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争取大批信徒的过程中，为这些信仰者撰写的愿文也层出不穷。只是由于现存六朝至唐代愿文数量不多，不足以窥见当时愿文风行一时的全貌。于是至今保存在日本的那些中国愿文便显得弥足珍贵。
日本奈良市东大寺正仓院收藏的《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以下简称《杂集》），是45代天皇圣武天皇抄录的诗文集。756年圣武天皇崩殁之后，其妻光明皇太后为追福而奉献先帝遗爱诸品于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收纳于东寺的木造校仓，《杂集》就在其中。《杂集》末存圣武天皇亲笔题记：“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写了”。天平三年即公元731年，唐开元19年。时圣武年31岁。
《杂集》中所收诗文百数篇皆与佛教有关，而大半是我国散逸的佛教文学文献。其中收入王居士、隋大业主、真观法师、释灵实、周赵王、释僧亮的诗文，分别可补《诗纪》、《全唐文》、《全宋文》、《全后周文》、《全隋文》等之缺。
它作为日本国宝，历来深藏正仓院，一般学者难于窥其全貌。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开展比迟。下面的引用，均赖影印本。
于愿文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镜中释灵实集》（以下简称《镜中集》）。关于《镜中集》，内藤湖南指出，《日本国见在书目》尝著录释灵实撰《帝王年代历》十卷（杂史家）、《释灵实集》十卷（别家集），而两唐书均未著录。《全唐诗》、《全唐文》也没有收他的诗文。近来丸山裕美子又指出，《日本国见在书目》总集家还有《镜中集中集》十卷（森立之云：中集二字恐衍），可知《灵实集》和《镜中集》曾两名并存。又据正仓院文书记载，从740年到768年经生们曾两次以上抄写《镜中集》。
《镜中集》，即《释灵集》所收皆作于越州。根据集中《为桓都督祭禹庙文》，可以推断释灵实为唐开元时人。从所作文字娴熟、用典精当来看，作者当是一位颇有学识的文僧。此书则很可能是8世纪初由日本遣唐使等途经越州者携至日本的。
当我们读到这些佛教诗文的时候，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怎样产生的？和印度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中国佛教诗文受到印度佛经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这些骈四俪六的华美文字，语调铿锵，押韵用典的诗歌，显然是中国文学长期浸润的结晶。中国“好文”的文化传统甚至深入于佛堂古刹之中，让一些僧侣也带上了浓厚的诗人气质。
这种“好文”的传统，表现在愿文语言的诗化上。这固然与六朝以来盛行骈俪文有关，但是愿文作者费尽心机将佛语编缀成对句，竭力吸收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也有用华美动人的辞藻陈述誓愿打动佛祖菩萨的用心。其实，做文章和做事情一样，对一件事情的哪些环节做“精细处理”或称“精加工”，对那些环节做“粗略处理”或称“粗加工”，完全取决于做事者的选择。有意思的事，同样接受印度佛经的影响，叙事的志怪小说相对采用对语言“粗略处理”（精细处理的是情节梗概），而愿文则赋予抒情的特征，对语言的节奏、色彩、紧密度、感染力倍加注意。虽然作者中名人并不多，但是注重语言华美的风气却十分显著。这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的诗史意识一脉相承。史尚简（志怪小说被列入杂史），诗言志，“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佛教徒中的“好文”者不断将佛经故事制成中国式的典故，愿文语言也渐渐吸收了更多的诗的成份，在其中抒情的部分，读来近于辞赋。
不仅如此，通过愿文等佛教文学，中国的“好文”传统也传播到周边国家的佛教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愿文，具有同样的诗化现象，在平安时代的某些愿文中，这种特征甚至被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