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中国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作于1100到1125年之间，描绘了清明节汴京城外沿河两岸的生活场面。画面全长528.7厘米，高24.8厘米，绢本淡色。画卷一展开，我们就像跟着摄像机的镜头，从城外的河边逐渐向市里走去，过了桥，再穿过城门，来到了热热闹闹的集市中心。作者在绘画时，运用移动透视的方法、近大远小法和淡淡的光影，因而使画面显得引人入胜。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一幅当事人所作的标徽当时北宋首都开封的繁荣景象的画卷。因为是时人所作，所以它的描绘是真实的。这幅作品真实、具体、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场面，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史籍中得到了证实。
北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但从这幅画卷中，我们不难看出，北宋的城市商业经济还是很发达的，因而，也可以知道北宋的社会经济并非真的是千疮百孔。当然，画家感兴趣的是集市中的各种买卖，以及各式各样的人，和城中各种建筑物：酒楼、药铺、香铺、茶铺、弓店、当铺，以及各种摊贩：做车轮的木匠、卖刀剪的铁匠、卖桃花的挑担……这幅画的中心是虹桥。桥上有不同的人，有骑马的、乘轿的，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桥下，船工们正驶着大船通过桥洞，船头有人在看船行驶的方向，而船两边的人则用力地划着船，气氛让人觉得紧张。桥上的人在大声叫喊着，而船上的人则绷紧了所有的神经，使出了全身的力，确保安全地通过桥洞——总之，《清明上河图》以它那高度的绘画技巧，使那些错综复杂的、引人入胜的画面，成为永久性的历史记忆。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就不难看出北宋经济繁荣的一面。
历史上的东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是黄河冲积扇平原的尖端。东临商丘，西连郑州，南接许昌、周口，北靠黄河。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封为河南省会；1954年省会迁郑州，开封为省辖市。1982年，开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名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开封历史悠久，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颢、钟嗣成、王延相等。这里地势低洼，湖泊众多，号称“北方水城”，名胜古迹众多，以铁塔、龙亭、相国寺、繁塔、延庆观、禹王台、包公祠、朱仙镇岳飞庙等为最著名。
开封地处豫东平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年平均气温14.24°C-14.50°C之间，无霜期213-215天，年均降雨量670毫米，林木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游玩开封的最佳时节莫过于9、10月间，天气温和，降水量适中，还能观赏盛开的菊花。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3000年。现在的开封城垣，是清代的开封府城，也是解放前的河南省城。这是河南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著名的中州古城，在高度、长度、气势上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相传在2000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曾经在此筑城。而“开封”之名始于春秋，是郑庄公取“开拓封疆”之意而得名的。战国时，魏惠王将国都迁到这里，定名“大梁”。五代梁太祖建都开封，改名“东都”。后汉、后周、北宋均沿称“东京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因此，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美誉。
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封一带就有人类活动。夏朝（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夏第七世帝杼迁都于老丘（今开封市东约22公里），至12世纪，历经六帝约157年。春秋时期，公元前743年—前701年，郑庄公在开封城南朱仙镇古城村筑“启封”城。战国时期，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山西安邑迁都今开封市所在地，时称大梁。公元前225年，秦灭魏，置砀郡，立浚仪（大梁）、启封两县。两汉景帝元年（前156），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启封县为开封县。东魏在开封设置梁州。北周灭北齐后，改梁州为汴州。公元712年，开封县治移置汴州城内，与浚仪县同廓。公元907年，后梁建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号称东都。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开封。公元938年，开封被称为东京。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北宋。北宋时，开封人口达到150万，不仅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市。公元1126年金攻陷开封，改开封为汴京。公元1214年，金朝迁都开封。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于开封。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第五子朱棣为周王驻藩开封。明代，开封经济繁荣，号称“八省通衢”、“势若两京”。公元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明军扒开黄河，开封城遭破坏，城中37万人，仅剩3万余人。清代设开封府，清末开封辟为商埠，民族资本工业兴起，先后创办了机械、兵器、面粉、火柴、烟草等工厂。民国期间，开封为河南省会。尤其在宋代时，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尤快，达到鼎盛。
根据《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京在水运、商业等方面十分繁荣。宋太祖赵匡胤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都城，显然有他的考虑。然而，开封地处平原地区，四周没有险要可守，以至于当金国对其攻击时，它很快就被攻破，而使北宋速速结束了他的统治。东京汴梁城的繁华，与这个朝代的羸弱形象并不相称。然而，北宋王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充满悖论的一页。
§§§第五节 庆历新政
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篇。而这个作者，正是北宋第一次改革的发起者——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52岁时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后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所谓“庆历新政”，是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在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因直言敢谏而被宰相吕夷简指责为朝廷中的朋党的核心人物，现今又位居参知政事，处理西夏问题时表现出远见卓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忠君精神，加上在台谏和馆阁中有一批追随者，都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领袖。
庆历三年初，在与西夏的交战接连败北，使得西北局势严重。同时京畿腹地周边的统治区域时有农民起义。所以仁宗想要改革弊政，罢免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遂重新提拔余靖、欧阳修等人为谏官，开放言路，议论时政，为准备进行的改革制造声势。又先后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担任枢密院副使。九月，仁宗三番五次召见他们，还接二连三地亲笔写诏书命令范仲淹、韩琦等人陈述上奏当时可实行的“急务”。仁宗实在是等不及了，恨不能一下就国富民强，为此甚至命太监将皇宫内的天章阁打开，在其中放置好桌案，摆放好笔墨纸砚，让范仲淹等人在这里立刻把能使国家太平兴盛的措施写出来。
仁宗是心急上火，而范仲淹却是胸有成竹。他在天圣年间上书朝廷的万言书中，就提出通过选择贤良之人担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政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懒散堕落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多的费用，加强选举制度的严密，培育将帅来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建议，现在重新梳理补充一下，把自己28年来酝酿的改革思路精练成10条内容，于是数日之后，呈报给了仁宗。这就是著名的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的这一行为标志着庆历新政了开了序幕。这篇奏疏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菊、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可见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所仁宗采纳了。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针对当时地方上州县两级官吏大多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十之八九是不称职的，依照资格来选任的状况。范仲淹建议由朝廷派遣得力的人员前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有能之士，罢免庸才；选派地方官员时要认真筛选审查，以防止冗滥。仁宗命令中书、枢密院两府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地府县知县、县令，对不称职者随时随地撤换或者降职，政绩卓越者予以提拔重用。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即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官员升迁是以资历为标准，不管任职好坏，故而他们不求有功于朝廷，但求没有过失，循循苟且，无所作为。
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改变文官3年、武官5年一律按官资升迁，即使刚上任不久的并无政绩的官员，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核，还限制了比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对于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者可以破格提拔任用。
十一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高级官员每年都要自行推荐其子弟充当京官，如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做官有二十载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一个个都进入朝廷为官，不仅增加了朝廷的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不精世事，只会结党营私，上下欺瞒。为了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必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方才能担任。进而对“恩荫”制度进行了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同月末下诏“限职田”（均公田），公田即职分田。为使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
真宗在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度，重新规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田地多少不均、生活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吏的职田标准降低，又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够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从而使得有才干的仕生愿意到地方上任职。庆历四年三月，实行对科举制（精贡举）的改革，改变以往专以诗词歌赋、墨义开科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和策论，以求录取到德才兼备的人士，进而改善吏治。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个县就可以减少役户数200有余，减少乡村的一个耆保可使役户数减少十余户，以便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厚农桑”，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兴修农田水利建设，大兴耕种，并指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修武备”是指整治军备。范仲淹提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南丁，充当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其他时间进行操练，寓兵于农，这样即可以节省供给费用，又能够加强京师保卫。如果在京师实行成功，就推广到全国。“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民政策和信义。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否则要依法严惩。“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的号令。各地号令应由朝廷统一之后才能颁布，且必须遵守。
见到官家如此向往改革图强，枢密院副使富弼也急忙把自己的建议呈上，大体意思不出求贤明、退不肖、去宿弊等等方面。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其根本。澄清吏治，剪除贪官污吏，对大宋王朝当然是件好事，对百姓来说也可以少受欺压，对国家对百姓都是有利的。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地照顾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还是遭到权贵们的攻击。他们拿出“朋党”这一最招统治者忌讳的武器，攻击指责范仲淹等人了帮结伙结成朋党。仁宗听到朋党一词，虽然不相信，但是还是采取了旁敲侧击的办法，很随便地向问起范仲淹：“从来都是只有小人才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了帮结派吗？”范仲淹早就预料到改革会受到政客们的攻击，一听皇帝如此问了，就知道谣传起了作用。他即没有回避，也没有否认，而是坦率地回答道：“人是以群分的，物是以类聚的，身摸样的人就会找身摸样的人。”他举例向仁宗说明：“我曾在西北疆域的时候，就发现勇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怯弱的人也结成一伙，这是天性使然。超堂之上也免不了会有人结成团伙，君子和小人都会有朋党，不过要是抱成团地为国家做好事，这又有身摸可怕的呢？请官家一定要明察秋毫。”
权贵们一招不灵，又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掉仁宗而另立新皇帝，而且四处散布谣言。虽然仁宗一再表示不相信谣言，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对范仲淹等人互相标榜为君子的反感，对他们也冷落下来。范仲淹、富弼等人自知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堂之上了，便萌生了全身而退的念头。庆历四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派遣使臣前来告知，并且还派人前往大宋和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岢岚军（今山西岚县）探测进攻西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指出辽、夏双方聚兵在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举兵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而且故意夸大对西北边防的危害，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打大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练士卒以备来犯。
六月下旬，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头衔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初富弼以枢密院副使之衔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造谣毁谙可能带来的灾祸，选择远离政治中心以求得自保的做法，虽然二人保留了参知政事、枢密院副使的官职，但都已不再参与朝政了。领导人一走，新政没了主心骨，等于说“庆历新政”已经夭折。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人借一些鸡毛蒜皮之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是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以范仲淹为首的朋党被他一网打尽，改革最终走向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辽使臣到汴梁告知辽夏之间的战事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对大宋国土的威胁解除，仁宗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无需要再做身摸伤神费力的改革，觉得“朋党”比积弊更为可怕，立即下诏书严禁大小官员结为朋党，遂将范仲淹和富弼的官衔罢去，让二人直接出京担任地方官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二人而任职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初，仁宗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这表明因在庆历年间进行的而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