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一簇崩得最高的烟花……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在生命最茂盛的时光相遇，以前和以后的同学都没有附中时印象深。
那时的美院附中坐落在美术馆后街三联书店旁，红砖墙爬着密集的爬山虎，用毛笔刷饭盒的油画老师，弟弟是歌星的电脑老师，有浪漫爱情故事放电影的于老师，有闹鬼传说的天光教室……我走进了灿烂美梦。
不知道其他家长是怎样的，我的父母亲戚全部以我为荣，还请客吃饭，客人也随礼，真有中举之感，谁又知道这仅仅是人生长路里的一小步呢？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加之父亲昂贵的医药费，我的学费都是奶奶和姥姥家的亲戚“赞助”的，有时我们都上车了，姑姑还会匆匆忙忙把一年到头舍不得吃穿的钱塞给我们，厚厚一沓。父母本是要强的人，尤其是爸爸，却无法为自己做主。爸爸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最爱打抱不平，也最喜欢帮助别人，现在却常常在接受帮助。我是最乐观的人，笑点最低的家伙，却得了个抑郁症。人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所以总在互相祝福万事如意，这难道不是在自欺欺人？
我能上学，是家人的辛苦换来的，同时这种爱也让我压力很大。上学不是单纯地为了学习，它承载了很多期待，大概很多学生和我差不多吧。我是那种很能忍的人，据说越是能忍的人越容易得抑郁症。
我带着药丸子上学了，大家一起讲笑话我又笑个没完，停不住，结果同学说笑什么笑，快睡觉吧，我竟哭了。怎么说呢？你小时候知道有那种学生吗？特怕说，一说就哭，人前胆小，脸皮薄，怕事，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我就是那一卦的。住进了宿舍，第一次自己住一个床，之前我都是和父母住。夜里我开灯，害怕极了，站在下铺同学身旁，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她们没醒。
我们年级只有一个班，20个男生，20个女生。我们班80%的学生都是考前班的，所以都不陌生。当时专业课老师开玩笑说我们班正好够配对儿的，可班里多数男生和女生都不来电，来电的也是闪电。
你能想象早间操要用国际歌叫起床吗？体育老师无奈地拿着棒槌挨个宿舍敲门，零星的学生们慵懒地挥舞着胳膊。老师说过无数次要按时积极地上早操，可是我们还是无视。
操场很小，也没有跑道，跑步就绕着教学楼跑，四圈正好八百米，每次跑到楼后我们就走，楼后的房子就是隆福寺的小店铺，热闹非常，有音乐声，人声，小吃的气味，这样的操场本身就像个后现代艺术品。
体育考试时，据说有人绕到楼后拿自行车带人。老师或许是知道的，只是睁一眼、闭一眼了。体育课男女生是分着上的，不穿运动裤会被批，我们私底下说女老师长得像《黑客帝国》里的女主角。学画画的孩子体育好的不多，做起运动来姿势都很古怪，表情还都特较劲。看男生跳远最好玩，那些平日里静态居多的男生助跑，加速，猛然跳跃，栽进沙坑，简直像一只只八爪鱼甩到沙滩上，表情就更惨不忍睹了：咬牙切齿，极其认真。体育好的画画男少，除了班长，班长是长跑高手，多少圈都不觉得累，在班里就异军突起了。
体育老师对考试的要求不高，及格就行，我们还总是投机取巧。有一个项目是前滚翻，我每次翻滚完毕都晕几天，像晕车一样难受，每次做这个都紧张得要死，滚过去就头晕。这个噩梦一样的前滚翻却每年都有。现在想到都害怕，我人生最怕的事之一就是前滚翻。
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我们都很认真，常常因为输掉比赛而产生班与班的敌对情绪，男生穿红衣服，女生也穿红衣服，拉起标语，大喊加油。羽毛球比赛最逗，我和我们班最高最细心的LY一组，每天放学他都找我练习，我打得也很好。结果正式比赛那天，我们刚上场就下来了，因为我老接不住球，即便LY频频鼓励，微笑始终，我还是接不住球。
有时奇迹靠十足的信心，十足的瞎蒙，或者是老天闲得来了个特效。
我个子矮，运动细胞为零。老于是我们班三分王子，每次投三分球准进。有一天，老于、老房、K（喜欢摆POSE）正在操场上打篮球，我走过，他们看我个子矮故意问我能不能投进三分，我说：“我要是投进去了呢？”老于说他们仨就做一百个俯卧撑，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与把握，心中默念：“我要进，我能进！”没使劲球居然进了，我现在依然记得他们仨的表情。上课铃响了，我蔑视地从他们眼前飘过，他们趴下来，乖乖地做着俯卧撑。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往楼里走，我十分得意。教室里，大家都坐定了，戴老师已讲课，他们三个气喘吁吁地进门，我窃喜。
戴老师是教语文的，皮肤白嫩——她说自己一直用用一块五一袋的儿童霜。她讲课特别认真，还常给我们讲以前附中学生的故事。戴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过我的一篇小短文，那篇短文却是我在《青年文摘》上抄袭的。如果不说出来，也许我的内疚会跟随我入土。
写到这儿，我是多么感激和他们一起成长，庆幸自己第一年落榜。从考前班到附中，以后还会一起在人生的路上向前。虽各自独立，却结伴同行。
女神和我的约定兑现了，我们还是很要好。至于女神有多美呢？大眼睛，双眼皮儿好几层，圆圆的且黑亮。短发，身材娇小，偏瘦，很像日本漫画里的美少女。女神爱看的杂志就是《读者》、《青年文摘》，她爱吃各种烧饼，数学非常好，文化课高分，上课时坐在我右边，考试时常“帮忙”。
女神的同桌就是长跑高手班长，也是数学课代表。每次数学考试他都拿复写纸答题，方便给一大票人传纸条。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高，喜欢笑，不严格，讲得很棒，只是我最多能达60分，我真的怕数学。有些东西大概是怎么努力也学不会的，这算是某种缺陷吧。
夜晚的附中最美，简易的宿舍灯光全部点亮，远处还有美术馆在街灯照亮的土红色天空下耸立，那是艺术家们的梦想。窗帘是校长亲自选的颜色，这里上上下下的人对色彩都过分在意。门口的音像店会唱到十点。晚自习老师点名，我们经常让别人冒名“答到”，有时一个人需装出七八种声音，捏鼻子、瘪嗓子眼儿的。点名的老师如果是教专业课的，就半睁眼，宽大处理，遇到政治老师，就睁大眼，也宽大处理。
之后的教室很可能就空无一人。下晚自习后最热闹了，打球的、踢球的、弹吉他的、打开水的、约会的……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和操场很近，我们下晚自习就开音乐，声音和背景音乐差不多，直到熄灯时间，宿管阿姨会来要求小声点儿。
老师们对我们的天性“放任自流”。大家受到的约束很少，基本都是非关键的卫生问题。
食堂除了吃饭还是看电视的地方。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上会写着每天的菜，不过菜样就那么几种。我最爱吃宫保鸡丁，这道菜是最知名的菜，好像是三块五一份。还有一道菜叫月亮肉，我是闻所未闻，打来一看，原来就是荷包蛋的一面沾满土豆丝。真是艺术啊。有时看到蟑螂也来打饭吃，在取菜口爬过时，我们无视其存在，照吃不误。
“泼水节”是很欢乐的。校园里的“泼水节”，就是因为夏天太热，女生们在寝室水房里不停地接水，一盆又一盆，然后互相泼，直到宿管阿姨恼了来制止。我们还举行舞会，地点就在晾衣服的阳台上。我至今还记得班长拉着我的手随着舞曲乱跳的样子，那种假装时髦，步子根本不在拍子上的样子很逗。班长是一个热爱音乐、喜欢唱歌的五音不全，最擅长长跑的数学课代表和女神是同桌，他经常头痛，总吃扩张血管的药。我记得他给我讲过那种药的原理，听罢觉得他真不容易。他的耳朵很大，属于那种招风耳式，所有人画他只画一对耳朵加一个厚嘴唇，就非常像了。我们班有个女生很喜欢拽他的耳朵。
政治老师也常被漫画，我们特别喜欢丑画老师，原本是大鼻孔的就会画巨大的鼻孔，小眼睛的直接画成一条线，然后大家在课桌底下偷着乐。上政治课时，我们常睡觉，只有一个人不能睡，他名字的谐音是“含义”，这个词在政治课上的利用率非常高，每次大家都鼾声一片时，我回头一看，他都特精神地看着老师。含义的特长是吞拳头，一张嘴能把整个拳头吞进去。他还有个绰号叫麻胡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儿我不记得了。
K的绰号是秃驴，因为年少秃头，便有了这个称谓。大家“秃儿，秃驴”叫得亲切响亮。
我左边是柳青，他说的最多的话是“你看我帅不帅”，然后就甩一下他略比别人长些的头发。右边是“俄罗斯”，他常说的话是“肌肉嘞”，然后举起手臂，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那时候，我们班男生集体练肌肉，LY拿来两个大号的哑铃，一下课就躺在桌子上向各个方向举，脖子上还搭条毛巾。他长得很白，细皮嫩肉的，平日里又是个特别细心的人，最初每天练这个还真是有些不协调，不过时间长了，他真的变成了肌肉男。不知道他现在还练不练了。
学校杂志阅览室特别安静，里面的小杂志都很前卫，包罗万象。画册阅览室也不大，但书特别全，印刷也很棒，常常有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回到这里来看画册。图书馆的书可以借阅，我们喜欢从借书条上研究都有哪些人借过这本书，如果遇到高年级的帅哥级学长会很“振奋”。
有一天，我和老孔在阅览室看书，他突然惊讶地对我说：“P（也就是我）你中奖了！天啊，新马泰免费半月游。”他从一本叫《中国音像》的杂志里发现了一张名单，上面真的有我的名字，我顿时兴奋。再仔细看那本杂志是上个月的，我想起来了，上个月我给家里寄信，顺便填写了一张调查问卷。
我和老孔惊讶了很久，然后突然爆笑，都过期啦！
那时电脑还不流行，每个周末小小的电教室会放大片，那是我们的电影院。有时也会在会议室、礼堂、放幻灯片的课堂上看大片。电教室不大，但能容纳全校师生，因为我们每个年组就一两个班，每个班级最多四十人。片名常被于老师工整地写在小卡片上，贴在电教室门口。《勇敢的心》、《诺丁山》……现在想来所有的片子都是于老师精心挑选的。
于老师常把某些“不雅”的内容剪掉，只剩下蓝色屏幕和电影对白，其实这更人遐想啊。每当出现这种画面时，底下的高年级学生就吹口哨、嚷嚷，起哄让于老师讲出来，而于老师总是微笑着在一片嘘声中脱身。
《泰坦尼克号》上映时，电教室放的是“枪版”，依然被删去了儿童不宜的情节。那天人坐得最满，片尾时有人在哭，集体起立鼓掌，掌声持续很久，走出电教室，单纯年少的内心涌起太多感动。大家都没有说话。那一晚，男生宿舍有人拿起吉他坐在台阶上唱歌。
我喜欢观察人的神情和猜测内心语言，这个习惯让我很自然地记住过往触动过我心弦的人们。
每个学期开学时，我们会一起下乡写生，或去郊区，抑或去更远的地方，由两个专业课老师率领，还要带上一个食堂的大师傅。我记得老师说会带大师傅去时，我们班孔亮同学高兴得操着沈阳口音说：“老师，还会带大师去啊，哪个大师啊？”老师说：“是大师傅，不是大师。”大家都笑了。
下乡是最好玩的，不用学文化课，只画画。带我们去的老师除了会教画画，还很会吃和玩儿，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李老师和陈老师拿着竹竿子满院捉鸡——那是买给我们的菜。
不过下乡时我总是画得不咋地。胆子小，放不开，也不敢画。我们每天去老乡家画速写，站在路边画油画，从天亮画到天黑，每隔几天就集体把画放到房顶听老师讲评。第一年去的是北京郊区响水湖，那里有瀑布、核桃树、小学、小溪……我们还举行了篝火晚会。老孔、K、李马桶不参与，偷偷地在山下烧鸡吃，还扯着嗓子大唱张惠妹的《听海》。
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山西、西安……当时大家一起坐火车，整个车厢里都是自己班的同学，很有东道主的感觉，好玩极了，大家可以窜来窜去。这样一个小团体，这样一群个性十足的孩子凑在一起，在艺术家的带领下，真是丰富多彩的经历。
听说纯绘画费钱，又不容易挣钱，需要很强的能力，我根本没敢选，最后选了版画，因为不需要太多颜料。班里七个学生一起在版画教室上课，外聘的版画老师又是第一次教课，投入的热情比我们还多。他叫我们“竹林七贤”，其实也许只是“竹林七闲”吧。于是乎我和净盘大史每晚拿着小DVD看日剧，一集又一集。
净盘大史是我“赐给”她的绰号。为啥一个女孩儿会叫这个呢？因为她很能吃，其实她的个性更像沙僧——宽厚老实。我是猪八戒，好吃懒做，还爱看帅哥。
上学时我就喜欢写作，期末考试完毕，打扫干净的教室空无一人时，我会拿着日记本开心地写字，让笔在纸上旅行，释放自己内心的感动。我写心里的奔腾，写刚发生的事，写未发生的事。重新咀嚼生活的细节，真是很痛快的事，不过这是“没用”的，所以只是写给自己看。
高中时的我很自卑，青春痘一茬一茬地往外冒，妈妈给我邮寄各种药水，搞得我每天都有一股苦味。内分泌失调吃不吃饭都胖，老觉得自己丑，再加上画得不好，没有一处是让我满意的。我也很少和父母谈心，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写最好玩的事——我特别想逗父母开心。身不在家，心就总悬在半空，我担心家里的父母会吵架，怕父亲不好受。
数、理、化常常不及格，画画因为不自信也变成了恐惧的事情。我喜欢唱歌，可学校不教音乐，不考声乐。期末考试总有挂科，不及格我会哭，别人不哭我会使劲哭，哭我自己怎么会那么差？我常暗自苦闷，也不知道怎么办，不喜欢说，也说不出。快乐时我会笑，烦心就憋着，找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发愁，所以没人看见我不开心。我又不是那种木讷的、没心没肺的。
想来，我抑郁的种子萌芽后早已茁壮，但还不到枝繁叶茂。
我最不期盼的事儿就是放假回家，我还是不愿意面对父母。邻居给爸爸送了包沙琪玛，因为常年控制吃糖的爸爸一口气吃了一包，导致眼底出血看不见了。从教室下楼时，我会闭上眼睛，摸着扶手，感受他的痛苦，并将眼泪咽到心底。同学们看不出我的忧郁，因为在他们面前我是爱笑、爱逞强，不爱说这些我认为难堪的事。
这样看下来，抑郁症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就我来看，我从小就有了抑郁——压抑的情绪。可是如果不压抑，没有那些事，我现在还会画画，还会写出这些吗？也许我的压抑只是等待今天的释放。
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感情天生比男人细腻，因此也更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但无人考虑女人是否更容易情感受挫呢？就我的爸爸妈妈来说，我爸比我妈更能忍一些，更不善于表达。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爸爸好，生活里很多事都是我们左右不了的，无论怎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