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与文化
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有过“脱亚入欧”主张与实践，而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从字面上看，“中体西用”说，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简直是无懈可击。但实际上文化的变迁不可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
殷海光先生曾经在其《中国文化展望》第十章，《中体西用说》一文中列举过一个故事。就是澳洲在西方殖民之前发生的事情。说到澳洲的土居民族的本土文化的解体，只是因为一把斧头的改变。在受到西方文明的殖民之前，这里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特殊岩石制造成的斧头，这是他们生产劳动的最主要的工具，而且这种岩石也非常不容易得到，需要一系列的复杂的交易程序及相关仪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石头制作的斧头的技术与手续牢牢地控制在老人手里，因此，这个土著族群的权力都是牢牢地控制在老者手里的。斧头的交易与制作技术的垄断，成为这个土著居民的权力的来源与象征。
但是，对这种土著居民文化带来灾难性毁灭的是殖民者从欧洲第一次把铁斧头带入了这个土著族。无疑铁斧要比石斧要优越得多，使用起来也利索坚固耐用得多。很快，在这个部落，铁斧在这个部落就代替了石斧。欧洲殖民者再把制作铁斧的技术教给这个部落的年轻人，结果年轻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而只掌握了石斧的老者反而要向年轻人借铁斧使用。这样，以石斧为标志的仪式、权力体系遭受了空前的颠覆。土著文化及权力体系随着欧洲铁斧的出现了败落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器物的变化而导致文化与制度上的变化的案例。其实所谓文化的变迁，大多是在器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文化与制度也相应产生变化的。比如，火药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与战争进入了热兵器的时代，纸的制造，使人类的文化载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知识的积累速度也变得更为迅速了。指南针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大规模航海探宝的时代。在澳洲的土著人中，一把铁斧就足以破坏他们原来的文化。说明文化的体用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一些器物上的变化导致思想观念及相关制度的变化。反过来，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改变，也会导致相应器物的改变。这里面不存在哪个决定哪个的问题。文化变迁是一个混沌的、开放的、立体动态的变化过程。文化变迁的关键是开放、交流与自由。假如澳洲土著老人一开始就禁止欧洲的铁斧传入澳洲，而且对使用铁斧者格杀无论，那么土著文化就可以得到维持，如果要解决使用铁斧还是使用石斧的问题，就最终要诉诸武力，也就是让持有铁斧者与持有石斧者开战，看看哪种斧头更厉害。这就是中国“鸦片战争”之中的第一次两种文化的坚硬碰撞。
文化在自由、开放、交流、多元化的变化中，文化内在的逻辑及人生产与生活的自然趋势会把这多元化的文化选择出来，而不断地淘汰那些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文化与制度。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怕自由、开放、交流及多元化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有竞争力的，充满自信心的。
二、教育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本词条“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本词条“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出现了错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跟着错误。意识形态不仅蕴含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还蕴藏了一个社会主流的认识方法，与处世态度。如果是健康的、正确的，则社会发展会顺利进行，其教育的发展也将受益于这种意识形态，否则就会发展严重的阻碍作用。同时，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传播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展望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应该以普世的价值观为指导。这种普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倡导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所谓的和谐社会，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尊重人的生命，注重国民的幸福指数提高的社会。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就是提倡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创造，学会负责；在教育方法上，倡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会协作；在教育观上，主张教育机会平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以及教育的选择自由，主张教育的发展要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适合眼下现实的需要。在改革取向上，主张大胆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一切有利于人的幸福的思想与文明成果都大胆借鉴，大胆吸收。
三、教育与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关于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规则的制定，常常是思想意识形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制度常常规定了教育的领导权与受教育权和教育的目的以及相关的教育内容，因此教育要想脱离政治而存在是不现实的。不关涉政治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民主社会的教育常常宣称自己的教育是价值中立，实质上规定教育价值中立本身也是相应的政治制度结果。
教育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政治的内涵也在日益生活化。当年胡适先生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就是提倡研究社会现实中的民生问题，少谈些意识形态化的大而空洞的政治。在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里，其实就是要表明一个这样的道理：美国的民主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民主法治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价值。比如，就是美国人过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里，都是充满了民主理念的。政治其实也只是关注民生问题而已。意识形态随着两个阵营的瓦解，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终结了。而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的重要标志，其实更是不复存在。国际政治变成了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与经济利益的竞争。所以，政治越来越变得生活化，经济化，也变得越来越与民众的生活贴近。过去那种脱离老百姓生活的政治的迂阔的高谈阔论越来越少了。那种高谈阔论的政治当然与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远了。
四、教育与经济
教育因为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之后显得特别重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含量、技术含量，特别是知识产权与发明创造。经济能力越来越表现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因此，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表现在能够培养出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上。
经济发展并不只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即GDP指标，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些片面的、不利于教育的因素。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把增长经济的支撑点放在教育产业化上，将教育变成经济手段，这是对教育事业的极大损害。因为，这意味着教育功能将从养育健康健全的人，沦为经济的手段与工具。
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只能表现在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但是，当一个政府把教育本身，特别是基础教育本身当成了经济的增长点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在毁灭教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基础教育当成谋利的工具。一个社会谋求这种利益，犹如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