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是一个大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方面，包括建立这个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旨趣、目的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等。近年来，我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现在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建立学派的必要性
中国的民俗学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一种中国学派，外国人也就这样看我们。但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学术意识上来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国学派；或者明确地说，我们是中国学派。中国民俗学与外国的理论能不能接轨？这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加以考虑。从大体上说，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和对它的学术研究，要去跟外国的理论接轨，这比起一般自然科学的对外交流，肯定是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学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有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到点子上。这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等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主要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1.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
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先秦到现代科学民俗学建立之前，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姑且把它叫作史前史。在这一时期，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所谓的“学”，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就有了科学的萌芽。这个问题，由于时间的限制，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谈了。“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诞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这是一般的看法。
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因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等于古代的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原来封侯分疆的各国出现了逐雄争霸的趋势，彼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民俗社会等各方面，都经历了碰撞、冲突和结盟的过程。当时的游说之风大炽，便是出于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而发生的一种新知识的生产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蜂拥而起的诸子学说，既有经典文化的精华，又大量借用了民间文学的作品和观念，在理论上都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
在中国的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的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督在动荡，它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蒋自由、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中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发现了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当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说，则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和春秋时代一样，是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时期的产物，但在性质上，两者又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晚清时期的民俗学，是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四”前后兴起的北大歌谣学运动，在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上迈出了学科独立的第一步。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中、西对话，取长补短，建设四化，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学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和学术成果上，尽管也吸收了一些外来学说，但还是大多体现了自己的特点。比起百年前的学术史，它现在的成长，叫过了18岁，到了成人期。它的经历说明，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民族根基。
2.建立学派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民俗现象上，就是在理论上，在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加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如果不夸口的话，我们能够证明，中国在她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所决定或所产生的一种民俗学，是带有中国烙印或者带有强烈的中国特点的。当然，这包括了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社会阶段所带有的一些国情特点。
那么，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过去这种学科意识不大自觉或不够强烈的情况，提高认识它的自觉性？是否应该研究中国民俗学向哪里发展？研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特别对中、外现代文化科学的交流、碰撞、融汇和矛盾，我们应该做出怎样适当的反应？以及是否应该对本国民俗学的历史做出如实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民俗学是不是有自己独自发生的问题？等等。总之，一个带有总体性质的问题是：虽然经过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看，我们却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就是中国学派？这些问题，近些年我经常想起。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他们也大都赞成这个提法。其实，我们本来也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不过是现在要更自觉地去走罢了。走自己的路，不等于一定要同人家打架，而是要有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一门学问有上千年的历史，到今天，还不能自己走路，这是说不通的，更不要说如此能够促进它的健康发展。
3.避免学术进程中的某些偏离正轨的倾向
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输入的西学的推动；在学科建设的早期，我们也经历了向外国描红格子的阶段。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人了，过了18岁，难道还要描红格子吗？假如不描红格子，那就要自主。但我说过，自主不是排他，人家也可以自主，中外民俗学的发展应该互相尊重。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民俗学同外国民俗学的关系，不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或君臣的关系。我经常讲，我们的民俗学不应该是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但这并不是不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学习的出路，只能是发展我们自己。根据这样的思路，我想，对待外来的理论，哪怕它再高明，也不能老在那里跟从、模仿。中国民俗学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本民族学科的建设上来，这是一条学术的正道。
二、建立学派的可能性
1.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成就看
提倡中国民俗学自己的学派，还要考察它以往的基础，分析它的现代科学史，加上两千年的史前史，看看它本身是不是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自己发展的途径？我想，这个看来是很显著的。
首先，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人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就很有自己的特点。在历史上，各个时代、各类学者之间的看法也有差异，比如司马迁就不同于班固。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那就是像班固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对待民俗，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和议论的，他们所发表的有关观风知政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俗观的一个方面。
其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民俗记录的历史文献看，很多都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的。大家想想看，许多古代的民俗志著作，例如像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宋代《梦粱录》，和现代的《杭俗遗风》等，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反复地看，发现它们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经历了太平盛世的生活，后来社会变迁了，朝代更替了，本人的人生境遇也发生了转折，这时，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最容易引起的思想反映，就是对原有民俗的亲切回忆和依恋感。他们在强烈对照的刺激下，回忆过去习惯了的生活，还特别容易发现其中的民俗特点。例如，《荆楚岁时记》的作者宗檩，就从南朝被弄到北朝去，离开了南方，离开了他的故国，在北朝里面生活，这在他是很不习惯的。他在这种身处异乡的感受中，在通过新朝看旧朝的不同经验中，撰写《荆楚岁时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分明是一种回想式的描述和审视吗？《梦粱录》和《杭俗遗风》的撰写，也都是这个样子。从主观上讲，它们表达了作者的文人情思；从客观上讲，它们又传达了一种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动时期对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忆和眷恋，以及通过叙述民俗社会抒发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想像。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一些。
我没有仔细去对比国外的著作，但不管怎么讲，这类特点，在世界民俗学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吧。至少，它能证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现象的方式上，乃至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这样的文化遗产，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吗？
固然，“五·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那时，中国人眼见西方文明的进步，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因此，一时什么学问都向西方学习。仅以民俗学来讲，当时受影响最多的就是英国人类学派，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在早期中国民俗学者的故事和神话等研究方面都留下了痕迹。但是，平心而论，即使在这个描红格子的时期，中国民俗学依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比如，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和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是顾颉刚先生写于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但它不是抄人类学或其他学派的什么东西，而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在这篇论文中，顾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地理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理论。顾颉刚的学术观点，自然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是在民俗学的学术上，他搞的是本土的学问。他的民俗学著述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能够奠定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基础。他的《孟姜女研究》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个鲜明的优点，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70年来，一直是压卷之作。
再如江绍原先生，他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他虽然应用了英国弗雷泽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民俗现象，但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还都是中国的，他做的还是中国学问，而不是替英国人搞学术批发。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在早期描红格子的时候，中国民俗学者也是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的。
2.从学科发展的当前形势看
那么，我们过去在学术意识不大自觉的时候都这么走过来了，虽然有的时候步子不那么坚决、不那么踏实，但还是在走自己的路，到了现在，就更应该加强这种独立性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人了，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在自觉地从事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呢？
当前的形势也是比较好的。解放后，尽管有一个时期，作为整体的民俗学被打入了冷宫，但上面提到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救了我们的学科，还使我们的学科活了起来，也使我个人活得更加有意义。假设没有这八个字，中国民俗学就不可能有当前这么好的形势。像国家规定在大学里面开设民俗学的课程，还陆续授予了民俗学硕士、博士等各种学位，这在从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这20年来，在解放后建立的民间文学机构的基础上，很多省、市又成立了新的民俗学机构，队伍还相当壮大。各地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活动，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参加了中国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这是新时期上马的一项浩大的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工程，现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项工程中，各省市完成了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的工作，相关的省卷本也在陆续出版。一些地方在新修地方志的过程中，还加强了对方言民俗部分的调查和写作，有的省市还出版了民俗志，并且在质量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像《河南民俗志》和《江苏民间文学志》等。另外，还出版了不少专业理论书刊，它们比起过去这方面的著作，一般在资料上要搞得多一些，在理论上也挖得深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术上的进步。
但我们不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前进。要前进，就要加强我们的学科意识，加强我们的计划性。为此，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学派，以促进中国民俗学下一步的发展。
3.从兄弟学科的发展趋势看
最后一点是旁证。谈谈相关学科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等，都是民俗学的兄弟学科。但前者是世界性的，只有民俗学是一国性的。例如，英国人类学，是以研究英国以外的异文化为主的；德国民族学，是以研究德国以外的异民族为主的，等等。现在虽然他们也在反思和转变，但其主要研究对象还是别国，至少不限于本国。不像民俗学，一直守着本国的阵地。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怎样呢。它们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经历了大革命、抗战……后来基本都同在外国的发展不一样了。他们的学者，大都是搞我国的东西。像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乡村，而不是像外国人那样，研究国外的原住民。中国的民族学，也一向研究国内的民族，而不是去研究南洋土人、非洲原住民、或印第安人；特别是解放后，他们主要从事了国内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近两年，一些中国的青年人类学者还提出了学术“本土化”口号，其实，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一直都是本土的。不管怎么讲，这两个学科，在国际上，都是研究世界各民族的，但在中国，都本土化了，因此，他们的成就，就自然要成为一种中国学派，和外国人的研究是不一样的。这就成为一个旁证，即他们的走向可以供中国民俗学者参考；这些原来研究异文化的学科，到了中国都本土化了，这至少说明中国本身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民俗学本来就是一国的学问，所以，中国民俗学必须在学术上形成中国特色。这不仅是一种大道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意识到它，并去发展它。现在的条件好了，学术积累增加了，相邻学科的民族化走向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能再东依西靠，要建设自己独立的学问，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丰富世界文化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