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而政治情报足以左右政治大局，大多数情况下，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相辅相成，共同左右大局变动，甚至企图改变世界格局。为此，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要时刻提高对外防范的意识，扼杀栖息在暗处的政治情报。
§§§第一节 二战期间，克格勃情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
在情报人员领域，提起前苏联克格勃，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令人闻声色变，这个庞大的情报组织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神秘和不可一世的，该组织下的情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这里，FBI将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中国战场上的一批克格勃情报人员，其中不乏理查德·佐尔格这样世界知名的大情报人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前苏联情报机构和内务部不仅向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法西斯轴心国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同时也往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派出了许多情报工作者。这些情报人员分别以志愿者、战地服务人员等身份进入中国，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前苏联情报机关从情报人员之中选拔出了一些具有某些方面特长的工作人员，以形形色色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前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而残酷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前苏联派遣到中国的情报人员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等因素，斯大林长期关注远东，更关注中国。这一时期，前苏联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由此而渗入了中国。
潜入中国克格勃情报人员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便是理查德·佐尔格。在1930到1932年期间，前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所建立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前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
理查德·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理查德·佐尔格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理查德·佐尔格在前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理查德·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
与此同时，理查德·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及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了解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在理查德·佐尔格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三百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由此可见，理查德·佐尔格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得多么透彻。
但是随着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地区的广泛活动，他的行动开始被国民党特工秘密监视，理查德·佐尔格也有所察觉，就这样理查德·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后人评价理查德·佐尔格是堪称前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在中国战场上，与理查德·佐尔格比肩的一位优秀情报人员则是崔可夫，1938年夏，斯大林亲自批准前苏联军事使团前来中国，其中21名高级军官就有崔可夫，后者在1929年参与了远东之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第三次来华。临行前，斯大林同崔可夫进行了“绝密”的谈话。斯大林说：“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此番前来是担任驻华前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并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清单是：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其相应的装备与配件。
前苏联军事顾问遍及国民党的各个战区，自然容易把握蒋介石的军事态势。崔可夫可以出席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崔可夫广泛地接触各国驻华武官，大量搜集世界军事情报，并迅速地报告给前苏联政府。诸如国民党的兵力仅相当于日军在中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蒋介石还想与前苏联促进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特别是在斯大林暗中生疑与日俱增之时，前苏联政府急令崔可夫从速密报有关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倾向性情报。这是涉及前苏联战略方向的一大要务，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行即将访问前苏联。
为应急用，前苏联派来的专机在中国兰州待命。崔可夫在应急情况下，凭着他的特殊身份，终于把国民党政府获得的有关日本“南进”的日文文件弄到手，迅速复制，火速送往兰州待飞的前苏联专机，同时还有崔可夫有关日本“南进”大于“北进”可能性的情报。随后世人看到了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面世。历史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已感觉日本意在“南进”，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使前苏联全力地在一个方向上反击进犯之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力量。
§§§第二节 中央情报局策动印尼政变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凸显全球性的特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也同样具有全球性。随着前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欧洲和第三世界左派力量日益壮大，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感到头痛的状况。在这期间，艾伦·杜勒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两项秘密行动计划，即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计划，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而在亚洲的越南行动却失败了。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失败，并没能阻止他再次试图推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FBI为你介绍发生在1958年，地点是印度尼西亚的那场劫难。
印尼总统苏加诺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于1949年结束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长达350 年的统治，并宣告独立，印尼独立后对西方社会采取了坚定的自主态度。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雅加达成功召开，苏加诺总统访问了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后，感受到了亚非民族解放的新气象。1957年2 月，苏加诺突然宣布“西方议会制”不适合这个由各种大小岛屿组成的国家，转而主张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这一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在印尼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时期，印尼举行了大选，在大选中印尼共产党取得了1/4 席选票，据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在内阁成员中共产党也应占1/4的席位。苏加诺的这些行为使美国人大为光火，中央情报局决定拔掉苏加诺这根钉子，计划采用“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推翻苏加诺政权。1957年上半年，中央情报局向驻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反苏加诺的印尼叛军提供直接的援助。而且，为了配合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处远东五组副组长约瑟夫·伯克霍尔德参与了一桩丑化苏加诺形象的秘密行动，为推翻苏加诺的统治做准备。
多年后，约瑟夫·伯克霍尔德讲述了中央情报局颠覆苏加诺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约瑟夫·伯克霍尔德指出：中央情报局几个月以来在苏加诺亲共倾向这个题目上作了许多文章……最后想出了一个主题：苏加诺甘愿受一个前苏联女特务的驱使。言下之意，就是苏加诺之所以屈服于一前苏联的控制，是这个女特务影响的结果，或者是她软硬兼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