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发生的情节是部电影，我总是记住好玩的、可乐的，以及开心时的情感。我的内存卡装的就是这些。有的人也许看见了消极面，有的人可能看见了深刻面，抑或有人能参透其中的根本。当然，我是浅薄的、主观的。我们坐在电影院的不同方位，我喜欢回头看看电影的人的神情。也许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却做不到。
学校新年联欢会要求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们班也得出一个。有一天，秃子拿着陈淑桦的磁带大老远地过来问我会不会唱《滚滚红尘》，我说会啊，这是我上初中时很喜欢的歌。他说：“你练习下，我们一人唱一段。”我答应了。
虽然开学很久了，我和秃子算不上很熟，对他的印象就是考前班走廊里和男生一起大唱情歌的那个家伙。秃子坐最后一排，我坐第一排。他个子很高，眼睛很亮，很容易紧张。练习来练习去，他说还是改成《My Heart Will Go On》吧，四个人唱，一人一段。于是我，秃子，爱说“耶”的港台腔、神似刘德华的超哥，还有双哥，决定一起合唱。伴奏更是“简朴”，只有一把吉他，老肖弹。
可是排练了几次，又提议改成我和K合唱，一人一段。我们练习了很多次，最后变成了清唱，中间老肖用口琴加个间奏。总之，那是一场简陋却欢心的联欢会。舞台设置在男生宿舍的阳台上，观众席就是操场，灯光是随意挂的几只黄色大灯泡，现场时不时有冷风在吹。
高年级同学的节目还在演，秃子就开始紧张。其实我也紧张，只不过他太紧张了，我就遇弱则强地淡定了。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由于紧张。但他很认真，不过也因为认真过度而紧张。终于轮到我了，我游刃有余地表演完毕，台下一片掌声，我总算可以放松了。那真是个可爱又朴实的舞台与观众席，大部分师生搬凳子坐在操场上形成一个小方块，淡黄色的灯光洒在黑暗中专注的神情里。
接下来，我们班的节目都是老肖一个人伴奏，间奏都由他吹口琴。老肖喜欢吹口琴、弹吉他，热爱音乐，可他整天捧着什么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看，讲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笑话。
高年级同学表演的节目，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一直沉浸在表演成功的自信与满足里很过瘾，所有挤在心底的愁绪都消失了。
青春就是用不着使劲，因为激情都是燃烧的、满溢的。
第二天我就“火”了！基本上全校师生都认识我，连上英语课都要我们两先唱上一段，那次自信让我足足美哉了两周，后来又被学不好文化课，画不好画的自卑感代替了。
就这样，我和秃子不得不变得熟络了些。秃子很有表演天分，上楼梯拐弯时都要撩起风衣，扮许文强。他常问我借零钱坐公交车，一块两块的，借完从不还。他喜欢用交公车票上的号码买彩票，却从未中奖。除了钱，还问我借手纸、眼镜、随身听、铅笔、橡皮……（如果你看到这段时记得把这些东西都还给我，若还不了的话，就多买几本书上厕所。）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没那么熟了，还像之前一样，只是同一班，没什么交集。
《泰坦尼克号》的风潮一过，《黑客帝国》就在电教室上映了，这可不得了，廖大妈和老高一人买了一把塑料玩具枪，也不知在哪里搞到了全黑的墨镜，穿着黑外套在男生宿舍楼梯上装黑客，边跑边假打，飞身躲闪，接电话变身，楼上楼下追着打了一个多月，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的举动没人觉得奇怪，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很有个性的校园里，在人生中最叛逆的时光集合地，你如果太“正常”反倒异军突起了。
课间操时，黑客们为了逃避魔军混迹人群，我接过枪就对着老高太阳穴来了一下，“嘭——”老高立刻呆住了，我脑海里翻出相对应的不常用的词——惊愕！老高睁大眼睛呆了几秒，廖大妈张着嘴看我们，大喊道：“里面有黄豆！”原来是有“子弹”的枪啊，好在只是黄豆，不过老高的太阳穴已经蹦出个小坑儿了。
下早操，大家呼啦啦地往外走，坐在学校对面的小卖店喝北冰洋、吃烧饼，秃子和老肖爱吃糖火烧，那种烧饼最贵，两块五一个。我喜欢吃加鸡蛋的，一块五。记得有次我逃课没上课间操，站在门口就等结束了冲进去，音乐一停，大门一打开我飞快地冲进去结果摔了个狗吃屎，一抬头大家都在立定看我，我爬起来，掩面飞奔回宿舍。我那时候好像经常失衡，摔跟头，撞门，但那时候大家都有点天然呆。
如果是盛夏，女生常坐在宿舍门口吃西瓜，常是两个人合买一整个儿瓜，一人一半用勺挖着吃，吃完的瓜皮就扣在头上，捧着要背的书听着音乐有一搭无一搭地背诵着，偶尔看一眼操场，看看男生打球。
那时候没有手机，门卫只有一部橘红色老式公用电话，就是那种转盘式拨号的电话，门卫的杨大爷每天都拿着大喇叭喊：“×××电话——”
我们的教室是天光教室，用功的同学常常去加课，晚上还讲鬼故事。比如有一天，某同学在加课，屋里没有人，突然有人点名，然后很多人答到，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讲故事的人说：“是真的，真的哦，谁谁谁亲耳听到的。”
“天窗上还有黑手印儿……”大家越听越害怕，自己一个人都不敢上来画画。也不知道是谁传言，说用馒头擦画干净，大家就到食堂打馒头当橡皮，那时候教室里满地都是馒头渣儿。馒头风波一过，大家还是继续用可塑橡皮。我们那会儿可不止借“半块橡皮”，都是你掰我的、我掰你的，逮着就用。
我们还排话剧，取材于语文书，我记得那年排了《许三观卖血记》，麻胡子穿了一件长褂子，一敞开里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方便面袋，人血馒头做的可像了。我们还常结伴去北京站画速写，大大方方地对着人群画，不怕围观。记得有次我画一个中年人，画完他非要塞给我二十块钱，理由是支持我学习，我死活不要，哎，那时的我品格比现在纯朴啊！
年少时以为的永远大多不远，我们却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承诺不会变。
F不是我们学校的，他学厨师，好像是山东人。会拉面，我亲眼见过，拉得像麻花儿。厨艺对他来说是天生的，学习只是一种见证天赋的过程。他这个人身体偏瘦，头发乱，眼睛很明亮，眉毛像蜡笔小新那样又粗又黑，嘴巴干干的总是起皮儿，人品敦厚却也细腻。
至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已经不记得了。
成长里有这样一个玩伴是有趣的。
面馆里，紧张的面条在飞。F常请我吃面，还会要上一盘凉拌苦瓜，因为我的脸上冒青春痘。但他不知道，青春的复杂情绪岂是几盘苦瓜就能灭掉的！有一次在面馆，他说：“你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好笑。”然后用手指比成弯弯的形，笑着。
面前这个喝醉的人盯着我笑。“喝多了看花眼了吧，你。”我那时真的是个“痘包儿”，F鼓足了勇气拿起酒瓶子，把我吓了一跳。结果他站起来说：“走！咱们走！”
我莫名其妙地跟了出来，原来他是去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夜是紫色的，那时北京的IC卡电话亭是橙色的两个碗，远远望去就像一颗心。
期末我要回家，他送我到车站，我们一起去了高级候车室，五块钱一小时，黑色的沙发，我们陷在里面坐得很近。时间漫长却飞速，漫长是我们会不自觉地全神贯注，一切好似放慢了脚步，飞速是它再漫长也是会用光的。
我上了车，他匆匆跑过来，说：“我也有一件你这样的大衣。”
“我这件是妈妈买的。”
“我的也是。”
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车要开了，他说：“回去送你个礼物，要等开学。”然后就站在车下望着我远去。
假期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速写，还有创作，我常自己去家附近写生，海边，村子里，还去姨夫的妈妈家的猪圈里画大猪小猪，有画画陪伴去哪儿都不孤单，心里很充实，安静。
盼望开学，就在开学的第一天，他捎来消息说中午请我吃饭。
我穿着妈妈新给买的呢子大衣，刚剪的头发，坐在三联书店的地下一层等待他的“降临”。我捧着一本小说，其实什么也看不进去，但是很喜欢装懂。他来了，他来了吗？他来了。
我们坐在饭馆，面对面，他把礼物交给我，一个蓝色的弹力球，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说：“也许你不喜欢，但弹力球里面有一只小猪。”猪——我给他起的绰号儿。这东西往地上使劲摔，还会闪闪发亮。当时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