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和季什科夫关注族群精英的动员作用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不同情况下，“被动员的”族群成员的广度取决于他们对利益的认识程度，这些利益成为领导人用于发动广泛大众行动的工具。在很多情况下，多数人具有的“像所有的人那样做”的从众心理，促使人们投入到族群运动中。
在多族群国家的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族群边界——被某些人认为是划分边界的标记，而其他人则认为是能够团结不同族群人们的因素。
实践证明，几乎所有的多族群国家在族群关系中都遇到了不同的族群问题的困扰。向民主化过渡本身会自动消除族群问题的观点不仅没有在俄罗斯得到验证，有着长时间民主历史的国家同样也没有给出族群问题顺利解决的实例，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各国政府依旧不断调整各自的民族政策。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拒绝了“熔炉”政策，开始转向称之为“沙拉”的民族政策。俄罗斯政府也不断寻求符合自身国情的族群关系模式，致力于完善国家民族政策。
学者德罗比若娃从人们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取向入手，研究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生活和政治因素团结和划分不同族群的状况，以及俄罗斯族群边界的总体情况。学者德罗比若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领导了俄罗斯三个重大民族和族群关系课题：“民族自我意识、民族主义和冲突调控”课题（1993—1996年）；“族群和行政界限：稳定性和冲突性因素”课题（1997—1998年）；“俄罗斯族群社会不平等和一体化问题”课题（1999—2001年）。
通过多年的俄罗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成员社会跟踪和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学者得出，并不是不同族群人们的族群文化差异本身成为他们之间的族群边界。文化差异和族群边界具有不同的含义。“边界”在族群自我意识中形成，族群成员对于“边界”的认识在族群精英和大众意识的思想意识层次上是不相同的。生活在俄罗斯的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族人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思想意识的不协调性。共和国的领袖提倡在主体族群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重视保护俄罗斯族人的文化发展，但是在俄罗斯族人广泛的大众舆论中：保障族群发展的经济改革，生态安全和参与政权是优先的发展诉求。
研究结论同样充分证明了族群边界的标记不仅仅是族群文化差异。俄罗斯族人的族群主导需求不属于文化范畴。而共和国里与俄罗斯族人居住在一起的鞑靼人和雅库特人，首要的需求集中在保存和发展本族群语言和文化上。于是，这种对于利益和需求不同的认识构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距离。
承认族群边界不仅仅是族群文化标记形成的观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多数族群多元的社会中，族群关系是建立在互利的相互关系基础上的，而并不只是集中到寻找本族群的“异己分子”。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同族群的人们被其他因素，如职业、性别等认同联合起来，也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和被认识到的需求中不仅有划分族群的因素，也有能够团结人们的利益存在。
广泛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表明，俄罗斯不同族群成员个人层面认为具有联合意义的价值观主要有：生态安全，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与各类犯罪行为做斗争。
不同族群的政治和社会取向中存在着一致的“交集”空间。族群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交集”空间也是不断变化的。
学者的研究表明，除文化差异外，不同族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取向也会成为划分族群边界的因素，但它们在划分族群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又起到团结和联合不同族群成员的作用。
俄罗斯居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取向中，对于市场经济、多党制和传媒自由、各种政治势力等的态度相邻地区的居民立场观点相近，也就是说，思想意识趋向地区化，这意味着俄罗斯公民认同性的增长和族群意识的中立化。同时，俄中央和共和国、州等主体的距离呈现缩小趋势，共和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萎缩，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的边界意识也在下降。
俄罗斯于1996年通过的《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就是在文化多元主义和联邦主义原则上制定的，是解决族群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俄罗斯中央和地方上为数不少的政治家和族群精英的主张不是建立族群多元社会，而是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占主导的国家。另外，前苏联的民族同化政策的历史影响尚存。这些都预示着，俄罗斯促进族群和谐发展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
民族社会学者所了解的国家不同族群的社会现实情况，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规定提供依据，他们应以加强各族群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
三、俄罗斯族群边界的文化标记
在俄罗斯，文化差异依然是族群边界的基本标记。俄罗斯的民族运动表明，语言作为文化差异的表现，往往首当其冲会被用作族群动员的工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语言是大多数族群人们的族群所属性的基本标识符。语言成为族群边界的因素不仅因为它是族群动员的工具，在俄罗斯的共和国内部，语言是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族群特征。通常，掌握俄语和主体族群语言的人们有更多的社会提升，获取更有威望的地位的可能性。
语言作为族群边界标记的意义在俄罗斯发生着改变，利用语言进行族群动员的强度在俄罗斯的各个地区都在降低。转型后不同族群人们的价值观中可以观察到这种规律性。比如，在俄罗斯东部的萨哈共和国，政治精英提出的语言边界相当严格，但是在现实交往中，语言学习的选择权是自由的。萨哈人并没有丧失学习俄语的需求，反而人们学习俄语的意愿呈现提升趋势。正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俄罗斯人在社会的提升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强大的阻碍力。
生活在鞑靼斯坦和图瓦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人依然能感受到明显的语言边界。在这些共和国里，这个“边界”的严格尺度更多的是由共和国的领导群体决定的，如在鞑靼斯坦，政府决定高校院系招收讲鞑靼语或俄语学生的数量。同时在族群精英的思想意识中，语言和以往一样，依然是加强族群内部团结的工具。
宗教，最近几年在俄罗斯被学者和政治家赋予了划分族群边界的意义。俄罗斯的主体中进行着两个很不同步的进程。共和国的一部分谋取主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州和边疆区的族群团体的领袖把宗教看做为族群动员的“预备役士兵”；与此同时，存在着相反的思潮。比如，鞑靼斯坦的政权机构中的思想家坚决抵制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的推广，“清洗”着旧宗教情绪，形成着伊斯兰教的新观念，他们认为应该小心谨慎地发动这个族群团结的推动力。
在萨哈和其他俄罗斯联邦的共和国，如乌德穆尔特、马里埃尔信奉基督教前的信仰——萨满教和相信灵异的人数开始增加起来。俄罗斯东正教划分族群边界，加强族群文化识别性的作用也在增长。虽然，俄罗斯不同的共和国和地区的族群居民笃信宗教的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宗教是用作团结和动员族群成员的工具。
在俄罗斯大众意识里宗教不是首要的族群标识符。宗教在族群划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围中，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作风存在差异。
调查和研究证明，人们生活的条件越艰难，安全感越低，对未来越感到担忧，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就会越重要。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北奥赛梯－阿拉尼亚共和国，在这里不管是奥赛梯人，还是俄罗斯人都有更高的笃信宗教性，这正是该共和国紧张的社会局势造成的。
最后，人们的心理可以现实地经历和感受到族群边界的存在。族群心理可以反映人们生活中所有的社会距离。在族群心理方面，族群认同作为补充性机制，表现出自我保护功能，当其他的认同性不稳定、不安全或者丧失时，它会补充群体认同性的需求。如果族群成员感受到挫伤，认识到自己群体和“其他人”的地位的不平等，自身利益和需求得不到满足，有时就会把责任转移到其他群体上，寻找族群敌人——“替罪羊”，产生一种消极负面族群心理。这种心理会加深族群边界，并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边界是由不同类型的心理反应和需求造成的，他们试图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特性中寻找族群边界的起因。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族人族群意识在增强。“我从没有忘记我是俄罗斯人”的观点认同比例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在1994和1995年的调查中，所调查俄罗斯人中的这个指数是不高的，基本上是五分之一的居民这样认为。而根据1997年的调查，生活在鞑靼斯坦和萨哈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城市居民中，有39％的人同意了这种看法，44％居住在奥伦堡州和马加丹州的俄罗斯人选择了这个观点。
为了维护本族群利益而采取行动，甚至是极端性质的行动的意愿增强。生活在鞑靼斯坦和萨哈共和国四分之一的俄罗斯族人，奥伦堡州：27％，马加丹州：29％，俄罗斯族人认为，“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利益用任何手段都可以”。而在1994年有这种想法的俄罗斯人还不到10％。
可以说，俄罗斯人族群意识一致性在强化，但他们之间的自我组织和协调的程度不高，这就为族群间对话体制的构建造成了困难。在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负面的族群心理会增长，而包容度却下降。人们在心理上会寻找更多的族群边界因素，导致族群边界的加深和族群距离的加大。
那么如何才能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呢？项目参与者根据研究和调查的数据，深刻剖析了现象背后的根源，提出以下的观点：
国家在联邦中央政府层面和联邦内的主体层面绝对不能允许任何性质的族群歧视，应保障不同族群人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权利。
少数族群除外的其他族群不能享有优惠政策，扶持政策应该给予生活在更加困难条件下的人们。同时社会权利的分配应有利于消除族群不公平，不应强调族群差异。
不能按照“自己的－非自己的”原则，而是应该按照经济效益原则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
族群关系领域的工作重心是为共和国和州等所有主体的公民提供实现族群文化需求的权利和可能性，这也是《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和《民族文化自治法律》规定的内容。正确引导中央地区的俄罗斯族人，以及共和国内部的主体族群的意识，预防并有效地化解族群关系紧张趋势。在国家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国家政府应起主导作用，鼓励合理竞争的同时，把资源统一支配权纳入国家管理范畴。
小结
族群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族群关系的和谐发展。俄罗斯的民族社会学家从研究族群概念开始，直到从事俄罗斯族群边界情况的社会调查，充分显示出俄政府对于族群问题的关注，社会学家在政府的扶持下，所做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必然会促进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完善，从而更大限度地调控族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