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7页。
“偃旗息鼓”一语出自《三国志·蜀书·赵云传》中裴松之注引的《云别传》：“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意思是：曹操亲自带兵追赵云至蜀军的营垒，此时沔阳驻军首长张翼也在赵云的营中。张翼想关闭营门据守，但赵云入营却大开营门，放倒军旗停止击鼓。曹军怀疑赵云有重兵埋伏，急忙退走。这里的“偃旗息鼓”是一种战法，后来被人们用来形容不暴露目标或比喻停止战斗。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质和前景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许多科学的结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在谈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历史下了一个科学的结论：“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以前的中国新文化，也就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是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开始萌芽的。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当时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抵抗派，就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科学技术，来达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强国御侮的目的。紧接着，清朝统治者又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使得他们意识到用洋枪洋炮来镇压革命的重要。于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开始兴办洋务运动，并开办新式学堂以培养人才，翻译外文著述。此间，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与传统的“经学”相比，这些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自然科学被称为“新学”。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使清政府强大起来。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打败了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事实告诉人们，仅仅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而不改变政治制度，是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的。于是，主张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兴起了维新运动。“新学”的介绍，也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而比较广泛地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探讨。许多西方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及各国历史的著作，也都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此时的“新学”，就具有了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性质。
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动的“新学”，是为他们进行自上而下的立宪法改良运动来制造舆论的，他们并不想进行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改良派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时，是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在内的。如严复在翻译法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名《群学肄言》）时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因此，当革命力量兴起，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改良派就必然又堕落成复古主义者，并和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对付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介绍过西学。但是，他们的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大都来源于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派。而且由于革命派当时宣传和活动的中心是反满，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则缺乏创造性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袁世凯窃国后，更是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将资产阶级一度改革过的学校教育又拉回到复古的道路上去。同时，袁世凯对所有赞同革命的报纸进行查封和收买，最后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种，革命气息亦丧失殆尽，使资产阶级的文化战线遭受了沉重打击。
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这一轨迹，恰如毛泽东所总结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