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族群能够流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信息渠道的通畅。他们通过大众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对流入地有一种总体的认识，这建立了他们外出的信心。从表8中的统计可以看出，外出工作信息获得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渠道都是亲戚、朋友、邻居，他们所占比例高达81．5％。
与表8类似，表9反映了外出者寻找第一份工作的途径依然主要是通过亲戚介绍或朋友介绍，这占了71．4％。当然，在他们与他族群的交往能力渐强、羽翼渐丰时，寻找工作对亲友的依赖程度就不会这么大了。
2．对于此地的认同有着实用性和强制性的特征
打工地有着高于家乡的经济收入、发达的物质文明，这是促成他们认同此地的主要因素。湖南一个女工说她本来同哥哥一块儿出来打工，一段时间后，由于家乡有个国营单位可以进，她妈妈便把他哥叫回去进了国营厂，而今勉强发出生活费，她则每月寄给家里300元，她哥哥为此整天在家里发脾气。可见，高收入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因此，他们来到此地后，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尽力强制自己适应这里的一切，许多人都认为“不习惯也得习惯”！他们为了容易找工作，主动学习并不喜欢的广州话。
这种对故乡和此地的双边性认同也反映了外来族群的多重性和动态性的认同特征。“多重的认同既有客观的依据（比如真实或假象的历史、语言与文字，血缘、图腾或民族文化中的象征及符号等），又是对来自‘环境’的刺激与压力所作出的反应。”[19]前者代表了对家乡的认同，后者则反映了对此地的认同特征。外省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参与许多群体，但又不绝对属于那些群体，因此有人称他们为“边缘人”。虽然难以进入当地社会，但在此生活久了，在情感上已经有了依附认同的倾向。回故乡也不太习惯，虽然可以懒惰些和自由些，但生活和气候反倒不习惯。许多人往返于此地与故乡之间：想回家，回去了又怀念这里所带给自己的一切。
3．对于家乡和此地某些方面的认知程度都不高
对某一个地方的物产的了解，可以折射出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认同。表10显示的情况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对此地的物产的了解程度居然超过了家乡。但细想一下原因似乎也是可寻的：单纯涉及家乡时，许多人的理解只是故乡的村或乡镇，范围较小；对于本地，他们的回答都把整个深圳纳人在内，虽然知道的较多，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只是听说，并未真正见识过。因此，对于家乡和此地物产的认知程度都差不多，认知水平也不高，有36．7％的人对家乡有名的物产一无所知。
从表11中虽然看不出中成厂族群对家乡和深圳的政治认知的明显差异，但可以发现政治认同感都不太强，而对深圳市长的认知要稍微明确一些。那些不知自己家乡省的省委书记的人如此解释：“出来几年了，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呆不了几天；这里又收不到家乡的电台、电视台，哪能知道那么多！”
（二）所认同的价值观念的重心发生了变化
以往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是族群、社会的利益优先，而今，在某些方面已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中成厂的各种族群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从传统的社会约束中有所解放，“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也难怪有的学者用“需要与模仿的某种结合”[20]这样的语句来解读互动中的族群认同。远离家乡，故乡的伦理观念对个体的约束是松散的，在故乡很少发生的事情在此地却极为常见，如未婚同居。即使有同来的故乡的长辈监督，也是乏力的。一位随表哥出来先到东莞的女工告诉笔者：“表哥管得我太严，干什么都要我跟他一起，他常唠叨‘我带你出来，就要对你负责，你如果学坏了，我怎么对你父母交代！’我觉得太没劲，便自己跑到这里来了。”故乡虽为依托，但作为此地的一员，所属族群的符号并不重要。姓氏在家乡非常重要，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此地姓氏符号就没那么重要。中成厂不少人因不够获得身份证的年龄，外出时是借用别人身份证的，这就导致了假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被别人知道了，也会获得谅解，人们并不会因此质疑该人的人格或品质，在这里姓名只充当了个体自身的符号，并不代表个体的族群身份和渊源。这种认同特点是迥异于故乡的族群认同的。
（三）中成族群的认同序列：由大范畴至“我群”再至“他群”
认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的心理积累过程，它能够体现人们在个体、家庭、社团、民族、社会、政体、国体等多层面需要上的心理认可。中成厂的族群虽然异质性很强，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人们的心理偏重从对故乡（地域）、宗族、民族的认同逐渐朝着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过渡或转移。在这个大趋势下，社会共享的认识和信念的分量将会逐渐增大，一种文化均质是存在的。[21]的确，从表12中不同族群的族群认同顺序可以看出，诸族群一般首先认同的是最大范畴的中国人，在同等范畴中，首要认同的是自己所属的族群，最后按照喜好排列他群。
而对于菜式的认同序列则不遵从上述规律。表13显示出中成厂不同族群对于菜式的认同次序首选家乡菜，即一概选择他们本族群的菜式。这表现出了具体文化特质与总体族群认同的差异性。
（四）阶层意识影响族群认同
职位的上升、阶层属性的改变会造成族群认同意识淡化，阶层意识强化。由于层级差别，工人与职员接触并不多，工人们称坐办公室的职员为“写字楼的”，甚至将所有的部门都叫做“人事处”。有的职员到车间去查看一下时，熟悉点而胆子又大些的工人会问：“你又下来玩啦！”有位来自广东的老资格职员叶小姐说工人都怕她，并这样评价工人：他们太脏、太傻，有时你教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答应说懂了，可是做出事来才气人呢！人事部有一位看似较有平等观念的文员认为：“厂长也不一定比工人高尚多少，我们大家都是打工的，工人其实挺聪明的，只要你不训他，她们还是愿意跟你讲话的。”但又说：“我权力挺大，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我算，算错了，你得来找我！”当然，来找她的大多是基层员工了。一个新女工说自己原本有个要好的同乡，可一做了拉长（小组长），便神气起来，觉得不同一般，眼睛都长到上面去了。
笔者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小事：我同写字楼的女职员们一起回宿舍，路上遇一生产线上的女工——一个约十六七岁的女孩，她恭敬地和人事部二十六七岁的陈小姐打招呼：“阿姨，您下班了？”陈随便应了一声。过后，陈十分不满地说：“居然叫我阿姨！”在小女孩的眼中，按照故乡的理念以长辈称呼人是尊重他人。而这位来自农村的陈小姐也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但现在是在都市，这样的称呼则意味着她“老”，又加上对方仅是一个下层员工。在此原本共通的认同由于阶层差别的存在而产生了认同的分化，亦就有了小小的不快。陈来深圳已经五六年之久，对于广东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同，会讲广州话，在这里“痴线”更是脱口而出。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阶层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对族群的强烈认同和感情往往会凸显出来。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全国人民也群情激昂，无私地支援灾区人民与洪水作斗争，重建家园。中成厂也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组织了捐款活动。笔者看到捐款名单时，非常希望能够找出捐款者的族群身份、所在省籍与捐款数额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实际上除了个别来自受灾省份的人捐助较多外，绝大多数人是按自己的收入水平量力而捐或按自己的职务依身份而捐。表14中人均捐款最多的是收入最高的技术部和管理部。湖南、湖北、江西等受灾省区人数较集中的装配部、勾部捐款则最少，因为他们收入最低，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排除极个别自己家庭受灾者直接寄钱回家外，笔者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阶层差别。
中成厂的不同族群中的个体各有自己的渊源、背景和外出目的，但由于共聚于此地、共同的外来人身份，因此在认同上有些方面是共通的：第一，他们必然有所改变。从故乡那种固定的社会关系到目前这种单纯的工作关系，原来族群对个体的无形约束已淡化，因而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无形的自由、宽松的世界。原来需要顾忌的一些族群原则、社会习俗、人际关系等在这里已失去原来的意义。外出的族群成员会在同多元族群的交往中获得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会暂时抛开旧有的观念。第二，他们中的大部分毕竟是暂时漂泊的，是注定要回到原来的祖居地的。因为，此地一者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法律认可的地位，二者在中国的许多族群的概念里，故乡才是归根之地，只有在那里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回归故里发展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老乡才是最有普遍性的关系。第三，在对本族群和故乡的认可上，每个族群内部都发生了分化：其一是较高文化素质者，他们的族群观念、老乡观念较淡薄，往往不以族群归属、地域划分作为与人交往的条件；其二是老打工者，他们也在日常交往的实践中发现老乡不过是一个地域群体，而人本身才是最可以信赖的；其三，是境外打工者，他们与大陆人交往少而浅，又加上他们所在地区的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使得他们内心深处对族群的归属感较弱，他们最看重的往往是个体的感受。（未完待续）
注释：
[1]吴燕和：《跨越东西方的香港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年第14期，第8页。
[2]庄英章：《文化人类学》，台北：国立空中大学印行1992年版，第320页。
[3]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龚维斌：《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5]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1995年11月1日。
[6]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450页。
[7]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8]李远龙：《广西防城港市近现代族群关系研究》，参见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年，第7～8页。笔者对于其所认为的族群在国家实体方面的指涉有所保留。
[9]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10]文中有关的地名、人名、厂名等都做了技术处理。
[11]倪建中：《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429、311页。
[12]七里村的有关数据参见李蓢村1998年年度工作总结。
[13]倪建中：《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429、311页。
[14]倪建中：《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429、311页。
[15]吕定霖：《农村“二世祖”令人忧》，《广州日报》1999年6月8日第1版。
[16][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着，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25页。
[17]周星：《多重认同：从海外华人谈起》。
[1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IF-IDENTITY），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3页。
[19]N·格莱泽、D·P·莫尼汉：《民族与民族研究》，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20]周庆智：《文化差异：对现存民族关系的一种评估》，《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第256页。
[21]粤语口语，意思是神经有毛病。
[作者简介] 孙九霞（1969-），女，山东寿光人，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广州，邮编：51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