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到红区采访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与他的性格、个人生活、工作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最先做的事就是乘火车四处旅游，为中国旅行社和铁路部门撰写旅游指南。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作了大量的采访和报道。他定期给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写稿，由于他写的文章——《上海的美国人》，使他被称为“亲华分子”，受到排挤。但斯诺并不在意，后来，他又在美国报道过红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但由于得不到第一手的材料，所以未能有更多关于红军的报到。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回忆说由于斯诺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政府，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执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任务，这使他后来与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结成了好友，斯诺后来的红区之行也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实现的。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斯间，他还亲自跟随学生参加了“一二·九”游行，使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军警很难堪。他同情关心中国的革命，也很注意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1936年5月的一天，斯诺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了北京学联主席黄华，对他说：“中国红军从瑞金到陕北长征，横跨12个省，纵奔25000里，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啊！”接着斯诺向黄华表达了他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到红区去看看的想法，并且想请黄华给他当翻译，黄华说：“只要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两个人就这样说定了。之后，斯诺到红区采访，黄华真的就充当了他的翻译。
另外，斯诺到红区采访，受到了他的朋友史沫特莱地影响，史沫特莱所在的上海是当时共产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很长时间内是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地区，常有红区领导人的往来，另外，在上海活跃着一批左翼文学家，史沫特莱有幸与他们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真实的关于红军的情况，初步了解了红军是怎样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斗争的、怎样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史沫特莱把这些关于红军的真实情况写成了文章，1933年，英文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出版了，斯诺看了这本书后，也被红军的革命精神所震撼，产生了强烈地去红军苏区去采访的愿望。
还有就是当时有关中国红军的种种猜测，是摆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真空地带，需要有人去找出真正的答案，身为记者的斯诺不想错失这个机会，他想去打破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而斯诺的出版商当时也认为，去那里走一走是值得的。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凭着身为记者必须探求事实真象的热情，1936年6月，斯诺离开了已进入春季有着迷人的奇境的北京，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开始了探寻之旅。此刻，他的心情是喜悦中夹杂着些许不安，喜悦来源于他就要去探索一个远离繁华都市，贫穷、落后、又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红色中国，这是他事业的新挑战，也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不安的是据他所得到的信息，中国的西北环璋恶劣，灾荒、战乱使其体无完肤，天花、伤寒、霍乱、斑疹等病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而当时中国红军活动的范围正好就在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都将给他的红区之行带来巨大的阻力，但斯诺的行动并没有因这些杂念和困难而停止。
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斯诺听到了人们对当时的政治、红军的议论，他得知了其实红军与土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不过是由于国民党的干涉，才使得当时的媒体不得不在报道时把共产党或者红军称之为赤匪、土匪、共匪等，并且大肆地宣染捏造红军的破坏性。但他并不肯轻意就相信某一个人的言论，他要去探究清楚他们这些人所言的红军的根据。斯诺的第一站到达了历史古城——西安，东北军张学良部驻守此地。这个看似平静的区域，此时正在酝酿着一场政治运动——“西安事变”，六个月后的一天，它骤然发生，改变了中国的政局，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在这里，斯诺第一次发现和感受到了在中国红色共产党人和白色国民党人还存有一定的融洽性。他了解到了在红军与东北军对峙的前沿地带，开始时，东北军还和红军进行较量，但红军为了对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在部队中普遍传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感人歌曲；在战壕的对面向东北军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我们一起打到老家去”的口号；许多被俘的东北军听了红军的抗日救亡政策后，都感动的流下了泪水；到最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前沿阵地成了一个奇特的战线，白天他们是碉堡对峙的敌对双方，战线上鸦雀无声，晚上，双方的战士共唱同一首歌，传递着思乡、抗日的情感，他们有了心灵上的共鸣。这两个曾经势不两立的政党有着结盟的基础——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为了民族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而战。张学良的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为斯诺的红区之行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车里载着红区的共产党人，但是从外表上是看不出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的制服。偶尔也有车离开西安去红区，这同样不会引起怀疑，因为这些车同其他东北军去前线的车没什么两样。斯诺就是搭这样的车进入红区的。一路上，斯诺被这黄土地带所特有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弯曲的羊肠小道，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这些形状各异的山丘，有的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马、有的形状怪异，这些山丘的阴影和颜色随着阳光的转移而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山上的梯田就像少女的百褶裙，褶层由上而下，一直延续到深不可及的沟壑中去，黄昏时，这些山巅就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斯诺的心情是是愉快的，因为他即将踏进那个神秘莫测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红区。此时，斯诺对于红军的了解仍停留在外界的传说层面上，当他真的要跨进这个众说纷纭的红色中国区域时，他也是怀揣不安，但他还是决心要进入这个禁区，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到：“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可再加一些内容。
斯诺在延安雇了一位骡夫，帮他驮上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在骡夫的陪伴下，斯诺来到了一个狭小的山谷，这里有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放眼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升起，几分钟后，他们进入了红区。他平生第一次与“共匪”一起吃饭，接受他们对自己所用物品的检察，他想这下我的东西很快要被“共产”了，因为外界都说红军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但实际上是此类情况没有发生，相反，他得到了相敬如宾的待遇。红军给他端上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的烤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