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曾在湖北岳阳写下流传古今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经验。
§§§第六节 包龙图坐镇开封府
北宋以后，人们称清官为“包青天”再世，包青天是百姓中口口流传的清官的代表。有关包拯的小说戏剧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在史书上皆无所考。但是这却为包拯赢得很高的声誉，将其说成能夜审阴间冤魂、日审阳间冤狱，乃是天庭的魁星转世。当然，这跟历史的真实不尽相符，但我们从史籍中依旧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包拯的形象。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习，成年后，以孝道闻名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赶赴汴京应试，次年高中甲科进士，出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故乡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是又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立即辞官，隐居乡里，奉养双亲。
父母故去后，包拯在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包拯任职天长县知县，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有一农民来到县衙，状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掉了舌头，请求官府捉拿罪犯。他深知耕牛对百姓的重要，割去牛的舌头并无财利可图，便到下面查访而得知这乃是一桩邻里间的陷害案。因为被割去了舌头的耕牛是难以活命的，同时依据宋代法条：百姓私自宰杀耕牛是违法的，于是有意判定状告之人回家之后将耕牛宰杀后卖掉，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才能引出幕后真正的凶犯。果然像包拯所料定的一样，不久那个割去牛舌头之人前来状告牛主私自宰杀耕牛，欲加其罪。所以包拯严厉地责问道：“你为什么要将人家的耕牛割去舌头后，还要诬告人家呢？”那罪犯一听，头脑顿时陷入慌乱，以为事情败露，只得服法认罪，疑案就此侦破。这说明包拯断案执法明敏正直。
大概是巧断牛舌一案，使得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的小说戏剧所附会夸大。其后包拯被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这里乃是天下名砚——端砚的出产地。端砚作为朝廷的贡品，又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其采石制作是极其艰苦的事情。但是当地地方官员却为升官发财，总以进贡为名，有恃无恐地大肆向百姓搜刮端砚，好带回京城贿赂权贵。他在任职期间，时刻将为官为人的准则铭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并且下令端砚只制作进贡的数量，不得多作一方，违法者要严惩。他离任之时也未带走一方端砚，其清正廉洁为朝野传为美谈。
庆历三年（1043），入京城担任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他奉命出使契丹，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归来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山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在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为整肃纲纪，惩处贪官污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力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00余匹的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悻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
王逵本是一个地方小官吏，因结交了上层官员而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财。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私自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此民愤极大。但王逵和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到仁宗的青睐，故而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甚至不惜与皇帝当堂争辩，谴责王逵：“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赫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追还敕命”。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最终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偁称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以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得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最能说明包拯做事“立朝刚毅”的事件就是弹劾张尧佐。皇祐二年（1050）包拯入知谏院，当时张尧佐依靠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担任着三司使。这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其地位仅次于东西二府的宰执们，往往作为执政的后备人选。张尧佐没有做好事的才能，包拯因此弹劾他“是非颠倒，职责都忘，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耻”。
仁宗看到包拯和其他台谏官员纷纷上疏，指责张尧佐，只好打消让张尧佐升任二府的念头，并且罢免了他三司使的职务。但为了安慰爱妃及其伯父张尧佐，仁宗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置使。包拯闻知立即上奏张尧佐乃是“清朝之污秽，白昼之鬼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要求收回任命，但是仁宗就是置之不理。当朝会之日，御史中丞王举正和包拯、唐介等台谏官留下，直言面谏仁宗。这是动用了宋代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特殊手段。但仁宗大怒，下令今后台谏上殿须先报中书取旨，这是他自废黜郭皇后以来再次动用君权与台谏对着干。
后来仁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得向台谏做出让步，免去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而保留其它两使。过了一段时间，张贵妃又吹起枕头风，仁宗见到舆论已平息，便重新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包拯得知此事，不顾仁宗先前警告，不依不饶，领头与其他谏官上奏再论。为了说服仁宗，包拯几乎天天上殿争辩。有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说情，仁宗呵斥道：“今日包拯上殿争辩，唾沫星子都飞溅到朕的脸上了。你只顾要宣徽南院使、宣徽南院使，就不知道包拯他是谏官吗？”由于包拯的有力抗争，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并且保证今后张尧佐再有升迁，必须听取台谏的奏疏。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大加褒扬，秉公推荐，如杨纮、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来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为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然是守旧派人物王拱辰推荐为御史的，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纮、王鼎、王绰三人先后又被启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过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吏，裁汰冗员，对凡是年满70周岁的官员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灾荒年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该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西夏。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说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上奏《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此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查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且依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皇祐四年，包拯除龙图阁直学士（后世因此称其为包龙图）、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瀛、扬、庐等州府。他执法严明、刚正不阿，在其出知故里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乃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自己的亲朋故旧以为可以得到他的庇护，因此经常干一些仗势欺人，欺行霸市，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下定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告。正逢有一自己的娘舅犯法，包拯却不以近亲为忌，照样在公堂之上依照法典处以笞刑。从此以后，那些仗势扰民的亲戚故旧皆是肃然守法，再不敢胡作非为。而且包拯还为子孙后代立下家训：“后世子孙担任朝廷命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不得放录到家谱之中，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墓地之中。凡是不遵从我的训诫，都不是我的子孙后代”。他将家训镌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用以昭示后人。
嘉祐元年（1056），包拯以龙图阁侍制权知开封府。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把一个号称难治理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他惩治不法的权贵。包拯“立朝刚毅”， 凡是请托，不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高官权贵，都一概拒绝。因此将开封府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是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使得在京城闻听包拯之名，达官显贵们个个胆战心惊，颇为忌惮，都开始收敛些。其次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历来诉讼者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堂上投递诉状，须经过府吏之手上下周转，推脱扣压。由于诉讼之人不能面见长官，府吏们往往借此敲诈勒索，徇私舞弊，而有冤屈的人常因为送不起钱财而状告无们。包拯却改革此种制度，下令大开府衙正门，让状告之人可以径直到大堂之上，向他陈述是非曲直，自此“小吏们不敢欺瞒”，审理案件也更加公正合理。
再有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汴梁到通许，直达淮河。后来为了漕运方便，又自新郑引来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每年夏秋时节惠民河常常涨水，大水时城门折断，损坏官府和百姓的居所房屋数万间，大片土地被水淹没，城中只有依靠小船往来联系，这危及到城中百姓的正常生活。包拯调查得知河水泛滥的原因是达官显贵们构筑亭台楼榭，侵占惠民河，使得河道淤塞不通，于是毅然下令，将所有修建的亭台、楼阁、花园、水榭一一拆毁，使河水得以通畅。有些权贵不满，手拿伪造的增加步数的土地文书与包拯争论，包拯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露其是假的，并上奏朝廷，要求给予严惩。最后严办京城的无赖刁民。有一次，弄巷起火，几个无赖之徒却借机起哄闹事，聚众责问包拯，说：“救火是取甜水巷水，还是苦水巷水”。包拯当即把他们斩首，从此无赖刁民个个帖然畏服。开封府肃然而治，城中不论老叟、妇孺，还是满街跑的童稚，都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天性严峭，不苟言笑，人们就说若让包公笑犹如黄河变清那样难。京畿腹地更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宁遇阎罗，莫遇老包”的谚语，以阎罗王来比附包拯，形容其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嘉祐三年包拯升任权御史中丞，兼令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在朝廷中被称为“真中丞”。次年又以枢密直学士权知三司使。嘉祐六年，升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
嘉祐七年（公元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办公时，突然得病，数日之后，逝世在开封的府邸，终年64岁。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深受世人爱戴，因此闻听到他的去世噩耗，朝廷上下震惊不已，开封全城百姓为其哀悼。据说当时汴京一带无论官吏百姓，无不悲痛万分，叹息之声，闻传数里。天下仕子莫不以包拯为楷模，当官就要头顶青天。朝廷为表彰包拯的贡献，特赐其谥号为孝肃。现在藏于河南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面刻有183位开封府知府的姓名及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经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看碑记时，由于对包拯的敬仰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竟将碑字磨去。
封建王朝中，一个清官确实可以惠及一方百姓，使得百姓的沉冤得以洗雪。而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在重压之下，得到清官的眷顾，于是，在南宋时期，就有大量的包公的齐东野语问世，在元代，当元曲盛行的时候，包公的形象更是被搬上了舞台，当小说《包公案》流行后，一个清官的形象渐渐地清晰，一个伟岸的身影屹立在历史的深处，虽然，后世多用夸张的手法来述说这位包青天的种种故事，但这些故事多少表达了人们追求平等，渴望公平的心愿。
§§§第七节 “金融沙皇”王安石变法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