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1999年和2000年都是巴拉克的总理竞选对手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侦察营里一名23岁的中尉。那天夜里，他和另一名年轻军官奥马尔少尉有事外出，当他们在深夜1点回到基地时，都呆住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回到基地，见那里空无一人，就像是有人进来把部队连锅端走了一样。后来门卫告诉我们发生了劫机事件，他们都去卢德了。”两人立即跳上车直奔机场。等他们赶到时，突击队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奥马尔立即去缠住了巴拉克，反复要求进突击队。另一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哥哥——上尉连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也正在为加入突击队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最小的兄弟伊多，内塔尼亚胡后来也参加了侦察营）。两人都要参加，但又都劝说对方不要去。他们知道兄弟二人不应该都参加行动，否则很可能同时出事。巴拉克最后选中了本雅明。
——另一位匆匆赶来参战的是24岁的中尉乌齐·达扬，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侄子。乌齐是烈士子弟，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规定，他可以不在作战部队服役，但是，他却，或许是利用了伯父的影响——加入了总参侦察营。听到劫机的消息时，他正患风疹待在家里休养。
距被劫持的飞机几百米远的一座机库内，恰好有一架正在检修的以航波音707客机，巴拉克指挥突击队员利用这架飞机进行战前模拟训练，重点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况下接近舱门和应急出口。根据推断的恐怖分子和炸弹在机内的位置，巴拉克为突击队明确了任务分工：
飞机的前门由预备役侦察兵伊契克负责，他后面是副营长丹尼·雅托姆。左侧机翼上的前应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他后面是另一位丹尼。离前应急出口3米远的左后应急舱门由奥马尔负责，他身后的突击队员也叫丹尼。乌齐，达扬站在靠近机尾舱门边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侦察兵负责给他开门。
内塔尼亚胡、阿里克以及两名预备役侦察兵马尔科和雅科夫为第二梯队，负责突击右侧机翼上的应急出口。他们冲进飞机的时机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队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误伤。
排除炸弹的关键任务，由从左前应急出口冲入飞机的莫德诲·拉哈米姆负责。3年前，他曾单独制服了3名企图攻击以航班机的恐怖分子。任务确定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走到拉哈米姆面前对他强调：“莫德海，你一定要先排除炸弹！”
为避免误伤人质，巴拉克下令各队在进入飞机时不准用火力掩护，只能在确认恐怖分子的位置后进行瞄准射击。
与此同时，维克多·科恩还在与劫机者进行马拉松式的对话。恐怖分子允许利维机长和机械师出去检查飞机状况。不一会；两人向萨尼纳证实飞机已经无法飞行了。后者要求把飞机拖进机库检修，又要求让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场监督。这个要求因为会打乱突击计划而被科恩用各种理由拖了下来。
“他们威胁了几次要炸飞机，”科恩回忆说：“但我知道他们想活着。每次我都得编一套不同的谎话。我说按照名单找被关押在各处的巴勒斯坦人很费事，过一会儿又说我们是法制自家，在拿到总统的赦免令前不能放人。至于红十字会的代表，我说他不在城里，我们正在找他。可他家里人说他去巴利亚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那儿了等等。”
科恩的絮絮叨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越拖越长，4个恐怖分子终于开始变得神经质了。有几次，那两个女人摆弄着炸药的开关，宣称要炸掉飞机。但有时恐怖分子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他们本来禁止机组人员向旅客提供服务，但有几次他们忽而又同意向旅客提供食物和水，还帮着空中小姐给旅客送水。哈尔莎甚至用希伯来语和人质谈话。一名旅客说，哈尔莎曾走到他跟前，给他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科恩回忆道：“从半夜开始，恐怖分子就不再重复他们的要求了，我估计他们的威胁都只是虚张声势的恫吓。很明显，他们现在希望的只是能活着离开以色列。”
星期二黎明，5时30分，红十字会的代表到了机场。3个小时后，比利时负责中东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也赶到机场，他带来了比利时政府的建议：用100万美元换取人质，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午，一名红十字会代表被派到飞机上，监督更换通信系统的蓄电池。他回到机场主楼时，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机长利维。利维在一天之内看上去老了很多，眼中布满血丝，制服皱皱巴巴，领带松着。恐怖分子让他带来了一个炸弹的模型，似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会来真的。
心情沉重的利维要求以色列人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达扬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会儿后告诉他，以色列“将按名单释放那些巴勒斯坦人”。利维用无线电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劫机者。劫机者同意，一旦达到目的就释放飞机上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提供食品和水，并给飞机加油。
利维必须回飞机，以免引起劫机者的疑心，。此外，他的妻子也是飞机上的乘客。机场经理塞缪尔·卡斯洛亲自送他回去。临出门时，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利维对达扬说：“我有4个女儿，3个已经成人了，但最小的才14岁。你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和我妻子不能活着走出飞机，以色列会负责照顾我的小女儿？”达扬对他做出了承诺。
利维回去了。他向飞机里的人宣布了以色列方面的决定。劫机者和乘客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16时05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被拖到劫机者能够看得到的滑行道上。劫机者得到的信息是，这架飞机将把首先获释的150名巴勒斯坦人送往开罗。其实这架飞机是以色列几个月前刚买来的，上面连发动机都没有。随后；机场上又开来了几辆带帆布篷的卡车，好像那些获释的人就在上面，其实车里也是空的。
等恐怖分子进一步放松警惕后，埃胡德·巴拉克带领着突击小分队出发了。他们都穿着以航机械师的白色工作服，驾着以航地勤发动机修理工用的小车，向飞机前进。一路上有不少警戒人员好奇地向他们张望，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这队工人就是侦察营的突击队。巴拉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座平台下面，停了一会，对目标进行最后一次观察。一名队员碰到一个在摩萨德工作的熟人，便委托他在自己一旦出事后转告他的父母。而内塔尼亚胡在一路上都微笑着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给其他人。
红十字会人员告诉“机械师”们，阿布·萨尼纳在驾驶舱里，每个“机械师”都必须敞开衣服从驾驶舱前经过，以便让他看清他们没有携带武器。队员们很巧妙地藏好了他们的手枪。恐怖分子还命令比航机组人员对“机械师”们进行了搜身检查，同样—无所获。
各组按巴拉克布置的计划进入了各自的位置。巴拉克站在机翼下面。内塔尼亚胡后来回忆说：“巴拉克命令我们上机翼占据好位置，等着他的哨声开始突击。他强调在哨响之前严禁轻举妄动——我们必须突然发动，不能像爆米花那样搞得乒乒乓乓。我们是来救人质，而不是让他们送命的。”
16时24分，距飞机降落在卢德机场过了21小时19分，各组组长向巴拉克发出准备完毕的信号。
巴拉克终于吹响了哨子。
最先冲进飞机的是左前应急出口的拉哈米姆。身材强壮的恐怖分子阿特拉什正站在飞机中部距他约6米的地方，立即向拉哈米姆开火，但没有打中。拉哈米姆退了一步，然后在对方射击间歇时冲了进去。就在他退后一步时，奥马尔从距他3米远的左后应急出口冲进了飞机，距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只有3米！但他刚一跨进飞机，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就紧紧抓住他的裤腿不松手，无比焦急的奥马尔只好在她脸上狠敲了一拳，她才把手放开。然后，奥马尔风一般地冲向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朝他打了两枪，其中一枪正打在他两眼之间，当场结果了他——这是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阿特拉什站在飞机中间，最有可能伤害乘客。
在拉哈米姆和奥马尔冲进飞机后几秒钟内，伊契克也打开了前舱门。但阿布·萨尼纳这时正站在飞机前部，距门只有3米远。他听到了身旁开门的声音。伊契京剧一冲进来，阿布，萨尼纳就向他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伊契克忍痛还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但却没打中。这时拉哈米姆从后面夹击上来，阿布·萨尼纳掉转枪口向他射击，但打偏了。拉哈米姆迎着子弹冲上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后，跳到一排椅子后面，迅速换好弹匣，继续向阿布，萨尼纳开火。血从阿布，萨尼纳的脸上流下来，人也摇摇欲倒，但他仍退进厕所，关上了门。拉哈米姆紧跟着冲了上去，一手拉开门，一手把枪伸进去，打光了剩下的子弹。
就在拉哈米姆换弹夹的时候，第二梯队也从右前应急出口冲子进来。但他们一进飞机，拉哈米姆和阿布，萨尼纳对射的子弹就迎面扑来，其中一颗流弹打在人质米莉·霍茨伯格头上。突击队员们不得不退后一下，然后再次冲进来。这时，一名人质指着浅黄色头发的哈尔莎，用英语对内塔尼亚胡喊：“她在这儿，抓住她！”内塔尼亚胡立刻抓住哈尔莎的头发，但头发轻轻落在他手里，原来哈尔莎戴的是假发。内塔尼亚胡再次抓住哈尔莎的真头发，她拼命挣扎。马尔科冲上来举枪对准了哈尔莎的颈部。内塔尼亚胡急忙喊：“不！”但马尔科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哈尔莎的身体，又打在了内塔尼亚胡的左臂上。内塔尼亚胡疼得直咧嘴。这时，负责排除爆炸物的拉哈米姆从前面过来，撕开了哈尔莎的衣服，从她身上搜出了用于引爆炸药的两节电池。然后，另一名队员把正在流血的哈尔莎带出了飞机。
乌齐，达扬的那个组在后门耽搁了一下——按一般程序，应该先开舱门，再靠上舷梯，但他们把程序搞反了。几秒钟之后，达扬和尤维尔脚跟脚地冲子进去。迎面的客舱入口处挂着一面帘子，达扬冲到那儿的时候，一个红脸膛的人迎面从里面冲出来。达扬立即向他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肝脏旁边，另一枪打在心脏旁边（他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名想趁乱逃跑的人质，幸好这种枪威力小，人质后来康复了）。客舱里面一片混乱，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人质都趴在地板上尖叫。突然达扬看见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正看着他，用手指着什么东西。他用英语问他，但是那个人质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继续用手指。达扬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发现莉玛·塔努斯缩成一团躺在椅子上，手里举着的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达扬在距她2米远的地方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塔努斯把手榴弹晃了一下，用英语说：“别开枪！”——她的脸因为恐惧而扭曲了。达扬用英语对她说：“把它给我，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然后，他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一只手夺下了手榴弹。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塔努斯什么话也没说。达扬把她交给尤维尔带出飞机。塔努斯起身后，达扬在座位上找到了手榴弹的保险栓，小心翼翼地插了回去。
爆破专家进入了飞机，人质告诉了他们炸药安放的位置。专家们迅速排除了炸药。从巴拉克发出突击信号到任务完成，共用了90秒。击毙恐怖分子两名，生擒两名，两名侦察兵伊契克和内塔尼亚胡受轻伤。那名被流弹打中的姑娘米莉·霍茨伯格10天后在医院去世，年仅22岁。塔努斯和哈尔莎被判终身监禁（以色列建国以来只有一例死刑——处决纳粹战犯艾希曼），但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获释，用于交换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劫机成功的战例。
2、“板条箱”行动
1970年，为配合埃及在南线苏伊士运河沿岸对以色列展开的消耗战，叙利亚在北线的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牵制性炮击和袭扰。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的炮兵阵地进行空袭。4月2日，以空军一架“鬼怪”式战斗机在空战中被叙利亚米格机击落，两名飞行员：32岁的基登·马根和26岁的皮尼·纳赫马尼被迫在大马士革上空跳伞，成了叙利亚人的俘虏。这是“六天战争”以来叙利亚人抓获的第一批以色列战俘。直到几天之后，以色列方面才知道他们的飞行员还活着——作为战果，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两名战俘的相片。他们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监狱中，皮尼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
6月24日，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突入叙利亚境内，俘虏了37名叙军士兵，用于交换2名飞行员。但不走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一架以色列“幻影”式战斗机被叙利亚的导弹击中。21岁的飞行员波阿兹·埃坦竭尽全力想将负伤的飞机开回以色列境内，但没能做到。他在叙利亚境内跳伞，然后躲藏起来等待以色列国防军的救援部队。不过叙利亚人先找到了他——他成了第三个战俘。
之后的2年里，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日内瓦和国际红十字会，向叙利亚提出交换战俘，但叙利亚方面拒绝用3名飞行员交换37名士兵。在国防军中，有人想派部队去大马士革救人，但没有哪一支部队敢保证能把3个人都活着救出来，而且参战人员也毫发无损。国防军当然不能为了3个人搭上更多人的性命，这是战争，不是拍电影《大兵瑞恩》。他们要救回飞行员的途径只有一个：继续抓捕叙利亚战俘，而且必须是让叙利亚割舍不下的高级军官，来换回3名以色列飞行员，这样的机会是有的：
在以色列北部，从地中海边上的纳库腊角到戈兰高地山脚下的梅图拉，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上有两条平行的公路。一般情况下，两条路之间相隔几百米，但在有些狭窄地段，这个距离仅有几十米。情报显示，叙利亚情报部门的高级军官经常在他们的盟国黎巴嫩的边境公路上进行侦察和巡视，一般坐的是轿车，由黎巴嫩军队负责护卫。护卫部队包括武装吉普车，在几个地段上还有装甲车。此外，以色列军情部门还有手段能够掌握叙利亚军官出动巡视的具体时间，并可在24小时前通报给行动部队。
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找一处有地形和植被作掩护的狭窄地段设伏，抓捕叙利亚军官。为保证行动的突然性，设伏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黎方公路。经过侦察，总参情报部决定在扎伊特“基布兹；附近行动，那里的果树林生长得十分茂密，一直延伸到边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