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而偌大相国寺的雕梁画栋则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徽宗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徽宗和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后来徽宗命令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徽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命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徽宗看时，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徽宗收入皇宫内府。
像司母戊鼎断耳、虢季子白盘被当作马槽一样，似乎每一件艺术珍品不经磨难便不足珍贵。《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曾经4次被盗，5次入宫，可以说是历尽磨难。
它最初由北宋皇家收藏，并且还有宋徽宗用瘦金体所写的“清明上河图”五字签题及他专用收藏的双龙小印。靖康元年（1126），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清明上河图》第一次流入民间。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高宗赵构。高宗与父亲徽宗截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之下，不久张择端就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进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到处搜刮财宝，《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宫廷。元代后期的至正年间，宫内有一个装裱匠趁装裱这件作品的时候，用一个临摹本将真本偷换出宫，几经转手，被博雅好古的杨准以重金买了下来。杨准得到这一珍宝后，兴奋之余，就把《清明上河图》第二次从皇宫流出和自己得到这一名作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记录在图后的尾纸上。之后，在民间几经流转，至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权倾朝野，将《清明上河图》巧取豪夺到手。据严嵩、严世蕃败后被查抄的财产登记帐中所记录，确实有此图。在隆庆皇帝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此图没收到了宫廷，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入宫。
明朝万历年间，此图又被太监冯保得到。但后人考证，为冯保盗出。当时冯保是隆庆皇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权倾一时，如果这幅画是皇帝所赐，他一定会大书特书，但却只字未提，显然是偷盗的。后来，直到清朝嘉庆四年（1799），查抄大臣毕沅家时，《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宫，被收藏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收藏。
辛亥革命后，溥仪虽然宣布退位，但仍住在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珍玩字画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后来伪满洲国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仓皇出逃，将此画带至通化，不忍丢掉，被我军俘获，收藏于东北博物馆，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馆。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进入紫禁城，不过不是昔日的皇宫，而是人民的博物馆了。
绢本长卷《清明上河图》，高未盈尺，展宽二丈，却以百里大势展现了北宋的汴京风貌。在宽敞的街面上，腾腾踏踏地行进着拉货的肉马肥骡，负重的瘦驴，以及高视阔步的憨驼。
时至今日，仿佛仍然可以听到赶车人的吆喝声，呱哒呱哒的疾蹄声和叮叮咚咚的驼铃声。伴着轿杠的响声，便颤悠悠地晃过来两乘轿子，那里面悄隐着粉面青髻的俏妇丽女，她们正从窗隙浏览着不停变换的街景和来来往往的行人。轿后，矮小的马童掀摆着细瘦的胳膊抻缰引马，那马上则端坐着摇扇的大官人。清明时节，他随着轿里的家眷去郊外扫墓祭祖，并让身后的家仆挑了盛满干鲜供品的食盒儿。那些供品，本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原则，最终是要进到他和家人的肚子里的。街上很喧闹，官人培养不出缅怀先人的哀思，只得偏过脸去观赏街景。因此，他那张蓄了几缕黑须的长白脸儿看上去很闲适很淡定！
不远处，挤站着一些穿着长衫罗裙的男女看客，他们揽着肩上和膝下的孩童，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一个大胡子壮汉吐述的江湖贯口，只等他阐述完了捧钱场儿捧人场儿的粗浅理论后，看他耍些拳脚功夫。人堆外，一个将长衫下摆掖入腰带的青头二小子，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货架的食品上，因为他的腹鸣声远比卖艺人的吆喝声有力度！摊主，则前倾着身躯，以警觉而练达的目光审视着这位探手探脚的不速之客。竹编的大遮阳伞下，呆坐着慵懒的卖主儿，他的那盘儿胖脸儿已经松弛到了该打哈欠的程度了。
街边的铺面与作坊，均大敞着门户，里面的陈设一览无余。店主们，直等到太阳西沉，挣足了钱打上烊后，才让店伙计们用一块块沉重的铺板拼挡铺面儿。货栈外，堆了成捆麻包，买？卖双方正捧着清单验货，旁侧的汉子则在等着放开膀子搬扛大件儿。他这干苦力的，劳作一天也挣不上几吊钱，可他却一门儿心思地劳作着。制作竹桶木盆的作坊里，手艺人擎着烤弯的竹条栓线固形，以使竹条冷却后弯曲如弓。他那硬扎扎的架势，好似援弓走箭，由此便赢得了徒弟敬畏的目光。
酒肆阁楼上，醉依楼栏的酒客，依然醉眼朦胧地盯着杯杯盘盘之间的酒壶，大概还想再喝各三杯两杯的！酒友们都走了，欢笑声也远去了，他拥有的只是寂寞！
悬着“香汤”匾额的浴池门外，立着拢发的男子，他洗得清爽了，该去访亲探友了，清明时的天气真是太好了！此前，他在热气腾腾的池汤里泡了很久，浴客们高低贵贱的身份，已在弥散着浊气的所谓香汤中荡然无存。
挂着“正店”招牌的店铺内，也是长街上一道可知可见的景致，那里面会经常性地传出清脆的算盘珠儿的撞击声，悦耳的断绸扯布声，还有买卖双方高高低低的议价声。
街上的人，也有三五成群的闲聊者，挺费神气的盘价人，以及孤独的远方游客。缓缓地，？就走来了头戴蒙纱斗笠的卖唱的，他拎着胡琴儿往那人多处走着，想在一展歌喉之后也打闹几个小钱。猛不丁儿地，从街这边儿跑出了一个孩童，他那双明亮的小眼儿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街那边货车上的美味小吃了。
清明时节，无数游人宛如潮水一般涌上了长河上的拱桥，自觉不自觉地从桥下波光水影中和逆水行舟中，感悟着不可琢磨的人生，同时也在汲取着巨浪中的船夫们带给他们的精神能量！
许多人趴在桥栏上，拱着背哈着腰俯瞰河中大船。河中，水急浪猛，船上的船工们正在奋力撑船，船至桥孔时，只得放倒了平时足以使他们骄傲的桅杆，只得握紧竹篙顶住拱壁，惟恐？大船撞将上去。船头几人，都伸直了右臂吼喊着，他们在用低沉有力的号子凝聚着所有船工的勇气和气力！嗨吆嗨吆的喊声，气势冲天的涛声，催出了桥上所有人的激情，他们也跟着？喊了起来，河畔上以及远处房屋屋顶上观望的人们也跟着喊起来了，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河里的涛声！
《清明上河图》，将数不胜数的小人物们一股脑儿地请入了绢本长卷中，也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用复制工具真实记录的宏伟历史画卷定格于此。时光越久远，画中的人物越鲜活！观赏了长街上的忙忙碌碌的诸多人物后，再将目光投注到市井外的丛林田舍，心境便会更加舒朗！
当年，工于书画的赵佶皇帝，用自创的瘦金体墨字，还有典雅的工笔花鸟画作，将自己演绎？成了宫廷书画殿堂的统领，一个名付其实的领军人物后，那些歇在宣和画院中的宫廷画师们便惶惶然然了，因为呈奉不上精品画作毕竟是很难堪的！画久了枯枝败柳，画久了残荷朽梅，他们只能于平庸中长久地沉默着！
于是，有心的张择端先生就敢为天下先，毅然地从宫中步入民间，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表现生活的基础上，以山东人特有的放达与豪情，极为随意极为流畅地挥洒出了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以“兼工带写”与“以写润工”的写实技法刻画出了无数具有小人物情调的卑微者。山川，河流，花鸟，从古至今，曾被无数杰出的画家无数次地表现过，然而历朝历代的的芸芸众生们的身姿影象，则大行难归，姿容难觅，那些繁华喧闹的市井风貌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仅从这一角度看，倘若没有张择端，倘若他没能摄取汴梁浸入笔端，历史的一些截面便只是一部用象形文字堆砌的历史。附着于史实留存于世的画作，也仅是一些反映上层人士小圈子内容的生活写照，诸如帝王狩猎，高官夜宴等叙事长卷。融了高鼻凹目形态特征的重重叠叠的宗教壁画中的佛们，还有古代画家们画的些许人物，毕竟不能周祥地讲述本土的老故事。没有《清明上河图》这种长本大卷的作品，后人回眺历史的视野就会更加模糊！
有人考证，认为“清明”乃“清明盛世”，“上河”则是“逆水行舟”，也不知张择端先生当年是不是这么想得？或许，他想得并没有这么复杂吧？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大概也没想到日后还会出现一批批的红学家吧？
《清明上河图》，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的也极为清晰的历史画面。随着时光的推移，张择端先生的身影也会越来越清晰的！
§§§第四节 四大发明竟占一半（上）
造纸术和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而宋代则是中国科学技术取得较大进展的时期，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等几大发明之投入使用及大规模外传均在此际。
指南针最早形式称司南，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虽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们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长时间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当欧洲人最终了解并掌握这一自然现象时，已落后于中国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制造罗盘指引航海，落后于中国300余年，用人造磁石导航晚于中国人10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与中国人同样的水罗盘，而且制作方法也与中国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系列的趋同现象，只能以技术传播来解释。
在13世纪前半叶之前，欧洲人还停留在对中国宋代指南针的仿制阶段。此时的欧洲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没有超过中国宋代的罗盘应用水平。
13世纪后半期，通过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的研究，欧洲的指南针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随着中国旱罗盘传入欧洲，法国人又将旱罗盘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
没有指南针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海员们不仅可以确定方位，有时甚至能推算出两地间的里程。从此，各国的远洋船队依据海图和罗盘所记载、测算出来的航线、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于茫茫海天之间。
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使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为了可能。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于宋朝与辽、金战争不断，影响到了朝鲜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加之日本藤原氏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传入这两个近邻国家的时间大大落后于欧洲，这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公元15世纪前后，罗盘才作为看风水的工具，在朝鲜广泛使用。而指南针传入日本，则是公元17世纪的事情了。
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