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好读《三国演义》。成都武侯祠谭良啸研究员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这说明他读三国很仔细，为人所忽视的细节，往往也引起他的注意。毛泽东一生都爱读《三国演义》。
少年毛泽东，就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是1906年接触《三国演义》的。他少年时代就是韶山村公认的“三国迷”。他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1910年，在赴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这两部书。讲起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后来在湖南师范读书时，还与蔡和森、萧子升并称是“三个豪杰”。1912年，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接触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渗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从茶陵谭延闽家找到一部《三国演义》时，欣喜欲狂，他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因为爱读《三国演义》，长征行军中途，他还让警卫员去找书，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三锅”的笑话。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三国演义》。他也不放过他人研究三国的成果。五十年代末，在《北京晚报》读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前载的两篇。民谚称老不读三国，但在七十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也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有记载文字佐证，毛泽东至少读了七十年的《三国演义》。
《三国志》读得稍迟些，但毛泽东也爱读并熟悉之。毛泽东曾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他举例说明：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三十七岁，那时诸葛亮才三十岁，即比周瑜小七岁。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东湖，很有兴趣地对李井泉、柯庆施等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毛泽东还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对人进行说理和教育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使史事栩栩如生有可信处，两者互补，相得益彰，并展开思维将三国人事穿插在报告、文章中，对人进行说明和教育。古今中外，还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赋以三国故事以时代的含义，传播深邃的哲理。
《三国演义》至少要看三遍，你读了它，就可以算半个中国人了
三国故事汇集了中国农耕社会几千年的智慧，写了各种善恶观，也写了各路人马的众生相和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道德观。它也是构架人际语言思维、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毛泽东给《三国演义》以最恰当、正确的评价。他说读《三国演义》这类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了解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1938年，毛泽东对贺龙、徐海东说：《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二十年后，他又反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三国演义》、《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1942年，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延安和晋、冀、鲁、豫等解放区为此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解放区的许多干部都读过《三国演义》。据说，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石印的麻纸本《三国演义》。后来这部《三国演义》一直跟着他，直到中原突围后还带在身边。
毛泽东还指导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怎样读《三国演义》。他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他多次借用刘备所说的与诸葛亮间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鱼不可以没有水。还常引用有辩证内涵的《三国演义》文字，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并说：《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谈论，言简意赅，他常用人们熟悉的三国人和事作比喻，提高被教育者的认同感，如以刘备彝陵之败谈统一战线重要；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高度的原则，以说明审干的重要；用“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开导赴越的韦国清等；讲对孟获诸葛亮能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来说明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方法。用张松献地图故事比喻汪精卫之流卖国求荣，用诸葛亮柴桑口吊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谈参加欧安会赴联合国……
以往封建史家的笔法是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为原则的。《三国演义》里的好人坏人，通常以对“汉室”与否而界定。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同，他以历史唯物辨证为依据来评价三国人物。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他指的是三国创建人曹操、刘备、孙权和他们的文臣武将。其涉及面之广，见诸笔者在《毛泽东与三国演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所录毛泽东谈三国人物二百多条目，先后谈及有七十几个三国人物。如作定量分析，其中提及姓名较多的有：曹操50条；诸葛亮57条；关羽21条；刘备16条；张飞15条；孙权15条；周瑜12条。
毛泽东尤其高度评价曹操，他赞同鲁迅的观点，“总是非常佩服他”。因此，为曹操翻案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热点。毛泽东多次称赞曹操，肯定他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在北戴河高歌《观沧海》时，写下了《浪淘沙》，在此前后，还以如椽大笔，抄写《龟虽寿》乐府，分别赠与正在养病的林彪和胡乔木。在文学史圈子里，曹操也翻了身。原先钟嵘《诗品》，把他的乐府名列下品，由于毛泽东称赞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曹诗的文学价值。
对诸葛亮，毛泽东也予以肯定。他多次引用有关“三个臭皮匠”谚语，唱《借东风》、《空城计》等诸葛亮京剧折子戏，更多的是讲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1950年，他对董其武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诸葛亮与刘备的鱼水关系和七擒孟获故事，毛泽东经常提及，他从民族情感和伦理规范相融合的视角加以解剖和演绎，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特色，赋予三国的故事和人物以再新的含义，并以此为例，教育干部群众。
《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
《三国志》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部史书。五十年代后期，他读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是三国研究考证大家，他所撰的《三国志集解》，多为史家奉为圭臬。毛泽东非常喜爱它，读了又读，写有很多精采的眉批；但他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对《三国志集解》进行发难、指责和批评。
1958年提倡大跃进的非常年代里，毛泽东向干部推荐《三国志》的四篇列传。其中《张鲁传》，他反复地读了几遍，在郑州会议上谈了一通，其中一个月后就此传写长达千字的按语；第二天，又重新写了按语，说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它作为文件发给高级干部。他要干部读《刘哗传》，“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哗。”他介绍读《郭嘉传》，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伐，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他十分赞赏“吕蒙勇而有谋”，由此提倡读《吕蒙传》，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七十年代，他又号召读《吕蒙传》，“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
毛泽东常说：《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他常用《三国志》的史传，开导干部。有次，他与王震谈《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陈寿评论关羽、张飞两句话：“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即以此勉励，“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晚年，对《三国志》的兴趣，方兴未艾。当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据毛泽东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刷“大字本”，其中选自《三国志》的，就有《吕蒙传》、《夏侯渊传》、《张辽传》、《徐晃传》等。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撰的，但很多处过于简略，一百多年后有裴松之其人为之作了注释，考证和补充了大量史料。毛泽东很称赞裴松之注，此处可参见正编《裴松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