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社会。这种社会常常被称为人情社会，其实就是裙带关系，常常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简单移植到整个社会。这就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国之本在家”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来源。其社会特点主要是以家庭与家族为标志。其道德伦理规则，主要是在熟人圈子里起作用。一旦跳出了熟悉的人际圈，到了市场这样的陌生环境里，就容易出现失去道德与诚信的现象。
2、身份等级的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社会。把所有人或团体分成各个等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个等级拥有不平等的权利，上层等级权利大，下层等级权利小；而且往往下层等级人数众多，受到人数较少的上层等级的统治和管辖。等级规定了其所属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多寡，等级之间一般是壁垒森严，界限分明。
3、只有家庭、家族的观念，没有社会的观念。在这里以家庭伦理道德，代替社会公德，以家庭空间代替社会公共空间。大小不同的家互相依附，互相映照着。皇家可以占有天下，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个人就只能够被笼罩在这些大小不同的家庭里，而没有独立的个性。
4、大一统的一元价值观。为了达到大一统的统治目的，整个社会只允许一元价值观的存在，这就是汉代董仲舒、汉武帝时期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凡违背这个价值观的，都是异端，必然要遭受到党同伐异的惩罚。
5、圣人崇拜情结。中国人有圣人崇拜情结，有祖宗崇拜情结。对历史的迷信，越久远，越感觉妙不可言，而缺乏对圣人与历史的反思能力。
6、封闭的社会结构。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主要是靠天吃饭，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中国社会趋向于保守。由于整个社会是以血缘、身份与家族的方式而存在，因此，这些因素在个人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也因此，中国社会结构有一种超稳定性，创造力不足。
五、社会改造的方式
1、陶行知式的改造方式
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现在中国注重社会改造的人渐渐的增加，是一件很庆幸的事。但是总觉得肯在近处着手的人还是太少。我们要想做近处着的工夫，最要紧的是划分范围，确定责任。社会的范围可大可小。大而言之，社会就是全世界；小一点就是一国；再小一点就是一省，一县，一城；再小就是我们最近的环境，在我们前后左右的邻居。在我们自己机关以外服务社会，最好是从我们的最近环境着手，逐渐的推广出去。我们最近的环境要待改造的事体也很多。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忍放弃的问题。但是人民不能识字读书也是个待解决的问题，恐怕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倘能把种种问题用大刀阔斧来同时解决，岂不痛快！世上做这种梦的人确实不少。无如天下事没有这样容易，我们的精力也很有限，要想把一切问题同时解决，结果必定是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倒不如按着自己的能力，看准一件具体的事，会精聚神的来干他一下。如果我们对于一件事肯得专心继续的努力去干，一定有解决的希望。一个人，一个时候在一个地方，干一件事，是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依据这个原则，来做我们改造社会的出发点。
2、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
波普尔在社会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零星社会工程”这个概念。其背景是他把柏拉图的哲学研究方法叫“乌托邦工程”，与这个“乌托邦工程”相对的就是他的“零星社会工程”。波普尔认为“乌托邦工程”在社会上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把整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的任何现象，都描述为必定具有特定目的的过程。整个社会都被动员去为某一个工程目的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要成为这个目标的一个环节，人必然要作为一个伟大目标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培育的目的不会是人本身，而只能是其他异化于人的手段与工具。
波普尔曾经在他的力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乌托邦主义追求完美，也唯美。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常常对世俗中的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它有时表现得非常壮观、美丽、动人，而且给人完美的错觉。它总在许诺有一个完美的图景就在大家眼前，然后力求劝说人们放弃眼前的幸福，甚至牺牲生命，以承全一个伟大的目标。现实社会中的灾难常常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没有人有设计这个社会蓝图的能力，没有人可以充分掌握复杂社会的所有有效信息。
波普尔认为，社会是变动不居的。信息是复杂多变的。社会存在着自身的命脉，它有自己的根，其变化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也不可能是可以用设计来代替其自身的微妙变化。但是乌托邦主义总想铲除社会原来存在的一切，然后把社会变成一张白纸，再去画全新的、最美、最好的图画。然后使社会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这种完美主义如果只存在于艺术世界，那是可取的，可是如果落实到人类社会必然会是灾难。这种狂热的追求，激进的改造，都会变成社会的重大灾难。历史与现实一再演绎这种灾难，其根源正在企图建立一个社会乌托邦工程。
从逻辑到现实，都为波普尔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论据：只有回到“零星社会工程”，社会朝进步的方向改造才有可能。即应该将社会放置于自由、开放的状态，充分尊重人权与生命权，追求幸福的事情，不再以政府统一的力量来计划，而是放回每一个生命主体，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他明确主张，社会的改造应该从减少苦难，而不是增进幸福入手。这样无论在操作时或者是在伦理上都比较容易处理。逐渐减少痛苦，其实也就是在增加幸福。看似相通，但是着眼点不同，社会效果也明显不同。消除痛苦，必然行事低调，必然要从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入手。必然要作点滴的社会改进。从而也就会从完善社会制度，完善法律的保护措施入手。这种零星的社会工程，有点像在粗糙的地面爬行，看似艰难，但是却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点滴的进步，最终使社会逐步趋于完善。
而乌托邦工程，总有点想一步登天，企图用暴力的方法一夜之间消除所有的社会问题，在建设方面，贪大求全就更是难免。社会改造的“大跃进”，总是与这种体制相配套的。只要这样的乌托邦工程存在一天，那么，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大跃进”的本质是不会得到改变的。而且会表现在各个行业，甚至可以表现在一个地区的格外繁荣，或者公共权力保护下的特权垄断。同时还必然会导致“专制独裁”，产生权威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统治方式。即使是单项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也是以看得见的规模为标准。
乌托邦工程也注定会是一个封闭社会。而零星社会工程，必定是一个开放社会。它保护人权，保障人的生存自由，每一个人都在法律的保护之下。然后，在法律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公民权利。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力都得到发挥的舞台。
3、好社会是公民建设出来的
美国的语文读本把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一个非暴力反抗政府的思想家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的文章编入中学课本里，让他们的学生代代相传这样的思想，用这样的方式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梭罗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的最好状态就是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一个良好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而且能够判别出良法与恶法，更重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捍卫良法的尊严。即使是政府践踏了良法的尊严，也必须站出来捍卫。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这样在众多的合格的公民的努力下打造出来的。一个管得最少的政府不会天然地自己形成，而是公民用行动不断地博弈出来的。当然公民只是愚民的时候，政府就是暴政腐败；当公民是头脑清晰、富有正义感的人的时候，政府就清廉而且高效。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要负责的人是他们的公民。而培养什么公民又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和谐的前提是要守规矩，不践踏法律与人权。公民敢于攻击社会上的不正义的现象，有一批为了捍卫法律与正义不怕填满监狱的公民。
美国社会之形成就在于美国人民一代一代的努力建设：他们不崇尚流血，但不也怕流血。他们珍爱生命，却也不怕牺牲生命。林肯、肯尼迪、梭罗、马丁。路德。金都是某个时代的榜样，并形成了一代一代的风气与传统。并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认识到，社会改造是一个零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只能够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一点点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不放弃，作持续的努力，并且将自己的尊严与幸福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融合为一体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并且获得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