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他不计个人名位，从大局出发，冒死上谏，勇于直言。如嘉靖元年（1522年），他刚任刑科给事中一职，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竟敢上奏要求罢免现任三边总制李钺的职务，并请起复早以免官，长期闲散在籍的有争议的大臣杨一清接任。认为“杨一清久任三边，威名素著，乞特起用。”而兵部则任人唯亲，反对启用杨一清，理由是“杨一清远在江南，闲居日久，一时起用，未免辞奏稽延，而钺闻改命，势必灰心解体”而影响边关军务大事。但是管律坚持已见，与兵部僵持不下，最后虽然一直推延到嘉靖三年（1524年），还是不得不任命杨一清为三边提督（总督改称提督）。另外，对于所谓“议大礼”这样自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以来，许多文臣武将为之罢官、杀头的禁区，官场人人谈“礼”色变，避之不及。而他却是一上任就向“议大礼”开炮。他说，“比言事者，每借议礼之词。或乞休，或引罪，或为人辨诉，于议礼本不相涉，而动必援引牵附，何哉？盖小人欲中伤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宠，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欢也。乞诫自今言事者，据事直陈，毋假借，以累圣听。”嘉靖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言，从此，一个败坏朝廷，堵塞言路，制造了大批怨假错案，伤害许多正直良吏的政治毒瘤终被割除。又如嘉靖十年（1531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三边总制王琼决定，将成化间由巡抚余子俊、徐廷章先后修成的由宁夏横城黄沙嘴至花马池近四百里长城（亦称河东边墙）废弃，改于边内重修所谓“深沟高垒”。管律在由他主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对这一举措提出疑义。他认为前抚臣余子俊所修筑的河东墙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为设关扼塞，用以阻止敌骑入犯；其二是把草场、水原之地，“筑之以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从而达到逼敌远遁的军事目的。历时四年，河东“深沟高垒”建成后，宁夏巡抚张文魁、兵部尚书兼三边总制唐龙等，以边防修成，为了节省草料费和喂养之劳，把戍守东边的骑兵裁撤，改用步兵沿沟垒巡守，谓之“摆边”。管律对这种改革提出猛烈评击。他认为河东近四百里边防，处处皆为敌骑入犯之途，如果一步一兵，需布兵十二万九千六百人，哪有这么多兵去“摆”呢？即使有，敌骑聚至，烽勇冲击，少数散布的步兵能当得住吗？这时再从边沿调兵，来得及吗？所以他尖锐的指出：“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无奇正、无应援，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士卒分散而气力单薄，悉难于节制矣。以五弊之谋，御方张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同时，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他还强烈要求当局，应竟快重新修复弃守多年的宁夏平虏守御千户所最北端要塞镇远关。他告诫守土军政官员：“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嘹，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宁夏北境半为虏有”。“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于内地，患不可量矣！”他进而提出自己的对策方案是：“求久安之计，先须修打硙口，为复镇远关之渐；次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不然，是垣户不设，欲思堂寝之安，庸可得乎？垣户一固，则沿河、沿山墩台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赖。”
在经济上，对于家乡的农商与民生，更是格外关心。他揭露了宁夏屯田之弊，大声疾呼而为民请命。他指出宁夏屯制原为“军三屯七”，但因后来战事日繁，屯丁归伍，加之劳役增多，人口流亡，“屯田半荒”，造成“户口半减于昔，此屯之弊极矣。”而人口虽然不断外流，田地因河崩沙压渐减，地亩连年下降，可是在册亩数却并不减少，“又征税于无影之田”，“人无以堪其苦，是故逋亡相踵”，最终使屯田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他再次警告当局：“宁夏捍御北虏，屏蔽中原，兵力悉出之五卫，”如果继续加重屯户负担，“临渴掘井”，人民“逋转以求生，固其情也”。如果内地人户为求生逃到敌方，夷狄若用“中国人”，危害就更大了。“宁夏之军，日渐散亡，万一失守，虽腹里数十万之兵亦将如之何哉？”此外，对于宁夏的粮草管理、盐法和土贡等制度他都有积极的建议，大多陆续被朝廷采纳实施。
另外，管律对于家乡人民一项特殊的贡献，莫过于他曾两度为纂修宁夏方志而出力，为塞上边荒地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地方文献，给家乡子孙后代留下一笔不可估价的精神财富。他自己的名字，也与志书一起载入史册，永垂青史。
哱拜
哱拜（1526～1592），明朝宁夏驻军叛乱首领。蒙古族。他原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因与部落酋长英台吉有矛盾，于“嘉靖中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遂率领部众投奔宁夏官军”，因作战勇敢，从军功被提升为巡抚标下把总。后因屡建战功，渐渐由把总升至守备、游击、参将，并授宁夏卫世袭都指挥使。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经宁夏巡抚梁问孟奏请，“加宁夏总兵标兵参将哱拜以副总兵衔致仕，许其子哱承恩袭职。”
哱拜原本为了逃命和报其父兄之仇而亡命投靠明军，始终心怀异志，居心叵测，所以在宁夏站稳脚根之后，便招降纳叛，吸引地痞恶棍，并在家中豢养号称“苍头军”的武装家丁三千余名。他的长子哱承恩更是“独形枭啼，性狠戾”，在接替父职以后，也是“多畜亡命”，目无上司和法纪。所以哱拜依仗自家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和一伙为非作歹的所谓义子，凭藉哱家苍头军的武力，已形成横行塞上的一个黑势力集团，地方官民避之不及，无人敢惹，官府为了息事宁人，都睁一眼闭一眼。哱家父子不仅是一方人民的祸害，而且哱家军的实力日益膨胀，已形成尾不大调之势，成为影响宁夏军镇安全的一大隐患。宁夏巡抚梁问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才使用加官的办法，给予哱拜一个副总兵的头衔，让他交出兵权，离开军营。但是这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其子哱承恩承袭了父职，哱家的势力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引起了哱拜的怨恨和警惕，促使他叛逆心理的滋长。
万历十九年（1591年），鞑靼部西犯，甘肃临洮、河州一带报警。此前，御史周弘和巡按宁夏边务时，曾偏听偏信，“还朝，以将材荐哱承恩、土文秀、哱云”。今军情告急之际，又“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拜义子哱云等”大可任用。而哱拜也不甘寂默，遂自请率哱家父子和家兵出征甘肃。新任宁夏巡抚党馨早已了解到哱家军漫无纪律，平时经常出塞劫掠人畜金帛，恐战时更难驾驭，主要还是对哱家父子的不信任，便没有批准他的出征请求。但是哱拜转而得到经略郑洛的批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党馨不仅未给他分拨军马，反而还让给哱家军调换乏马。战事结束返宁以后，党馨又想清查哱拜虚报冒领的粮饷，并鼓动其部下检举哱家父子西征时的不法行为。哱承恩还因强娶民女为妾，被党馨鞭责二十军棍。哱家父子对此怀恨在心，等待机会要向党馨报复。恰当此时，宁夏官兵对党馨拖欠粮饷，冬衣不能及时发放，却反而催逼军兵们的屯田赋税，引起广大饥寒交迫士兵对党馨的怨恨。于是在下级军官刘东旸、许朝、刘川白、张文学等人的策划下，串联八十多人，歃血为盟，准备举行兵变。军中坐营江廷辅已察觉到军营要出事，就向党建议赶快补发所欠银两，以安定军心。但党不以为然，并进而威胁士兵说：“想以作乱要挟上司，决不可答应。你们难道就不怕杀头灭族吗？”所以，士兵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宁夏镇城尤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戊辰日，在哱家父子的进一步煸动之下，宁夏镇城兵暴发生了。“宁夏镇四营官军、家丁围杀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数其侵克残暴二十事，并杀卫官李承恩，供应官陈汉等于市，放狱囚，毁文卷”，“毁公署，据城门”，宁夏总兵官张继忠无奈自杀，刘东旸“自署总兵”。“奉哱为谋主，承恩、朝为左右副总兵，云、文秀为左右参将。”本来这仅是一场闹饷的哗变事件，由于哱家父子的煸动和加入，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形势更加恶化，并“勾结松虏”，使事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少数人索饷闹事而转化为有政治目的的反叛暴动行为。此时哱拜原形毕露，自称“哱王子”，宁夏叛乱，“实是哱拜主谋”，其子哱承恩、哱云和部将土文秀等成为叛军的主要首领，各率所部攻城略地，十分猖狂，当时宁夏全镇除北路平虏所，由于参将萧如薰坚守没有丢失外，其它大多数城池和河西四十七堡地方均被蹂躏，“且渡河，复诱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虏，花马池。全皆震动。”朝廷急命兵部尚书、总督魏学曾驰赴宁夏统一指挥征讨诸军，并升陕西副使朱正色为宁夏巡抚，升协守洮岷副总兵董一奎为宁夏镇总兵官。又破格提拔萧如薰为宁夏副总兵，暂管总兵事，与总督魏学曾共同办理宁夏平叛事宜。同时增调宣大兵六七千人星夜驰援宁夏，还命陕西巡抚沈思孝率部移驻下马关，作为声援。再特命御史梅国桢速赴前敌担任监军。与此同时，朝廷又高悬赏格：“斩承恩头，许以侯伯延世”，有能擒献哱贼，“与世封”，“有能擒献哱拜父子，赏银二万，封龙虎将军；擒献刘东旸、许朝、土文秀，赏银一万两，封都指挥使”。皇帝还赐魏学曾尚方宝剑，享受“斩临阵不用命者，以肃军法”的特权。但是官军进展仍然缓慢，三个月后，于六月十八日才肃清宁夏镇外围，开始围攻镇城。此时有人建议水淹镇城，而魏学曾之所以不采用水淹镇城和武力强攻的办法，是不忍心看到城中“生齿三十万”无辜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千方百计想以招抚和离间的办法，促使城中叛军觉悟，自行从内部解决。魏先后派叶得新入城，招谕刘东旸、许朝，想让他们杀哱家父子，主动赎罪立功；又派宁夏原总兵官张杰入城与哱拜叙旧，劝哱拜杀刘、许自新；还与城中百户姚钦、武生张遐龄等约为内应，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才不得已于八月决堤放水，淹灌宁夏镇城。叛军也加堤反水淹官军，故始终未能攻下宁夏镇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朝廷认为前敌大将师老无功，便下令撤换了三军总督魏学曾，“命锦衣卫逮系来京究问”，改以叶梦熊总统三珲，萧如熏总兵宁夏，调名将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统一指挥新增派的山西、辽东、浙江兵和南方苗兵，配合督抚各军通力合围宁镇。另一方面，边外著力兔、庄秃赖和十失兔各蒙部内犯援兵，也被总兵李如松、马孔英、杜桐等将分别击溃，大局已定。各路大军联合会攻宁城，“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总兵攻其西，故总兵刘承嗣攻其北，朱秉忠攻其东，原总兵麻贵以游兵主策应。”哱拜自出北门，想逃往蒙部，当即被游兵谢贵赶回城中。哱刘叛军困守城镇，粮草告尽，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内外交困，已成瓮中之鳖。八月初，官军再次放水淹城，虽然水攻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却使得城中叛军人人自危，丧失了斗志，并彼此猜疑，互相残杀。先是刘东旸杀死哱拜部将土文秀，哱承恩又派人离间许朝和刘东旸，两人被杀。哱承恩为了保全哱家的生命和地位，便将刘东旸、许朝和土文秀三人头颅悬挂于城头请降。九月十七日，官军最后发动总攻，哱承恩见势不妙，率所部冲出南门，被围城官军杨文登生擒，大军一举攻进城中，李如松、李如璋兄弟直扑哱拜第，将其包围，并用火攻，叛兵死伤过半。哱拜见大势已进趣，在家中上吊自焚身死。十一月戊辰，皇帝亲登皇极门朝百官，举行宁夏大捷庆礼和献俘仪式，“命磔哱承恩、何应时、陈雷、白鸾、冯继武，斩哱承宠、哱洪大、王文德，各枭示九边。”并以宁夏大捷祭告郊庙和“逆贼荡平布告天下”。
马世龙
马世龙（1594～1634），明末将领。回族。字苍元。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由世职武举中试，历任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署任都督佥事、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总兵官。当时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出镇辽东，推荐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今河北山海关）总兵，协助自己镇守辽东，共建大功而加右都督衔。由于孙承宗不愿投靠权阉魏忠贤而遭受诬陷罢官，马世龙也受到牵连，被参劾，便一气之下称病离任。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大军入犯京畿，京城戒严，与孙承宗再度被起用，获赐尚方剑，总理诸路勤王大军。次年进左都督，加太子少保、荫本卫世千户。不久，再度“以病归”养宁夏。
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蒙部插汉、虎敦兔连合河套各部大举进犯宁夏，宁夏总兵官贺虎臣战死，明廷任命马世龙代理宁夏总兵官。世龙生长于宁夏，对宁夏山川、地理、形胜十分熟悉，加之攻防战备有方，半年之内，与来犯之敌在贺兰山一带和玉泉营、枣园堡等地数战皆捷，斩毙敌军二三千之多，世龙威名大震西陲。崇祯七年（1634年），病逝。追赠太子太傅，世袭锦衣佥事。
马世龙家族在清代更加兴旺发达，他的曾孙马会伯（字乐闻），官至四川、湖北巡抚、兵部尚书衔总兵官。马会伯堂兄马际伯（字逸闻），官至四川提督。其子纪师、纪勋均为总兵官。马际伯胞弟马见伯（字衡闻），能文能武，有儒将风，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官至固原提督。马见伯胞弟马觌伯（字广闻），武进士出身，官至大同镇总兵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