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一部是《水浒传》。
毛泽东很小就看《水浒》。在进入私塾蒙读时候，就已经熟悉水浒故事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时是1906年，他十三岁。后来，他对徐海东、贺龙两位将军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他也曾对警卫员、翻译等随身人员分别说过：《水浒》至少读三遍。还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读《水浒》，说《水浒》，评论《水浒》，介绍《水浒》，从《水浒》里研究、学习辩证法，《水浒》贯穿了他的七十年读书生涯。
《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人文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
毛泽东读《水浒传》，开始也是出自审美的情趣，即欣赏其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杀打文字。但他此后却没有停滞下来，像常人那样把《水浒传》仅视为一种艺术文化，而是很快转入对它的实用价值评估。他重视《水浒传》所执持的农民气息和大众文化，在风雨如晦的文化启蒙时期，就提出“学梁山泊好汉”。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
因为《水浒》在中华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男性中的熟悉度，他也非常重视用《水浒》中的故事和道理对基层干群进行启导、教育。在早年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在广州农运讲习所时，介绍宋江和《水浒传》；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以至后来各时期，《水浒传》是必读的一部书，长征途中他急于找寻《水浒传》读，在延安整风时，《水浒》还是他圈定给干部阅读的书目。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一百回的简本，一百二十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以及由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水浒传》衍生、嬗变的《水浒后传》（清陈忱）、《水浒新传》（张恨水），等等。
《水浒传》是以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落草为寇的。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和不平。“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传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脑海里不时浮现，所以后来他神往过去，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但是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民战争在史学界的拔高和走红，《水浒传》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并认为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对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有卓荦之见，当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显然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歌颂农民英雄”的文字问世，而且竟能让它不径而走，占领文化市场，传世传代的。可见，毛泽东很早对《水浒传》就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水浒传》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站在极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立志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因此《水浒传》里的所反映的社会基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对立，朴素的唯物辩证主义和造反的喜剧和悲剧，就必然为他青睐，发生共鸣，以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就一直成为他教育人们、沟通人际语言情感交流的一种工具。古今以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广泛运用，恰到好处。他阅读《水浒传》的收获和认识超越于文学命题，而升华为对社会学、政治学上的认识，并蕴含着形象思维的研究，以此来评判、界定《水浒传》所持有的价值取向。
《水浒传》前七十回，贯穿了一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阔大场面，即“逼上梁山”。它是小说的一大主题，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也是毛泽东注重《水浒传》的一个主要课题。三四十年代，毛泽东指示把它的其中情节改编为戏剧。他认为上井冈山就是“逼上梁山”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在他安排和关切下，1944年延安平剧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他观看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一封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逼上梁山”也成为毛泽东此后三十多年在言谈和书本上常提及的俗话，诸如“造反者都是逼上梁山的”，“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等等。
毛泽东欣赏《水浒传》，还因为《水浒传》故事多蕴含朴素的辩证法。如1935年11月在布置直罗镇歼敌战计划，援引了林冲打洪教头故事：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与周围工作人员讲故事时，就称赞浪里白跳张顺智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说：张顺为发挥自己嬉水如蛟龙的本领，使李逵到水中搏斗，其结果“黑旋风”的威风在水中一扫而尽，被张顺轻而易举大获全胜。1959年2月，他读了《光明日报》副刊发表《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与会者看。而《水浒传》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是《三打祝家庄》。他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5年2月，毛泽东在观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后，写了一封信给剧组：“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毛泽东晚年也注意了《水浒传》的后二十回，是描写宋江等受招安、征辽打方腊的情节，这是梁山群雄的必然的历史结局。封建社会的民间造反，其最后结局，不是蜕变、被消灭，就是投降。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保护革命胜利成果，他曾经推荐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永昌演义》，“以为将来之用”，在进入北平前后，还多次提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教导人们跳出李白成失败的怪圈，而《水浒》中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和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
就成为他晚年所注意的课题。七十年代，毛泽东多次阅读清金圣叹批注的《水浒》
本，并就百回本《水浒传》最后二十回发表评论。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回答北京大学讲师芦荻“《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时，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芦荻作了整理，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