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僧侣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生活文化。从饮食文化来讲，饮茶、面食等生活习惯的东传，都少不了渡唐僧人的身体力行之功。这些习惯，都是首先在寺院形成风气，而后风靡世间的。
据日本敕撰正史《日本后记》记载，公元815年4月22日，嵯峨天皇曾在梵释寺饮用了大僧都永忠（743—816）沏的茶．永忠曾在唐留学30年，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明确记载年月日饮茶记事。可见饮茶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中国文化。
嵯峨天皇（786—842）积极倡导“唐风”，在这前一年写的诗当中，就已经有了饮茶的内容。“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肃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字》）写煮茶闲庭之趣，将饮茶视为同赋诗听琴一样的贵族社交场合中的雅事。
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饮茶还并不普及，收在《本朝无题诗》里的有些诗篇，吐露着院政期寺院饮茶的情景。“樵老过山携竹杖，厨儿取水洗茶瓯”（中原广俊《秋日禅林寺即事》），“午茶烟细僧炉下，子竹露危仙阁头”（藤原实范《夏日游栖霞寺》），可见东山和洛西（在今天的京都）古寺僧人都有了饮茶的习惯。
看来酒茶并称，也可以追溯到奈良平安时代。建议中止遣唐使的菅原道真曾有诗吟道：“茗叶香汤免饮酒，莲华妙法新诗”。又如藤原周光《夏日禅房言志》：“午茶散闷功犹少，宿酿破愁醉半酣”。《本朝续文粹》里载有惟宗孝言的《酒赞》和《茶赞》。
酒赞
米泉遗味，杜康滥觞；香含晚桂，酿落秋桑，
眼界花发，肝家叶张；腾腾乘乐，携入醉乡。
茶赞
蜀山所产，自有昌明；烟液尘细，云浆沫生，
煎来虎眼，慰沃人情；散闷之计，乃功不轻。
惟宗孝言是日本天喜年间（1053—1068）人，曾任过地方官。诗中咏茶，特别提到蜀产的昌明茶。昌明产于四川省昌明县（唐置，在今江油县），故名。唐白居易《春尽日》诗：“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杯绿昌明”。孝言说这种茶“煎来虎眼”，是说茶水波旋转，有光相映，犹如虎眼。
日本的第一部茶书，是僧荣西（1141—1215）撰写的《吃茶养生记》。僧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他28岁的时候，据说他在一年六月登育王山，困惫之时在路边的茶店里喝茶以后，顿时精神抖擞，这成为他以后一系列活动的契机：研究茶树栽培，将茶种带回日本，首辟茶园，建立饮茶的法式，在将军赖朝和实朝患病时劝他们饮茶等等。
《吃茶养生活记》的序言一开头就说：“茶也，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也。
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这本书是1211年完成初稿，1214年再次修订的，内容分五脏和合与遗除鬼魅两部分，强调茶的卫生养生功效，医学上有调整五脏功能的作用，又从道教佛教的角度，说长期饮茶可以轻身换骨，羽化登仙。书中引用陆羽《茶经》等多种文献，对茶的种类功能、采茶时期、饮茶治病的方法等都广为涉及。
在这以后，在据传为玄惠所著的《庭训往来》、《吃茶往来》以及，《游学往来》等书简体著述当中，对日本茶、茶具、茶器、茶事活动等，有了更为详尽的记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异制庭训往来》当中的两封书信，对饮茶种茶所论最详。其告书中说：“夫茶者，仙家之所赏之，为人间之所嗜。汉魏已前者不玩之。唐宋以来嗜之，不惜千金也。”主张“茶有德（得）有失，有本有末”。而答书则认为茶无本无末，里面有一段文字，俨然是一节日本茶业小史。它历数日本各地名茶产地：“我朝名山者以尾为第一也，仁和寺、醍醐、宇治、叶室、般若寺、神尾寺是为辅佐。此外大和宝尾、伊贺八鸟、伊势河居、骏河清见、武藏河越茶，皆是天下所指言也。”可见不仅当时种茶饮茶已相当广泛，而且对茶文化的认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
佛教僧侣重视坐禅修定，为了消除长时间正襟危坐的昏沉疲倦，在持斋过午不食的情况下补充液体，茶很自然地成了僧侣们最合适的饮料。日僧珠光访华，就学于著名的克勤禅师。珠光归国之际，克勤曾书“茶禅一味”相赠，今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