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
程朱理学
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程颢及其弟程颐共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程颢认为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并且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程颐认为“性即理也”，他认为“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和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性和理又实先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使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更完整更系统。对于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朱熹以为“理在先，气在后”，以为“虽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以为“理是本”，“理终为主”。而这些理的最高境界，则是“太极”。但他又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说气不聚结理亦无所附着。因而朱熹的学说常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陆王心学
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
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大。到明代中期，王守仁以陆学传人自任，宣扬心学，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鼓吹“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同时提出“知行合一”，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和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学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学。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性善论与性恶论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不忍人之政”）。
性恶论是荀子的人性论。荀子认为，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认为，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
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是“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
阴阳五行说
阴阳说与五行说是互为辅成的，五行必合阴阳，阴阳必兼五行。所以，人们常将两者并称为阴阳五行说。
阴阳说形成于夏朝，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相对的气是天地万物泉源。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等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则为春、夏、秋、冬四季。
天之四象，人的耳、目、口、鼻与之对应；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与之对应；人又有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数。所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天、地、人合一。
五行学说也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哲学思想。它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认为五行相生且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金、木、水、火、土这五类物质的属性不同，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五行说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
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古代人认为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比如如果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树木和人的仁心就会随之发生变异。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的占星术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的理论为基础衍生而来的。
“白马非马”论
“白马非马”论是我国古代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提出的重要命题。公孙龙是名家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平事迹不详，有14篇著作留世，但在唐时已散失大半，如今有《公孙龙子》一书传世。
名家的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
公孙龙非常善辩。据说，他牵着一匹白马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接下来的一番论证使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
公孙龙是这样来论证的。
首先，他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指称形体的概念与指称颜色的概念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