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近代的什叶派乌勒玛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伊朗社会的政教关系。巴列维王朝取代恺加王朝而建立，乌勒玛的这种重要地位却一直保持了下来。王权与教权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随着王权的加强和世俗化改革的推进，什叶派信仰不但没有丧失原有的阵地，其影响反而日益增强。什叶派宗教领袖再次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领导了伊朗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社会运动，使伊朗成为研究伊斯兰教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第一节 礼萨汗时期的政教关系
立宪革命之后，俄国军队继续占领伊朗北部，英国也从印度调集军队，占领了属于其势力范围的伊朗南方各省。双方在各自占领区内自行其是，恺加王朝的中央政府已经形同虚设。1914年，恺加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艾哈迈德登基，随后宣布在已经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严守中立。但是，仇恨英俄的伊朗很快被德国拉入同盟国，卷入了战争。战后，伊朗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南有英国占领军，北有苏俄支持的吉朗共和国，边远地区的许多部落也纷纷拥兵自立。1921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恺加王朝哥萨克师的将领礼萨汗（RizāKhāh）率军进入德黑兰，控制了全国的局势。国王艾哈迈德有名无实，他于1923年任命礼萨汗为首相，自己出游欧洲。
礼萨汗担任首相期间（1923年10月-1925年12月），没有机会扭转恺加王朝原有的政教关系格局，只能致力于和乌勒玛结盟。此时恰逢伊拉克两位著名的什叶派领袖伊斯法罕尼（Isfahānī）和纳以尼（Nā"īnī）因为抵制英国人操纵的选举被英国人驱逐。他们来到伊朗，居住在圣城库姆。艾哈迈德国王和礼萨汗竞相前往库姆拜访，希望赢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向哈里发制度宣战，这使得伊朗的宗教界人士惊恐万分。而礼萨汗对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进展情况一直很关注，并向往以类似的方式对积贫积弱的伊朗进行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他及时转变态度，赶往圣城库姆同宗教领袖商谈。不久后，礼萨汗宣布“停止为促进共和政体所作的努力”，并呼吁人民“放弃共和国的念头，转而竭尽自己的力量和关怀，以消除国家在改良和前进道路上的障碍”①。此后，礼萨汗继续加强与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两位宗教领袖于1924年4月重返伊拉克圣城。纳以尼致信感谢，并把据传侯赛因的兄弟阿拔斯在卡尔巴拉惨案中使用过的一把宝剑赠与礼萨汗，②从而使礼萨汗在更大范围内赢得了宗教上层和普通信徒的支持。同时，礼萨汗又成功地利用宗教界的影响，阻止国王艾哈迈德从欧洲返回伊朗，为自己掌权扫清了道路。1925年底，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国王。他以古代波斯的强盛王朝巴列维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巴列维王朝就此开始。
①米·谢·伊凡诺夫：李希泌，汪德全译：《伊朗史纲》，第425页，三联书店，1958年。
①ShahroughAkhavi，ReligionandPoliticsinContemporaryIran，p.30，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80.
鉴于什叶派宗教界人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礼萨汗恢复和保留了立宪革命时期的旧宪法。宪法中关于政教关系的规定，如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伊朗国教，只有该派教徒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国王有义务弘扬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并在精神方面寻求宗教学者的帮助，以致力于伊朗的进步；国家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基本原则下实行自由教育等都再次得到重申。尽管宪法的许多具体规定从未真正付诸实施，但王权对宗教权威这一表面的妥协揭示了这一时期君主立宪制度下政教关系的实质。
礼萨汗主政后开始将自己的治国方略付诸实施。他想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教权至上思想以及什叶派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成为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礼萨汗采取了强化波斯民族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民族认同价值体系的措施。首先，他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文字改革。多个机构受命创造新的波斯语单词，以表达从欧洲语言中转借而来的术语和词汇，并把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词汇翻译成波斯语，包括把波斯城镇和河流的阿拉伯语名称和土耳其语名称改成波斯语。但创造的新词时常借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古波斯语，有些新词能够被大众接受和使用，有些则因为生僻古怪不被人们接受。其次，改换国名。礼萨汗接受驻德外交人员的建议，宣布自1935年1月1日起，正式改国名“波斯”为“伊朗”，即“雅利安人的土地”。国名的改动延伸了伊朗的文明史，而且也显示了所谓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内心的梦想。第三，为了淡化伊斯兰教对伊朗社会的影响，礼萨国王从伊斯兰教传入前的波斯帝国的光荣和强大中寻找民族骄傲的根源，提醒人们牢记被阿拉伯人征服的耻辱，拒绝和轻视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信仰。他本人就选择了巴列维这样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名称为自己家族的姓氏。
另一方面，礼萨汗着手削弱宗教势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一努力从他执政期间所颁布的几部主要法令清晰可见：1926年颁布伊朗《民法》，将原来由教法学家主持的宗教法庭纳入国家控制之下，首次从法制上削弱了宗教势力；1928年颁布《统一着装法》，不顾伊朗宗教民族礼俗，强行要求男子着西装、戴圆顶帽；1930年颁布《沙里亚法庭法》，进一步限制宗教法庭的权限，使其仅有权受理涉及婚姻、家庭、子女监护事宜的诉讼；1934年颁布《瓦克夫法》，授权由国家教育部门管理称为“瓦克夫”的宗教公产，从而削弱了宗教界的经济实力；同年颁布政令，宣布一切公共场所对妇女开放，之后又下令禁止妇女戴盖头和面纱；1936年禁止伊朗的什叶派信徒到伊拉克的圣地纳杰夫参加悼念已故宗教领袖的活动；1939年禁止什叶派信徒在阿术拉节举行公众游行和殉难剧的表演。此外，礼萨汗还不断减小宗教界人士在国会中的比例，如第六届国会（1926-1928）中宗教界代表高达40%，而到第十一届国会（1936-1938）时几乎无著名宗教界代表。
在礼萨汗的一系列政策下，宗教界人士的权力受到全面限制，政教关系趋于紧张。而他试图以强力消除伊斯兰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的做法，扩大了少数西方化公民与广大普通伊朗人之间的差距，遭到民众的反对，激起宗教界人士的抗议。但对这些反对意见，礼萨汗惯于采用武力手段予以压制。1928年，当一位毛拉对王后不戴面纱提出告诫时，礼萨汗立即乘装甲车赶到清真寺，当众鞭笞了这位毛拉。1934年礼萨汗访问土耳其回国后，又下令禁止无檐帽，改戴欧洲式的礼帽。而这种有边的帽子的最大缺点就是妨碍穆斯林在礼拜时以头触地，因此遭到强烈反对。1935年在马什哈德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殿中，群众的礼拜活动演变为静坐示威。当地警察不顾清真寺和圣殿的避难特权，向群众开枪，造成数百人伤亡。礼萨汗对教职人员的请求置之不理，更没有向他们寻求精神支持以恢复社会秩序，表明了他不向宗教界人士妥协的态度。因而，马什哈德事件标志着什叶派宗教界人士与王权的决裂。
总之，在礼萨汗统治的早期，曾得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支持。反对共和的宗教界人士对他登上王位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而礼萨汗后来的所作所为却把他们逐步赶到了对立面。宗教界人士不但没有成为国王政策的辩护者，反而成为其反对者，政教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加之礼萨汗没有系统的改革思想，也没有同西方打交道的经验，仅凭经验和直觉，力图通过专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到了他统治的后期，国内矛盾激化。宗教教职阶层因丧失特权而愤怒，大部分农民因没有土地而陷入贫困，工人过着被外国旅行家称为“与野兽无异的生活”。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人厌恶专制，向往民主和社会正义。而在对外关系上，礼萨汗同法西斯德国关系日益密切，引起英、苏的不满。1y41年，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礼萨汗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被迫逊位给其子——时年21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RezaPahlavi）。
§§§第二节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政教关系
巴列维国王掌握实权是在1953年以后。他在位期间的政教关系大致以60年代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王权比较衰弱，而宗教界在礼萨汗多年的压制之下，暂时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辉煌地位。二战使得伊朗国土落入外国势力之手，国家经济陷入困顿，宗教界人士也面临经济上的窘境。同时，国家的政治体制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外来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日益渗入伊朗。宗教界人士面临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虽然大多数乌勒玛此时并不热衷于政治事务，但在他们看来，君主制是世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天敌。因此，宗教界人士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必须设法与王室合作。而王权自身的衰弱也需要来自宗教界的支持。两者此时互相需要，结成同盟，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巴列维国王上台之初对宗教界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他听从宗教人士的建议，兴办什叶派宗教教育，并希望在伊朗拥戴一位与伊拉克纳杰夫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不相上下的宗教领袖，以对抗外来思想的影响。国王的理想人选是当时居住在边远城镇的著名乌勒玛布鲁杰迪（MuhammadHuSaynBurūjirdī）。1944年，布鲁杰迪从家乡来到德黑兰的一家医院住院70天。据传他可能会同意离开家乡布鲁杰德，前往库姆。库姆的毛拉纷纷致电，敦促他前来。就在此时，年轻的巴列维国王也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双方的对话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但是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据说布鲁杰迪要求国王阻止报纸对宗教人士的不恭敬态度，国王同意了。实际上，他们谈得应该更多。因为此时他们都处在追求真正的最高权力的开端。他们都为伊朗被外国势力所占领忧虑，也都不喜欢共产主义。布鲁杰迪希望妇女有权力选择在公众场合是否佩戴面纱，希望伊斯兰教和毛拉受到尊重。国王需要得到德高望重的，但是又能像1735年去世的效仿源泉哈依里（"Abdal-KarīmYazdīHa"irī）那样不直接干预政治的宗教领袖的支持。这一会见被认为是巴列维王朝与宗教界人士关系转变的一个信号。之后双方多年的合作关系表明，这次见面非常成功。布鲁杰迪出院后来到库姆，1946年成为什叶派世界唯一的最高效仿源泉，直到1961年去世。
宗教界人士内部以布鲁杰迪为首的温和派同王室保持着良好关系，多次充当了国王与激进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协调人。1948年1月，为抗议政府禁止妇女戴面纱的禁令，15位高级宗教学者联名发布教令，宣布妇女上街必须戴面纱，违者将以“叛教罪”论处。国王对此束手无策，只好请一位温和的宗教领袖出面缓解僵局。同时，部分宗教界人士一直积极参与政治。特别是二战后成立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要求废除礼萨汗颁布的全部世俗法律，实施得到宪法肯定的伊斯兰教法，保护伊朗民族工业。其领导人卡沙尼（QaSimKashani）成为强硬派的领袖。1949年2月，卡沙尼因策划暗杀国王未遂而被捕。国王再次指使布鲁杰迪出面，在什叶派圣城库姆召开了一次有2000名宗教学者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决议，呼吁宗教界人士不要参与政治。
尽管遭到传统宗教界人士的指责，1945年成立的激进宗教组织“伊斯兰敢死队”（菲达因组织）仍一直在活动。1951年3月，菲达因组织的一个成员刺杀了一位亲英的政府高级官员。此举是在伊朗民众强烈要求接管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实行企业国有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慑于民众的压力，巴列维国王于同年5月被迫成立以摩萨台首相为首的伊朗民族政府，批准了由议会提出的企业国有化法案，暂时缓和了局势。
1953年，卡沙尼因摩萨台民族政府愈益“左倾”与之分手，转向“伊斯兰敢死队”营垒。而摩萨台政府则在西方财团经济制裁的打击下，转向亲莫斯科的伊朗人民党。同年8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支持国王的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为配合军事政变，支持国王的宗教领袖比赫巴哈尼动员德黑兰南部的穆斯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此举也得到了布鲁杰迪的支持。
摩萨台政府倒台之后，国王继续与温和派宗教界人士布鲁杰迪和比赫巴哈尼合作。随着时局的变化，各种势力交互发生作用，影响着这一阶段的政教关系。尽管宗教界人士不断卷入政治，但乌勒玛当中形成了温和的布鲁杰迪—比赫巴哈尼核心，加之1955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什叶派乌勒玛取得了反巴哈伊信仰运动的胜利，使得这一阶段的政教关系仍以王权与宗教界的联盟为主。①在温和派主流的影响下，乌勒玛在巴列维国王急需树立权威的早期，给予了他必要的支持，并一度从政治活动中淡出。但也是在温和派主流的努力下，什叶派乌勒玛得以建立不少宗教机构，特别是布鲁杰迪重新组建了库姆的经学院，为宗教知识的传播和征收宗教税建立了一个网络。这使乌勒玛阶层能够保持收入的稳定和经济独立，少受政府的干预。同时，在英美的支持下，国王从50年代末期开始强化自己的权力，其触角一步步伸向原来由宗教界人士控制的领域。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就筹建于这一时期。尽管土地改革还没有正式推进，但60年代紧张的政教关系的种子已经播下。
①ShahroughAkhavi，ReligionandPoliticsinContemporaryIran，p.91.
1960年，阿亚图拉布鲁杰迪以“土改”违反宪法和伊斯兰教法为由，反对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并得到了比赫巴哈尼的声援。这标志着宗教界人士与国家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合作出现了裂痕。①为争取宗教界人士对土改的支持，国王被迫作出让步。1960年5月颁布的土改方案，规定对以宗教公产名义占有的寺院土地不实行土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