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红区，中国红色革命的领导人是斯诺要重点采访的对象之一，他见到的第一位级别较高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
斯诺红区之行的第一站是安塞，安塞在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斯诺本想在这里寻找一些红军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让他意外的是，安塞给他的映象完全不像一个战争年代下的地区，这里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老百姓们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作，也很少能看见红军战士们活动。可在斯诺的心中，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红军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使他即使面对这样的环境，仍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红区的真实情况。他在一点点地证实。就是在这里，他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同志。斯诺早就知道周恩来曾是一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所以，当有一个面显清瘦，又长着一脸的黑色大胡子的青年军官上前来跟他用显得有些迟缓，但又很准确的英语打招呼时，他马上知道这人就是被蒋介石悬赏八万块银元缉捕的周恩来！周恩来会讲英语源于1913年春天，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这些学习经历使周恩来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也培养了他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周恩来说：“1928年，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他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但自从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
周恩来先表达了对斯诺的信任，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可以说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这对斯诺而言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当斯诺来到周恩来所在的司令部时，眼前所见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一个让国民党悬赏八万元的共产党领导人，其司令部门前却只是一个哨兵站岗，而且，司令部竟然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屋，在这间小屋的四周还有一些同样的小屋，农民们若无其事地住在这些小屋中，好像这里并没有战争，也没有东路红军司令。这与斯诺所见的国民党军官的行、住待遇而言，简直是天壤之别。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乡村原有的宁静，要不是他们身着军服，你甚至不能辩认出他们是红军还是老百姓。斯诺不禁自问为什么红军与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如此融洽？他走进周恩来的屋子里，这间小屋给他的第一感觉是干净、整洁、简朴。两只铁制文件箱、一张木制小炕桌、一顶蚊帐，这就是所有的陈设。周恩来同志表达了对斯诺的欢迎，给了斯诺绝对自由活动的权利，只要他的报道是真实的就够了。这种待遇让斯诺在惊奇之余不禁有点怀疑，在他的心里，共产党一定会对他苏区之行的拍照、访问等行为多加限制的，他等待着进一步的证实。周恩来同斯诺长谈了两天，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个九十二天的苏区旅行计划，一共92天，还在用手工绘制的地图上，为斯诺注明去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姓名。说到：“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我认为，你一定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斯诺看着行程表，没有作声，在他认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红区没有这么大的地域，也没有那么多可看的东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92天时间远远不够，可看的东西太多。三十几年以后，斯诺与周恩来会面时，斯诺还说周恩来为他安排的采访活动对西方新闻界而言是独一无二的。
斯诺在与周恩来谈话的同时，不停地打量着这个传奇式的红军领导人，他本想周恩来一定是一个狂热分子，他也试图在周恩来的身上寻找到一些狂热分子的神色，但他不但没有找到这种神色，反而被这个中等身材、个子清瘦、外表略带有孩子气的红军领导人，身上所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强烈地吸引住了，这种气质似乎是个人魅力与领导人自信的混合物。在斯诺看来，周恩来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是一个行动与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性情温和、言语得体、对生命充满了热爱，这与国民党九年来所诬蔑的共产党人是“草莽土匪”、“强盗”等，形成了强烈地反差。斯诺在后来回忆时说：“他那憨厚、坦诚的微笑很动人，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毛泽东：
7月13日，埃德加·斯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达“红色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由于周恩来提前发了电报，他们到达保安时，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等领导都出城隆重迎接。斯诺用了半个月时间，采访了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诺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保安曾是中国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面容清瘦、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有点驼背，一头浓密的头发，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想用实际的接触来证实自己的第一感觉。这个国民党悬赏25万元的红军领导人倒底是什么样的？不可否认，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让你感到他的那种超乎寻常的与众不同都是来自于他对祖国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淳朴、勇敢无畏的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之后的日子里，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了解了他的个人成长历程，谈到了他怎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等等。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保持着中国农民应有的质朴纯真，喜欢憨笑却不失幽默感。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他把质朴的品格和老练的世故完美的结合了起来。
在与毛泽东交谈的过程中，斯诺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博古通今之人，上到历史，下至当前的国际形势，他都了如指掌，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记忆力超常，专心致志的能力更是无人比拟，读起书来能达到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正在采访中，勤务兵给他拿来了一些书籍，毛泽东竟如饥似渴的看了起来，把斯诺给遗忘了。毛泽东的个人习惯与工作态度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生活中不修边幅，但在工作中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不知疲倦，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好像他的身体是铁打的一样。
斯诺看到毛泽东和他的夫人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除了一些地图外，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官僚地主的财产，而他自己所拥有的依然只有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日常伙食也没什么特别的，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多了一些湖南人爱吃的辣椒。为了更进一步对毛泽东了解，斯诺还采访了其他的战士，从他们那里得知毛泽东也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毛泽东曾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有好几次，斯诺发现毛泽东在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观看红色剧院的演出时，他都毫不起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同时，他还向斯诺讲述了红军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介绍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说到了共产党怎样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而坚决的革命者发展成为一支有好几百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有了中国未来的蓝图，将来与什么样的国家合作，与什么样的国家拒绝合作。
毛泽东在这间小屋里向斯诺评说着世界的风云，畅想着中国的未来。他说：“我们共产党可以让国民党骂，可以让日本侵略者骂，但不可以让老百姓骂，老百姓骂，就说明了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毛泽东还鼓励斯诺自己走访红区的每一个角落，去获取真实的感受，了解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只听自己讲述。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中国广大苦难农民的忧虑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为了革命，他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舍弃了骨肉亲情，他肩负着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历史。共产党人很少说及自己的私事或其他人的私事，开始斯诺以为这是由于他们的谦虚，但随着访谈的深入，他才明白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只是参加红军后，就把自己忘记了，他们只关心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斯诺把这看作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后来，斯诺在从前线返回保安时，又请毛泽东谈有关于他自己的经历和故事，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谈了自己的经历。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斯诺缠了我4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可见，斯诺这次的谈话记录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斯诺在对毛泽东的采访期间，拍了一张经典照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提出来给毛泽东照相，毛泽东欣然答应了，在窑洞外面，斯诺选好了拍摄角度后，才发现毛泽东的头发很长，又没有戴帽子，斯诺觉得如果毛泽东能戴上帽子，才更像红军的领袖，他就把自己头上那顶崭新的红军军帽取下来戴在毛泽东的头上，就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就在这一瞬间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张照片最于1936年11月14日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后来在海外广为流传。
通过对毛泽东的采访，斯诺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的理想、对百姓的政策、土地政策、了解到现在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中国红色革命领导人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而那些红军战士和农民以其质朴的语言描述着他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从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中我们能够感受那种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者的精神、力量、欲望和热情。他们背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拥有不可摧毁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无私地忠诚于一种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是斯诺在红区的每个领导人和革命战士身上所体会到的。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有一种东西使他们忘记了个体的利益，有一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凭斯诺对中国的了解，这种精神和力量在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红区的现实使他承认了这种存在。斯诺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这样长期地、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他对黄华说：“这里是红色的中国，充满着自由、民主、战斗的精神，真是一个神奇的乐园。”他决心在以后的红区之访中还要从其他的红军身上了解更多的有关这一切的情况。
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所有人都对斯诺敢来红区表示钦佩，大家认为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为人随和、举止随便、作风和思想都很民主、有幽默感、喜欢旅行并且乐于探求。他既年青又帅气，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这些都成了后来中国人称之为“友好人士”的模式。毛泽东对斯诺评价很高，他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实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忘记这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