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取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白纸覆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完成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了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 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1世纪中叶），有个发明家叫毕升，终于发明了一种更进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把我国的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
毕升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满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等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为了提高效率，他准备了两块铁板，组织两个人同时工作，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等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已经准备好了。两块铁板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 毕升把每个单字都刻好几个，常用字刻20多个，碰到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就临时雕刻，用火一烧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印过以后，把铁板再放在火上烧热，使松香和蜡等熔化，把活字拆下来，下一次还能继续使用。
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称为泥活字，毕升发明的印刷方法和今天的比起来，虽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三个主要步骤——制作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经具备。所以，毕升在印刷方面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就专门记载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又开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书，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13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我国使用铜活字印书比朝鲜稍晚。朝鲜人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
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把朝鲜的铜活字和木活字抢去不少。于是，日本人也学会了活字印刷术。
我国的印刷术还传到了越南。15世纪的时候，越南开始用雕版印刷术的方法印书。18世纪初，他们也开始用木活字印书了。
欧洲印刷术的产生，也受到了我国印刷术的深刻影响。元朝时候，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很多。他们看到元朝政府印的纸币可以代替金银使用，觉得非常新奇。在他们写的游记中，对于中国的纸币记载得很详细。 当时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很多住在杭州等地。杭州的书坊非常多，刻印工人的技巧也非常熟练。有的欧洲人在那里住过好几年，所以很自然地就把印刷术带回欧洲去了。
§§§第五节 四大发明竟占一半（下）
火药的发明纯属偶然。古代炼丹家制药时，逐渐发现硫磺、焰硝和木炭的混合物有燃烧和爆炸能力。唐末天宝年间（904～906），在战争中开始出现火药箭，还出现“发机飞火”的记载，即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作燃烧性兵器。宋朝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设广备攻城作，其中有生产火药的部门。《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生产火药已达相当规模。尽管生产技术严格保密，仍传入大辽，所以从日本大量进口硫磺的同时，又严禁硫磺和焰硝向辽国出口。宋神宗赵顼时，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兵器。辽国道宗时，也已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阅火炮”。到了南宋，水军也配备了霹雳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设有火药兵器制造业。早期火药兵器威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冷兵器。但自南宋中期以后，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
金朝火药制造技术来源于大辽，金军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此后，在宋、金、元之间的战争中，火药的使用愈益频繁。金末抗击蒙古军时，曾使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宋代也出现了类似近代炮弹的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投射；又发明了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发射“子窠”，类似于后世枪炮，却还没有使用金属发射管。这是辽、宋、 金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已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的发展方向。总之，辽、宋、金代可算是人类使用火药的奠基时期。到了元代、明代又发现了铜铁铸造的管状火器——铳和炮。
南宋时候，火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了，火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防御金兵的侵扰，南宋的军事家们就不断想法改进武器。南宋初，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一个叫陈规的军事学家，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这在火器史上是一大进步。这种火枪是用长竹杆做的，竹管里装满火药。打仗的时候，由两个人拿着，点着了火，发射出去，用它烧敌人。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管形火器。把火药装在竹管里做成火枪，在火药的应用上是个了不起的进步。用抛石机发射火药，不容易准确地打中目标；有了管形火器，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发射和适当地操 纵火药的起爆了。火枪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到了南宋末年，又有人发明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毛竹筒做成的，竹筒里放有火药，还放一种叫“子窠”的东西。用火把火药点着以后，起初发出火焰，接着“子窠”就射出去，并且发出象炮一样的声音。这种“子窠”，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很可能就是一种最早的子弹，可惜史书上没有说明。火枪的作用只在烧人，突火枪却能发出子窠打人，比火枪又前进了一步。火枪和突火枪，都是用竹管做的原始的管形火器，威力不大，但它们是近代枪炮的始祖。近代的枪炮，就是从它们慢慢发展来的。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在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的前列。5世纪后的千余年里，欧洲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只是到了十五、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诞生。
我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而这四大发明的诞生地，后世王朝却未能延续赵宋王朝科技创新的道路，终竟在屈辱中迎来西方坚船列炮。
§§§第六节 文史宝藏《资治通鉴》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部集合了诸多历史文献编纂而成的辉煌巨著，为后世人们了解北宋王朝以前的历史，提供了诸多的依据。至今，它依然是学者身边的案头书。
它的主编是夏县人司马光，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爱读史书，7岁时听老师讲《春秋左氏传》就很感兴趣，回家后能头头是道地讲给家里人听，这部历史名著对他影响很大，他能写出《资治通鉴》，是和这部书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司马光从小聪明伶俐，有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捉迷藏，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水缸里，其他孩子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缸，水流出来后，那个孩子得救了。司马光的机智勇敢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时间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虽然繁多，但是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通史，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编。最初司马光用了两年时间，写成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共有8卷，名叫《通志》，宋英宗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立即下令设置书局，作为编书机构，要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宋英宗允许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准许他借阅官府藏书。司马光成立书局时，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范祖禹等做助手，共同编写这部通史。
宋神宗做了皇帝以后，也认为《通志》这部书不但可以帮助了解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而且书中记载的历史好像一面镜子，可以常常对照借鉴，因此，他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的意思，“通”是从古到今，“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这部书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开始编撰，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19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光是初稿就堆了两间屋子。司马光虽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历任开封府推官、并州通判、龙图阁直学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政治上十分保守顽固，但在编《资治通鉴》过程中，却极为严谨负责，一丝不苟。每天很早起床工作，直到深夜就寝，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地做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圆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称为“警枕”。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