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一点说，世上有多少对夫妻，就有多少台戏。千变万化的男女关系，构成千变万化的文学胚胎。从情爱到情变再到情杀，各种文学题材将它们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中围绕婚变而酿成的审判断案故事，远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史传和诸子中的记述，近可查考现代侦探推理小说。
张鸿勋先生撰写的《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读敦煌遗书札记》，探讨了敦编366号藏卷《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与《包公案判奸夫盗窃银两》故事的源流关系。文章将佛典与公案小说钩连比照，揭示出一宗母题交流的奥秘。
不过，围绕奸夫盗银故事并非止步于中国白话小说，还曾远渡沧溟在日本生根开花。这里想对这一母题在日本江户时代市民小说中的衍生作些梳理，借以管窥一下中日婚姻家庭观念的异同。
在日本，虽然南方熊楠（1867—1941）等人很早便注意到江户时代的“奸夫盗银”故事与佛典的关系，但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其与敦煌遗书的关系。敦煌遗书的发现，启发我们从新的视点来看待这个古老的印度故事在中日前近代市人文学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