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夏天，我和郭红在一起。
一吃过午饭，郭红就来叫我。每次她都不进来，站在小伙房外，脸贴在窗上，鼻尖和脸蛋挤成一个平面，敲窗，招手。
这时，我总是以最轻快的动作跑出来，一把挽起她的胳膊，越过拦河坝向那条唯一的街上跑去。
从这个夏天起，我们俩不再手拉手。手牵手的把戏在我们看来是低年级毛孩子的举动。我们学着矿上那些成年女孩儿们的模样，一个挽着另一个的手，这样显得我们既成熟又亲密。
走在乌山矿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我们说着那个年龄的女孩子通常说的悄悄话。郭红用她那双白而细长的手捂着半个嘴，神秘兮兮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来例假了，昨天晚上来的。你知道来例假是咋回事吗，我成熟了。我一边听着郭红说着关于例假的种种事宜，一边绯红着小脸。我们都有些害羞难为情又有些莫名的兴奋。就在那个太阳明晃晃的夏日的中午，在那条被称作乌山矿南北街的丑陋而单调的土路上，我上了生平有关女性生理卫生的第一课。这一课不是母亲教的，也不是老师教的，而是和我同龄的郭红教的。
郭红说，今天怎么没有碰到那帮男生。哪帮男生？我愣头愣脑地问。就是老去水库游泳的那帮。说着，郭红的脸倏忽一下红得像山楂。稍停了一会儿，郭红红着小脸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别说出去。我俩就在路上边走边拉起钩来。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枚章子，就是他刻的，专门送给我的。郭红说这话时，满脸洋溢着羞怯之情。哪天你跟我去他家玩吧。他有好多好多邮票，好看极了，还有外国的呢。正午的阳光下，郭红那双不大却晶莹闪亮的眼眸里透着一种我从不曾看到过的奕奕神采。我们就这样一路说着，一路漫无目的地向矿区中心走去。一阵阵山风吹起尘土刮在我们娇嫩的脸上。
我们的脚下是乌山矿惟妙惟肖的一条街。其实这算不上一条街道，它充其量只是乌山矿的一条交通要道。这条道一头沿着渐渐高起的地势，一直通向乌山矿的中心——一座两层高的办公楼，一个商店和一个能容纳一千人的电影院——所谓的乌山矿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另一头通向很远的大山之外。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被称作南北街。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方向感，按照街道两旁一律坐北朝南的房屋来看，它明显是东西走向的，但它偏偏就叫南北街，在我们出生前就这么叫，现在仍然这么叫。街上常年跑的多是黑不溜秋、脏不拉叽的大卡车，它们源源不断地运送着矿区所盛产的东西——煤。这条街之所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街，不是路的坑洼不平，也不是它的冷清和简陋，让我和郭红所不能容忍的是，它缺少一条街道最主要的象征——川流不息的自行车。从它上面走过的除了肮脏的卡车就是无精打采的矿工和家属。它的坡度太大了，没法骑自行车，而乌山矿也太小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逛个遍，步行也不过才二十来分钟，根本用不上自行车。所以，在乌山矿是看不到一辆自行车的，大人们不骑，孩子们不会骑。
我和郭红就走在这条不叫街的街头上，偶尔驶过的卡车不是扬起一阵尘土，就是飘下一路煤尘，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们当时的情绪，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被来自自己身体内部的变化而感到惊异和神秘的夏日中午。我和郭红一边骂着这该死的路，一边嬉笑着继续漫无目的地向矿区的中心走去。
电影院门口贴出新的海报，预告今天下午将上演印度电影《大篷车》。郭红特高兴。郭红最爱看印度电影。郭红看过好多的印度电影，矿电影院上映以来她几乎一场不落，有的甚至看过两三遍。许多印度电影的插曲郭红听过一遍就会哼唱，里面的舞蹈动作她过目不忘。印度舞是郭红的拿手好戏，一直以来，郭红都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舞台上的郭红眼眸顾盼生辉，流光溢彩，脖子和腰肢灵动而活泛，周身上下随着印度歌曲的节奏而起伏。每次演出，郭红都出尽了风头。有一次，台下观看节目的矿长甚至用他那浓重的东北话当着电影院里几乎全矿人民的面当场表扬郭红说，这孩子的小腰肢就像安了弹簧，还说这孩子是个好苗子。从那以后，郭红的印度舞就成了每次演出的保留节目，郭红本人也成了乌山矿的公众人物之一。人们即使叫不上这孩子的名字，也都知道她就是那个活跃在乌山矿破旧而狭小的舞台上的精灵似的女孩儿。而且，人们常常无限惋惜地说，如果在城市里，郭红的这个特长可能会给她带来改变一生的机遇，但在乌山矿，也就多出点风头而已。
郭红说，她要请我跟她一起看这部电影。郭红太兴奋了，她作这个决定时既没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我们瘪瘪的口袋。等到翻遍衣袋，她才算清醒，这个愿望要泡汤。我们俩的钱加起来也就能买根冰棍，还不是奶油的。郭红的脸上挂满了焦急和失望。我们不可能向大人们要，以前我们不是没要过，但没一次奏效，相反，还得挨上一顿训斥。在失望之中，我俩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海报前，不知道接着该干点什么。
夏天的电影院门前常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少年和下了夜班百无聊赖的青年。他们是一群当时乌山矿装束最前卫的半大小伙子。他们穿着城市里已经流行了几年的大喇叭口的牛仔裤，蓝或者绿的咔叽布的中山装，头顶着有帽檐的军绿或蓝的帽子，里面因为塞着一条红纱巾而显得鼓鼓囊囊。夏日的阳光下，他们的头一律夸张地突起着，头顶像摊了一堆干牛粪。
他们一齐坐在用来检票的一米多高的铁栏杆上，大喇叭的裤口随着小腿吊儿郎当地晃动而摇摆着。他们闲得无聊，不时地冲路过的姑娘们吹几声带几分挑逗的刺耳的口哨。尖利的口哨声暧昧不明地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我和郭红从失望中醒过神来。我们不约而同地迅速瞥了一眼矿中心的四周，发现这个中午明晃晃的太阳下，电影院的附近人迹寥寥。
显然，这里绝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我赶紧拉着郭红朝办公楼方向跑去。郭红的嘴里小声而含混不清地骂着臭流氓。
我们头也不回地一路小跑到办公楼前。
我们并排坐在办公楼前的拦河坝上，不知道该去哪儿。办公楼后面就是山。以前的每个暑假，我和郭红无所事事的时候，会去爬山。但今年暑假，我们一次也没爬过。去年我们被选中参加乌山矿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去了趟绿油油的小口子之后，我们可算是开了眼，见识了什么叫青山绿水。从小口子回来，郭红带回了满满两笔记本的叶子——那是小口子山上百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我们俩再不打算爬乌山矿光秃秃的山了。乌山矿的山是石头山，山腹里藏着取之不尽的乌金，山上却寸草不生。大人们说，乌山矿的山上长不出草，因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山体太热。像小口子那种长树长草的山是不会有煤的。没有煤，乌山矿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孩子们拿什么交学费？但不管咋说，乌山矿的山太难看了，太没劲了，让我们觉得太没什么玩头了。我们对爬这样的山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不仅仅是山，乌山矿的一切都越来越让我们失望，街不像街楼不像楼，连上映的新电影都比山下的城里晚几个月。一切的一切都和我们想的和我们所需要的不一样。望着秃秃的山，肮脏不堪的街道，散落在山坳和半山腰上的土坯或石头砌的灰扑扑的小地窑，以及路过的稀稀落落的人们那黑粗的脸和失神的目光，我们失望透了。我们甚至开始怨恨起父母，当初为什么要到这个空气中充满煤尘满眼都是荒凉的山沟沟里来，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生在一个有公园有街道，有林立的商店和自行车流的城市里。这样的念头在这个夏天一次次在我和郭红的小头脑中闪现，很快又一次次被乌山矿夏日里仍带着呼哨的强劲的山风搅乱吹散了，了无踪影。
我们坐在被太阳晒得很热的拦河坝上，暂时忘记了这些抱怨和不满的念头。我们得想办法让这一天过得像点样。郭红提议去学校的操场玩双杠。我不想去，我可怕在那儿碰上个老师什么的，怪扫兴的。那你说，咱们去哪儿，总不能就这么干坐一个下午吧。乌山矿可玩的地方实在太有限了，常去的几个有数的地方让我们一点提不起兴趣。最后还是我提议去钻隧道，这个我们从未涉足的地方。我从没玩过的游戏一经我说出立即充满诱惑力。我们一拍即合，纵身一跳，离开了中午时分的矿中心。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火车站。通向火车站的路在山坳里转来拐去，是典型的世上本无路的羊肠小道。路的坡度比较大，越走越气喘吁吁，说不清是兴奋还是越走越热的缘故，我和郭红的小脸红扑扑的。山风吹来阵阵凉爽，我们决定歇一会再走。
蓝瓦瓦的晴空下，秃瓢似的山越发显得灰黄。我和郭红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石块下面竟长出一枝很矮的蒿草，顶端是两朵小小的正在怒放的小黄花。这是零星分布在山上的唯一的绿色植物，经常出现在乌山矿学校学生的作文里，作为默默创造财富的煤矿工人的象征，滥加歌颂。在强劲的风中，它们频频地点着头。
拐上一个大坡，终于到了火车站。
铁路线前方大约两千米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隧道，也是这条铁路线上最长的隧道。阳光下的铁轨黑油锃亮，枕木则散发着古旧而柔和的咖啡色，它们刚柔相济流畅地伸向前方黑洞洞的隧道里，在这个晴朗的夏日中午显得美妙而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