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9页。
“围魏救赵”一典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原文是：“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孙子曰：‘……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于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干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这个典故是说孙膑避实就虚，以逸待劳，战胜魏国军队，救助了赵国的故事。“围魏救赵”是后人对这一战法的概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即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人民军队要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决定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
为了贯彻洛川会议精神，毛泽东多次指示红军前线指挥员。要以开展游击战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军事活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先后都发表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讲话。但这一战略方针受到王明的轻视，他否认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主张打大仗，打正规战争，幻想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他的错误思想观点曾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用来指导全党全军坚决执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加深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及其方针原则的理解，批驳了党内外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科学论述，以及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强调以我为主，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就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统一和提高了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对进一步开展好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于灵活巧妙地运用兵力，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列举了许多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而“围魏救赵”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战术原则。
抗战初期，忻口会战中贺龙指挥所部攻打雁门关进行配合作战可谓是“围魏救赵”的典型战例。1937年10月初，日军以朔县、雁门关、繁峙为据点分三路南下，企图直取太原，解决华北战局。国民党为确保山西要地，在忻口集结兵力8万余人，展开了忻口会战。此时，为配合忻口会战，贺龙命所部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一个营（后来又增派了一个营）攻打雁门关。他对贺、廖说：“忻口会战正在进行，敌人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往忻口运输弹药、给养。这是日军最主要的一条运输线。但是，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没有中国军队，因此，警戒疏忽。你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充分利用日军这个弱点，发动群众，给鬼子来个突然打击，把这条运输线切断。”10月18日和21日，贺、廖支队在雁门关附近的黑石头沟两次设伏成功，切断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毛泽东在本文中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