔文当时已经读了他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所写的《动物生物学》和其他一些著作。不过他对所有这些纯理论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他依然热衷于对生物界的考察和对动物机体的研究。
他同纽挨文尼的一些渔民结为朋友，并同他们一起去捉牡蛎。采捕机从河底捕了许多其他的动物，他对这些动物进行了研究。他在这一年的笔记中记载和描述了某些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描述了软体动物的幼虫，并简要叙述了珊瑚虫和海鳃。根据笔记的记载，他同另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过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笔记本中保存有几份动物统计表，显然他是把这些统计表放在笔记本内，旅行时随身带着的。这就是：“福斯湾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蠕虫”（这是从詹姆逊教授的著作中摘录来的）；一份在上述地区所找到的各种鱼类的统计表（这是由另一位博物学家编制的）；两份用以确定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详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