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庆藩有一位安化郡王朱寘钅番，即迷信，愚昧，又狂亡而有野心。他平时早就别有用心的拉拢都指挥何锦、周昂和指挥丁广等官佐，经常“借银”给他们。日积月累，这伙人的欠银越来越多。这伙军官们也深知郡王的用心，所以谁也不提还钱的事，只是有时半真半假的对王爷说，银子我们虽然是一时还不起，但是也不会白花王爷的钱，将来可以还给你一顶“白帽子”。朱寘钅番不解这话的用意，就找巫师五九儿解迷。这个五九儿也是郡王府中的常客，深得朱寘钅番的信赖。实际上他也是以上这伙不轨军官们的朋友，早已按照串通好了的计策对郡王说，你在“诸郡王中状貌魁梧”，“当大贵”。接着又用鹦鹉给郡王“算了命”，最后告诉他，你现今是郡王，给郡王送一顶白帽子，就是“王戴白是皇也”，并进而又推算出朱寘钅番“有十八年天子分”，这就更加激起这位愚蠢郡王的非分之想。加上身边另一群所谓谋士儒生孙景文、孟彬、史边等好事之辈的推波助澜，纷纷劝他抓住当今皇上重用阉党把持朝政，官民积怨和宁夏巡抚既失将心又不得民心，大犯众怒，全镇沸腾的大好时机，掷臂一呼，定有作为。于是朱寘钅番密召何锦、孙景文等文武心腹，频频策划于密室，商定以铲除刘瑾为名，准备夺取帝位。不久，适逢宁夏边防有警，副总兵杨英、游击仇钺率主力军队开到边境上去设防，城中总兵官姜汉身边只留有60多名牙兵，而且还归周昂率领，这给朱寘钅番一伙发难造成良机。四月初五日，朱寘钅番以郡王身份，设宴招待宁夏巡抚安惟学（未到）、总兵官姜汉，镇守宁夏太监李增、邓广和朝使周东等军政要员，席间杀害了他们。接着何锦、周昂、丁广等率领叛军占据镇城举起了叛旗。朱寘钅番封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大小头目都分别授予督护、总管等伪职。宁夏政变当局以“清君侧”“讨刘瑾”为名，传檄各边镇，并由其军师孙景文拟伪令，使用王府印、信、票贴发往各镇，诏告天下诸镇听命于己，伪令说：“近岁以来，主幼国危，奸官用事，舞弄国法，残害忠臣，蔽塞言路，无复忌惮、致丧天下之心，几亡神器之重。今阖城官军，共诛守臣之虐民害政者，持首来献，余不回避，率三军以诛恶党，以顺人心，特兹晓谕官军人等，贸易耕种业艺者皆仍故，其逋负杂徭尽免之，仍保守疆界，听候调用。各镇军马数目及地理图籍宜即赍至，敢抗者弗贷。”当时，“各镇畏瑾，不敢以闻”。只有延绥巡抚黄珂能以大局为重，不顾自身名位，“封上其檄”，又提出自己对处理事变的对策，以“便宜八事奏闻”。他还一面上报，一面分兵对蒙部和宁夏河东两面同时戒严。朝廷得报以后，大为震惊，因为在刘瑾一伙的黑暗统治下，朝廷危惧，人人思变，且“关内回贼四起，倚南山”准备起事，大有振臂云集之势。又因为朱明家族前有藩封北京的燕王朱棣曾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事变”，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现在宁夏安化郡王朱寘钅番又步其后尘，因此更加引起了当今的格外警惕，立即作了一系列重要布置，特任老臣杨一清为总制讨伐军务，并破例给宫廷大太监张永赐金印、金瓜、钢斧，统率京兵，为总监军，与杨一清共同统领各路征讨大军开赴宁夏。
宁夏镇城遭巨变之时，宁夏游击将军仇钺正率部队巡防，驻南路玉泉营，叛军招他回城入伙，他本想逃脱，因一家妻儿老小尚在城中，便将计就计率部回城，他假装拥护变乱，先取得信任，再用计调开何锦、丁广等头目，诱杀周昂等一批骨干，占领安化王府，并立即假传朱寘钅番的命令，调已经开赴河防的叛军官兵返城，先后将何锦、丁广等头目一网打尽，顺利收复镇城，在赴宁征讨各路大军尚未到达之时，宁夏事件已告平定。安化王朱寘钅番的18年江山美梦仅18天便告破灭。
宁夏事变平定以后，杨一清、张永进驻宁夏镇城，将朱寘钅番宫眷和何锦等要犯及家属押送京师，收捕何锦余党申居敬等58名，其余胁从者被宽大释放。杨、张2人在宁夏处理善后事宜时，又共同策划了一桩震惊全国，影响朝野，改变明朝政治走势的大动作，这就是合作翦除刘瑾的密谋。杨一清深知，张永与刘瑾虽然同是把持朝政的阉党集团头头，但2人矛盾也较大，就乘间对张永说：“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张问：“何谓也？”杨于掌上划一“瑾”字。张永见杨一清已把话挑明，也就直说，此事非同小可，十分难办，因为刘瑾“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不好下手。杨鼓励张说：“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接着杨一清又给张永出主意，要他在班师庆功之日揭发刘瑾的罪行。张永问如果皇上不信怎么办？杨说：“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杨一清还一再激励张永说，如果事成，公将与历史上的吕强、张承业一样“千载三人耳！”张永当场表示：“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于是就按照在宁夏与杨一清商定的计划，回京相机行事去了。张永由宁夏“凯旋”班师回京时，出呼意料得到盛大欢迎。八月十五日，武宗皇帝朱厚照破例身着戎装，亲率满朝文武大臣，出紫禁城迎候这位太监，还举行了隆重而又庄严的“献俘仪式”。式毕，皇上又在宫内置办御宴亲自慰劳张永，太监刘瑾和马永成2人作陪。饮至夜半，乘刘瑾退出休息之机，张永把朱寘钅番的“讨瑾檄文”呈上，一直蒙在鼓里的皇帝阅后大怒说：“瑾负我。”张永又乘皇帝发怒，及时将与杨一清密拟的“刘瑾不法十七事”上奏，更加重了皇帝对刘瑾的怨恨。张永见皇上洒意已浓，便进一步奏道：“此不可缓”。马永成也从旁助张。皇帝便乘酒性下旨，当夜查抄了刘瑾内外私第，据说又抄出伪玺和许多帝王专用的违禁物品，以及大量武器。朱厚照看到这种情景，恨骂道：“奴果反”，连夜处决了刘瑾。
仅仅18天的“朱寘钅番反叛事件”，虽然官军未经一战，由宁夏内部自行解决，但在朝廷却大加张扬，似乎创造了不世功业。武宗皇帝也自认为成就了什么“中兴”大业似的，在事平次月就急急忙忙“自号大庆法王”。许多文武官员因参与解决18天事件升官发财。宁夏城乡则因战乱和数十万军队的重扰，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尤如雪上加霜，更加艰难困苦。
楚书
楚书（生卒年月不详）。明朝大臣。字国宝。原籍南直隶江都府（今江苏杨州），后改籍宁夏左屯卫（今宁夏银川）人。正德十四年（1519年）乡试中举人，嘉靖二年（1523年）登进士。初任兵部主事。十二年（1533年），大同镇总兵官李瑾命令驻军开挖天成卫（今山西天镇）左孤店长濠四十余里，由于工期急，士兵们昼夜施工，军官反而克扣军饷，虐待士卒，广大士兵不堪其苦，不满其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王福胜、黄镇等带头鼓动驻军哗变，杀死总兵李瑾，放火烧毁巡抚衙门，囚禁巡抚潘亻放，占据大同镇城。朝廷闻变，命总制宣、太、山西、保定诸镇军务刘源清，带领总兵官卻永部前往讨伐。刘源清还到处张贴榜文大肆宣扬，原对哗变事件“处之过宽”，有大加镇压的声势，从而引起“遗孽大惧”。而谷阝永官兵又漫无纪律，“至城下大掠”，反而造成未反的兵丁“遂尽反”。当时被叛军拘押于城中的佥事孙允中，冒死缒城逃出以后，把自己亲眼所见的实情向刘源清反映，描述了官军“将士妄杀状”。宣府巡抚潘亻放也认为，大同事件是由“将士妄杀激变”所造成的，而刘清源却隐瞒实情。藩封大同代王也联合官府和军民上奏朝廷，“请益师至五万”，准备屠城，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当时朝廷内部主张剿、抚双方争执不下，“帝不能决”。哗变士兵为了求生，已准备“外勾蒙古为助，塞早大震”。在这种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楚书正督饷来到大同。他冒险亲自“观兵城下，城中俱登俾请曰：‘吾辈非杀主帅者，亦无他志，但畏此死，自保耳。’请书入。”楚书为了进一步查清变乱原由，摸清首要分子，不顾自身安危，只身进城，深入到乱兵营中，“谕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众皆望阙呼万岁。”后来他又争取到叛卒马升、杨麟为内应，给“三千金，俾募死士以自效”。马、杨便于城中向广大变卒“陈朝廷威德，晓以祸福，令献首恶。”在广大士卒的揭发下，先将黄镇等九名死心踏地谋反的头头诛杀，又打开城门导引官兵入城，同时还捕杀二十六名顽抗分子，大同城顺利收复，一场边塞动乱告平息。楚书为此建立首功，被提升为太仆寺少卿。十八年（1539年）再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次年秋，蒙古吉囊部聚集十万之众大举侵犯大同诸边，深入到关内大肆掠夺，长城内外处处报警，边地人民生命涂炭，朝野为之震惊。楚书临危不乱，镇定安常，积极与总制刘天和、总督杨守礼同心合力，率领守边将士英勇战斗，坚决抵抗。楚书亲自指挥总兵官白爵三，大败敌军于万全右卫（今河北万全）境，特别是在桑乾河战役中，斩敌百余级，沉重打击了入犯主力一股，迫使吉部数万多人全部败逃老巢。事后记战功，楚书再进右副都御史。二十年（1541年）秋，蒙古俺答、阿不孩两部求通市被拒绝，于是又联合吉囊部，分头向关内进犯。俺答部攻克了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关城），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吉囊部也从平虏卫（今山西平鲁）侵入，掠夺平定（今山西平定）、寿阳（今山西寿阳）等地，总兵官丁璋、游击周宇等将战死，各蒙部大掠而归，北边损失惨重。第二年，又因大同巡抚诱杀了蒙部求市信使石天爵，导致各蒙部更加疯狂入犯，蒙骑一直侵入朔州（今山西朔县）、广武（今山西山阴西南旧广武城），再由太原南下，分扰沁（今山西沁县）、汾（今山西汾阳），襄（今山西襄恒）和长治等地。而后蒙部各股又从忻（今山西忻县）、惇、代（今山西代县）而北还，屯驻于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祁城），最后从容由雁门关出归，山西大部被侵扰，损失相当惨重。在追究这两次重大失败的责任中，楚书被免职回到宁夏，从此默默而终。楚书虽然能文能武，但其诗文基本上已经失传，仅有一篇《宁夏按察司创建碑文》幸存。家乡人民为了表彰他，在镇城专门建立两处牌坊：一处上书“都宪二（指楚书和马昊）；另一处上书“五桂连芳”（指楚书、王师古、汪文渊、梁仁、刘伸），以为永久纪念。
管律
管律（生卒年月不详），明朝宁夏名士。字芸庄，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家庭富裕，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本人刻苦，天资聪颖，是卫学中的一名佼佼者。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举人，并名列乡试“书经魁”。十六年（1521年）登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后退休回到家乡，专心从事教育，再没有重返官场。
管律不喜欢官场的追逐，多年来从教于宁夏卫学，为培养家乡子弟而辛勤的工作。嘉靖十七年（1538年），新任宁夏巡抚吴铠在镇城（今宁夏银川）草创“养正书院”，慕名聘请他为首任教授。由于他“博闻有辞，史发司马，文效子美，乡人皆以‘管子’称之”，得到了官民的普遍敬仰，求文请教应接不暇。他的大量文章虽然大多已经失传，但仍然可以在他主笔编修的《嘉靖宁夏新志》所选刊的少数题记中，人们可以看出，选文皆非一般的官样文章，而是处处反映出他既关心国家大事，又具有经世致用思想。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刚入选为新科进士，还没有正式步入仕途时，就对西北边疆茶马互市提出改革建议，他认为官方定价一匹马付十两银，这样低的价银是购不到“强壮膘肥”的好马的，而用这样的劣等马匹武装军队去征战，“欲责其成功，不亦难哉！”所以他要求把每匹马价增加到十八两。嘉靖五年（1526年），他又对边疆现行实施的盐政提出意见，认为自弘治以来，朝廷不允许以“余盐补正课”，造成“余盐盛行，正盐守支日久”的不正常现象。由于两淮余盐大量销往北边各镇，“以苛敛商财”，使“商灶俱困”，私盐难禁，从而“盐法大坏”。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乃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纠正了“余盐”盛，“正盐”滞的局面，有利于边地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