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伯乐相马
中国古代，有个伯乐相马的故事。
是说，叱咤风云的楚国国王，想买一匹驰骋疆场的千里马。探听良久，得知伯乐善于相马。于是，楚王委托伯乐，去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但是，伯乐受命之后向楚王说明，真正的千里马很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认真地到各地去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会尽力将这件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重点对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做了仔细寻访，辛苦倍至，却还是没发现中意的千里马。有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路上行进。马累得呼呼直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地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它的还才不遇。伯乐立即从洪亮的嘶鸣声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如果这匹马放到疆场上去驰骋，很可能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与其让这匹马拉车，还不如把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卖给了伯乐。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而去。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朋友，我给你找到好主人了。”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爱马如痴的楚王，听到这响彻云霄的骏马嘶鸣声，疾步走出宫外寻找。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看看。”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骨瘦如柴，认为伯乐是在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去给我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还能上战场驰骋吗？”伯乐说：“启禀大王，这确实是匹千里骏马，不过它原来的主人使用不当，让它天天拉重车，又不能精心喂养，所以看起来很瘦。然而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重现英俊。”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过了半月左右，马变得精壮神骏，威风凛凛。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气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楚王自是爱不释手。
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信任和敬重。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确，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比千里马更重要。
苏轼的第一位伯乐应该是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曾在西夏扰边、辽国进犯的危难之际，为朝廷出谋划策，为朝廷解忧排难。因此，深得皇上器重。后来，以户部侍郎坐镇西蜀，任成都知府。忠君爱国的张方平，一到任便忙着寻贤举能，为朝廷网罗人才。听说苏轼之父苏洵‘有王佐之才’；‘隐居以求其志，行文以达其道’。求贤若渴的张方平，当即提笔修书一封给苏洵，请速来成都一晤。苏洵从十九岁参加科考，屡战屡败，本来对仕途早已心灰意冷；张大人的一封信，又点燃了他胸中的熊熊烈火。接到来信，苏洵受宠若惊，立即回信，感谢知府知遇之恩。并着手从杂乱无章的书稿中，精选了几篇自己中意的政论文章，附在信中。称：“我在这几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论述了历史上政治之利害得失，所总结出来的帝王之道，御权之术，可操作性很强，绝非纸上谈兵。现在随手选几篇给，望您指教。”表明“草茅贫贱之人”我即将动身去成都，“数百里一拜于前”。
张方平认真读了苏洵的几篇政论文章，大加赞扬。认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大有司马迁《史记》之风骨。当即申报成都书院教习，可惜朝廷没有批准。给苏洵泼了一身凉水，心想算了吧，自己也一大把年纪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俩儿子苏轼和苏辙身上吧。就跟张方平说：“尽管我仕途无望，尚要感谢您的知遇之恩。两位犬子苏轼、苏辙，自幼饱读诗书，尚算才思敏捷，也许称得上千里良驹，还请您这位伯乐相马。”说这双手呈上哥儿俩写的一大摞诗词文章，请张知府过目。并拉出两位公子给知府行拜见之礼。
张方平看苏轼，身材伟岸，器宇轩昂，浓眉大眼，眉宇间透发着勃勃英气，豪迈大气，飘逸潇洒；再看苏辙，儒雅秀气，谦恭谨慎周身蕴藏着内秀。知府一看哥儿俩，都一表人才，心下喜欢。接着知府与二人做了交谈。问苏轼在读何书？答曰：“正在第二遍读《汉书》。””啊，你读书习惯读几遍吗？我早年家贫，买不起书；只好借书读。逼得我只能看一遍，而且一遍就得记下来。于是逼得我一个月内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通读了一遍；而且，已得其详。”张知府说。说着背了几段《汉书》。苏轼觉得准确无误；怪不得不读第二遍，原来读一遍就能过目不忘。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苏轼道：“晚生读书，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做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做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做一次，亦如之，他皆仿此。”俩人交流《汉书》读书心得，知府觉得苏轼读一遍有一边的收获，能读出新意，见解非常深刻。感到苏轼一本书读多变，确有必要。
接着，张方平出了几道题，对哥儿俩进行了笔试。自己躲在窗外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考试进行中，苏辙有一题典故不知出自何处，指给哥哥看。苏轼会意，把手中的毛笔倒过来，竖在书桌上，，用手指弹弹笔管，苏辙笑笑，知道典故出自《管子》。张方平看后窃笑。两份答卷，都非常优秀。
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皆千里宝驹也。良玉经琢，定成伟器。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给俩人作出肯定的评价。此后，张方平对苏轼比其严父更加严厉，决心把这匹良驹，训练成日行千里的宝马；把一块璞玉，打磨成为光彩绚丽的伟器。把苏轼写的文章，从头到尾认真进行了批改。这是苏轼第一位独具匠心的导师。
本来，苏家两兄弟，先要经过乡试，然后才能进京赶考。张方平认为，像苏轼哥儿俩这样的宝马良驹，再经过如此繁琐的乡试，简直是瞎耽误工夫，真正参加乡试，那肯定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干脆带上推荐信，直接进京参加六科之选得了！张方平认为，就是参加六科之选，他们也还是有劲使不出来！
另一位赏识苏门三父子的是雅州太守雷简夫。他给欧阳修和韩琦分别写了一封推荐信极力吹嘘了三位大才子的文章和才华。说苏洵，“用则可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尔！”说，这位老才子，有王佐之才，用他，能教给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可是，如果不用他，他只不过是一芥山野村夫罢了；太可惜了。然而，苏洵拜见了韩琦、富弼等老政治家，他们认为，文章是写得不错，但不过是文人论政，夸夸其谈，难以实现，没有可操作性；倒是两位公子，潜力颇大，后劲无穷。
当时全国文坛的盟主是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张方平和欧阳修政见不同，因此，相处也并不融洽，但是，出于爱国选才的公心，为了年轻人的锦绣前程，他们都能搁置争议，捐弃前嫌，共同举荐贤者，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高尚人格，堪为后世楷模。张方平立即提笔修书给欧阳修，极力推荐苏轼三父子，洋洋洒洒数千言，充满溢美之词。而且说：“我自己无足轻重，然而选拔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为朝廷所用，是您的职责啊！”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豪当在此！”他考虑：苏轼、苏辙两兄弟，还得通过科考看成绩；当务之急是先把年已48岁的苏洵推荐出去。于是，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当时，欧阳修看了苏洵的论文很赏识，认为这是当今最明白流畅的议论，最铿锵有力的推理，文笔雄健、畅达。欧阳修平时非常器重有才华的学者，这次更不例外，于是他将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推荐给朝廷，受到朝廷的重视。一时间，震动朝廷上下，京城内外的学者传阅他的文章，人人都赞不绝口，并且争相效仿苏询的文章写作方法和散文风格。苏洵这位晚学成才的散文家，也从此闻名于世。直到很久以后，还广泛流传着赞誉苏洵文章的民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宋朝羊肉价格大约是牛肉的20倍，，所以《水浒传》里，武松、李逵都是大碗喝酒，一顿好几斤的吃牛肉；一次，李逵进酒店要喝酒，吃牛肉。然而，店小二欺他穷，说：“小店只有羊肉，不买牛肉。”那时，羊肉只有阔人才吃得起。说明苏洵政论文章影响之大。经欧阳修推荐，士大夫的认可，苏洵终于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行列，尤长于政论散文的写作。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震京师。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文坛领袖，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境贫寒，买不起‘文房四宝’，母亲郑氏就用芦荻画地，教儿子识字；儿子聪明、勤奋，学得很快。这便是传诵千古的‘画荻教子‘的故事。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像成人写的文章。他叔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我看这孩子可不一般，将来必定大有出息！不只能光宗耀祖，发迹我欧阳家族；而且将来也必定是当代名人。”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23岁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景祐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输入了新鲜血液，对北宋文风转变有极大影响。
欧阳修出身贫寒，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终于成才。他23岁中进士。知成才之不易，使他更求贤若渴，极力为朝廷举荐人才。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显然，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
欧阳修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导师，虽然通过张方平的推荐和他们提交的论文，欧阳修已为两位小帅哥出众的文才所折服；对他们的诗词文章，都赞不绝口，认为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文坛的未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的。然而，真正看中苏轼、苏辙这两匹宝马良驹，是作为主考官阅读他们考卷的时候。苏轼一生都恭恭敬敬尊重欧阳修和张方平两位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和导师，称：“出入四十余年间，虽物议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那么，在严肃的科考试场上，苏轼是如何尽情发挥、游刃有余、才气过人，惊动两位主考官的？且看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