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就是父亲的出生地，我们的老家。
门前已修了水泥路，路两边种了花草，还种了芭蕉。当然，这些都是现在修的，是乡亲们的一点美意。原先，这门前的坝子，这路，则都是土的泥的，更不会有花草芭蕉。
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三面房子的中间是一个平平的坝子。当年，一定有许多的鸡鸭环游这房前屋后。听奶奶说，他们还养过几只鹅，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看家。鹅的叫声大，啄起人来也很厉害，却又不像狗那样凶狠，所以这里的人就用它护院。
在正屋大门的上方，悬有一个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
我跨进屋内，顿觉一阵荫凉。
这几间屋子内陈列着一些照片，都是父亲各个时期的，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有八路军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解放后的。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五十年代我们的全家福，那上面还有我呢！
有一间屋子里挂了一张不知谁画的父亲的像。画上的父亲站在那里微笑，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支烟。他的前面是盛开的鲜花，后面是浮云缭绕的高山。画的技术并不高明，但却带有乡土之气。画的两边有一副对子，曰：“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强万户欢。”这副对子的字绝不是出于名家，但意思却是出于人心。
左边的那排房子里，放着一张床，还有一个柜一张几，都是陈年的旧物。这床很特别，上好的木料，宽宽的床架。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木制雕花，当年一定很是好看。这个床如果是新的，再配上绸缎的床幔，一定相当富丽堂皇。只不过它现在已经黑了，旧了，不复当年风采。人们都说，这是我祖父祖母的床，说我的父亲是在这个床上出生的。但我的姑姑和县里的人告诉我，当年土改的时候，邓家的物件都分给了乡里农人，后来收集父亲家的旧物时，才又从农人家找回来。因为当地这个样子的床很多，究竟是哪个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就从中挑了一个。
不管是与不是，我想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能从这个床，这个柜，这个几，看出旧时代的轮廓就可以了。
父亲这个人，历来就不爱注重一些枝端小事。对老家的旧居，他从来就没有过问过，更不愿让人家把这里搞成什么旧居陈列室。从解放以后，我的奶奶和其他亲属离开老家以后，这片房子就在土改中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大概有十来家人住在这里。直到1987年到1988年间，这里的人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有了钱盖了新房，才逐渐搬了出去。这样，这个房子才专门改为陈列室，供来人参观。
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在我回老家的时候尚在人世，虽然他不是邓家的人，但他长年住在邓家，直到前几年盖了新房，他也才随家人搬出了邓家老屋。我去看过他的新居，竟是一座二层小楼。他周围的乡亲们也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有了楼房，谁还要去挤住在那老房子里呢！老房子自然就腾空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父亲绝不会允许人家把乡亲从他的旧居迁出的。
从后边的小门转出去，一眼就看到，老屋的房后，长满了翠绿的竹。这竹真茂盛啊，种下几棵，立刻长成一片。细的恰如纤纤少女的玉指，粗的可比健康小伙的手臂。这竹叶边长边落，边落边长。你看地下已铺满掉下的黄叶，而竹枝上却依然绿羽苍翠。这竹大概已经在这里长了上百年，可是却永远显得那么精神百倍，仿佛比我还年轻。我真想搬个小竹凳，拿上一把青竹扇，在这小竹林中坐下，静静地，静静地，听一听竹叶的沙响，闻一闻竹枝的清香，透过那茂茂密密的枝叶，去看太阳……
这不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我一点儿也不熟悉这里，却甚感亲切。我从来也没来过这里，却一到如故。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
在旧居的门前，挂着一副长联。这联用金色的字迹镌刻在门的两边。
这联上写道：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
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
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联是四川著名文人马识途写的。作于公元1983年秋天。
据这里的人告诉我们，来广安的外地人并不多，来这小小协兴乡的人就更少。但凡来此地的人，都来这旧居参观。还有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了考证，或者只是为了看一看。
我们在北京有一大家子的人，而在这故乡，却几乎没有什么亲人了。
刚才说过，只有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名叫淡以兴。我的这个舅公说来很有意思，他和父亲同岁同学，少时的感情也很好。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但却一辈子愚弱寡智，无能无才。年轻的时候抽鸦片烟，把家产都卖光了，连孩子都差点卖给了别人。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他一个人寄居到了他姐姐的家，也就是我们邓家。解放后，我的母亲每个月给他寄一些生活费用，他常常拿来就约上几个好友，一顿喝光。“文革”开始后，我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惊奇地听说，他居然还在！真不知十年动乱之中，他究竟怎么活过来的。后来，县里面照顾他，让他当了个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点生活费。我们也照旧给他寄些零用。我去他家看他的时候，看到他和老婆、孩子、孙子都住在一起。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人很清瘦，眼已花了，耳也聋了，长着一脸的白胡子。他居然还认得出二姑姑，但一点儿也不知道我。
看见他，我就想笑，主要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年，他突然闹着要去北京。有人问他：“你怎么去北京呀？”他说：“我坐火车去。”别人问他：“你坐火车有钱吗？”他居然回答说：“我是国舅，坐车还要钱吗？”他就是这么一个迂人。他和父亲二人亲为舅甥，而差距却如此之大！在我们回老家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他去世了，不久，他的老伴也去世了。从此，在我们的家乡，就再也没有亲属了。
在老家，我们最后还去看了一下祖父的坟和祖母的墓地。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人挖掉？
祖父的坟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地里，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邓绍昌之墓。是丁丑年，也就是1937年立的。
祖母的坟则在一座山上，那里还埋葬着邓家的几个更老辈的祖母。这里埋葬的我的祖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姓淡，名字不知。父亲二十二岁的时候她便死了。她的墓碑是以她的儿子们的名义给她立的，其中还有父亲的名字。其实，那时父亲远在异国他乡，恐怕根本不知道立碑的事情。
那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以为祖母的墓地就是我们家的祖坟。后来才知道，我们邓氏家族的祖坟在另一个地方，要走很远的路，坐船去。我们家的老祖宗们可能都埋在那里吧。在旧社会，只有家族中的男子才能去祖坟祭祖，女子是不能去的。
祖坟，我是没时间去了，也没必要去。
但是，要觅寻祖先的踪迹，就要找到家谱。
结果，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本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