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母子瓜法”：“常岁岁先取本母子瓜，截去两头，止取中央子”。近代科学实验证明，瓜中部的种子发芽率，远高于顶部和柄部。选取瓜的中段种子留种的方法，至今仍为菜农所采用。
大蒜“条中子”法：用“条中子”，即蒜苔上所生的气生鳞茎，亦称“蒜珠”来种植，生长出来的蒜，第一年为独瓣蒜，种两年以上则成为"科皆如拳"的大蒜。这一方法解决了用蒜瓣繁殖费种量大和容易退化的问题。
助苗出土法：即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的方法，把大豆和甜瓜子各数粒下种于一个穴里。大豆幼芽顶土力强，当种子吸水膨胀发芽，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而出。
炒谷子拌葱法，即将炒过的谷子同葱子拌和一起播种的方法，因为“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匀调。不炒谷，则草秽生”。
种莲子法：莲子果皮厚，阻碍种子发芽，“种莲子法”就是将成熟的莲子，在瓦片上磨薄其顶部，取粘土揉熟泥，把莲子裹在泥团中。莲子基部在泥团下部，平而重；莲子顶部位于泥团上部，呈尖锐形而较轻。泥团干后，就投入池中，重的一头向下沉，莲子位置自然摆得稳而正，莲子顶部的皮磨薄了，则容易萌发出芽。
7.绿肥养田出现
两汉时期，为保持土壤肥力，农业生产中已有在秋天耕地时，把青草翻到泥底掩埋以肥田的习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为保持和增加土地肥力，已从“（掩）埋青草”作绿肥发展到有意识地栽培绿肥，形成“以田养田”、种绿肥“美田”的种作习俗。这种习俗首先形成于南方，以后才传至北方。晋郭义恭《广志》曰：“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可见，我国最早的绿肥品种苕草，首先在晋时从南方的水田里种植发展起来。到北朝时，北方地区的绿肥"美田"之俗已相当流行。据《齐民要术》所载，当时用于养田的绿肥品种，仅北方，就已有绿豆、小豆、苜蓿、胡麻等。该书还对各种绿肥品种的肥效有所评价和比较，曰：“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稠也）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等。
8.排灌用翻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破坏多，新建少，就其工程成就而言，远不如秦汉时期，值得一提的有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杜预修复的六门，下结二下九陂，使诸陂散流，灌溉各处农田。杜预因而被当地人称为“杜父”《晋书·杜预传》。后魏太平直君五年（444）兴修的引黄灌溉工程艾山渠，在选址、工程布置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曹魏嘉平二年（250年）修建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今永定河），渠道自堰上引水，东过蓟城西北，下入今潮白河，长一百余里，“所溉田万有余顷”《水经·鲍丘水注》。，此工程从坝址的选择到渠线的布置，都相当合理。东魏、北齐都建都于邺，在旧的漳水十二渠基础上修复了一些水利工程。前秦、西魏、北周都建都长安，也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淮河流域的水利兴修多与军事屯田有关，最著名的是三国曹魏屯田，大大促进了此地区灌溉事业的发展。
江南的农田水利，自三国吴到两晋和宋齐梁陈朝，重点在太湖流域。太湖西北以塘坝蓄水为主的水利发展较快。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西晋末，江东占据者陈敏使弟陈谐遏马林溪作练塘（今丹阳县北），周回四十里，溉田数百顷。曲阿新丰塘（今镇江东南三十五里）能灌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据清光绪《金坛县志》记载，今金坛县境和金坛、丹阳二县界处，齐、梁时所修筑的有单塘、吴塘、莞塘、南北谢塘等，各灌田千余顷。太湖东南部低洼塘区，如吴兴、吴郡，水利也有发展。东晋时开凿的荻塘，两岸堤路夹河，外御洪涝，中通排灌。常熟一带的塘浦圩田，在南朝末期已逐步形成，获得显著水利效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合理用水方面也积累起一套经验，如北方的艾山渠，在放水灌溉时“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魏书·刁雍传》。，根据作物需要进行合理灌溉，是灌溉用水管理方面的一大进步。再如浙江会稽郡东汉时修建的鉴湖，这时期，将工程设施加以改造，“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水经注·浙江水》。众多的水门，可以根据作物需水情况进行控制，旱则闭之，水多则泄之。
在排灌机具方面，始见于东汉，主要有用作搬水排灌的翻车，已被使用于农业生产。《三国志·杜夔传》裴松之注曰：“马先生钧，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刘仙洲先生认为此翻车即后世的龙骨水车。《中华文明史》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9.新农具屡现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农业和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型农具。据北魏贾思勰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记载，当时使用的农具已有20余种，有犁、锹、铁齿楱、耢、陆轴、木斫、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镰、批契等，其中不少农具是以前史籍中未出现过的。
犁是主要的耕具，此时已出现了系列化的倾向，1974年河南渑池出土了4000多件、总重3500公斤南北朝时的铁器，其中以犁头和铧的数量最大，有铁犁铧、铁犁、铁耧犁、铁犁镜等，其整体结构与牛耕方式密切相关，有二牛抬杠式的，也有单牛挽拉的双辕犁等。据发现于1972年至1973年的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公社的曹魏至西晋古墓壁画中的牛耕图看，此时的耕犁构造，最早的一号墓耕种图仍为二牛抬杠式的耕犁，单长辕，扁平犁铧，犁箭中腰一横木可能作为压之用，说明曹魏时期河西地区使用的犁还比较笨重，犁铧破土不深，也不能控制耕地的深浅。时代稍晚的五号墓，所反映的耕犁仍用二牛挽拉，因犁铧后脊稍高，破土能较深。时代更晚的六号墓壁画牛耕图用一牛挽拉，犁铧脊部隆起，成两面起坡，前低后高，更利于破土深耕；在犁铧后部普遍加横木，可能为木制犁壁，推断此种犁已能翻土起垄。后凉至北凉时期的丁家闸五号墓壁画的牛耕图也是一牛一人一犁，说明自西晋以后，一牛拉犁方式逐渐普通，到南北朝时可能已占主导地位。从有关图象资料看，当时的犁是一种双辕犁；而且曲轭替代了两牛抬杠所用的肩轭。曲轭“用控牛项，轭乃稳顺”《王祯农书》。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耕犁比之前代更轻、犁地更深，并从二牛挽拉普遍过渡为一牛挽拉，节省畜力。另《齐民要术》还提到齐地有一种蔚犁，既能翻土作垄、调节深浅，又能灵活掌握犁条的宽窄粗细，可以在山间、河旁、高阜、谷地使用。显然，结构比长辕犁又有所改进。
嘉峪关魏晋壁画中所绘耕作工具，除犁外，还有一牛或二牛拉的耱和耙，耙是长条形钉齿耙。耕地之后，耙可以耙碎土块，除去杂草，并起保墒作用。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中的耙为人字形，它比长条形耙进步，据有关方面考证，即《齐民要术》所记述的“铁齿耧楱。”耱是畜力牵引用以摩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为安有牵引装置的长条形木板，或用藤条荆条之类编扎而成，《齐民要术》称之为“耢”，它常在耕、耙后使用，即“耙而耢之”，使地平土细，更好地保墒防旱，亦可用于播种后的覆土（图36）。
图36犁、耙、耱示意图南方则有名“耖”的耕具，属耙之一种，其形状不同于北方的长条形耙和人字形耙；其下部有六个较长的齿：上部有横把手，耕者扶横把手操作，而不是立于耙上，《太平寰宇纪·岭南道》所载的雷州半岛的“铁耙具”即指此。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所使用的农具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当时生产，京畿发达而边远落后。据《齐民要术》记载，京畿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而“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耕田第一》。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农田耕作已普遍使用畜力，尤其是牛耕的推行使翻耕效率大大提高。但是，魏晋南北朝时贫富悬殊，尤其是战乱，耕牛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当时朝廷屡屡下诏，禁杀耕牛、禁食牛肉。同时，为了使家贫无牛者不失农时，官方强制借牛役使。据《魏书·高祖纪》所载，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曾下诏曰：“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同。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10.农作俗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中有祈神祭祀的习俗。如《太平环宇记》载曰：东海县“今有牛栏一村，旧有糜家庄牧，犹枯（祀？）祭之，呼曰糜郎。临祭之日，著犁铧，执耕鞭。”《太平环宇记》卷二二，海州东海县“县理城”条引《水经注》。
并有许多禁忌俗信，如《荆楚岁时记》载曰：夏至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汜胜之书》载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末，小麦忌戊，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引《汜胜之书》。；《杂阴阳书》载曰：“大麦生于杏，二百日秀，秀后六十日成，麦生于亥，壮于卯，长于辰，老于已，死于午，恶于戌，忌于子丑。小麦生于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后六十日成，忌与大麦同”《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一》引《杂阴阳书》。；等等。
二、副业风俗
汉族社会向来以农为主，并视林、牧、渔等为副业，实行多种经营。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经营得到较大发展，每一地主田庄都是农、林、牧、副、渔俱全的综合经济实体。南朝刘宋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的《郊居赋》对田庄中的多种经营描述很详细。这一时期，果木的栽培面积和种类有很大发展，左思《吴都赋》所描述的部分果树就有丹桔、余柑、荔枝、槟榔、龙眼、橄榄、探榴等。《齐民要术》卷十所引此时南方栽种的果树种类多达数十种。蚕桑生产有显著的发展，梁代沈约说，江南“丝绵布帛之饶，覆被天下”《宋书·沈昙庆传·附叙论》。，养蚕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已有使用低温控制蚕卵孵化之俗，以增加养育次数。禽畜饲养，大牧畜以牛、马为主，猪、羊、鸡、鸭的饲养十分普遍。此外，粮食加工也比前代有所发展。
1.果木始行嫁接
魏晋南北朝的林木种植和管理经验也达到一定水平，当时主要林木有桑、柘、榆、白杨、棠、谷楮、槐、柳、楸、梓、梧、柞、竹等，除种植在山岭上外，还利用房前屋后或池边道旁等零星土地上，既可美化环境，又可收获木材。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在提倡农耕的同时号召过植树，如前秦建都长安，王猛曾号召种行道树，大大改进了长安的市容，当时民谣：“长安大街，夹树杨槐”。北魏均田令中号召各家种树植果，要求男夫受桑田二十亩者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不宜种桑之处，给田一亩种榆、枣，限三年种完，未种完者收回未种的田。这样就推动了当时林果生产的发展，植树技术和果树种类也比前代有所发展。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植树技术，《齐民要术》有专门的记述。如对林地的选择，讲究应根据竹、木、果的生长习性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趋利避害，择地种植，譬如有“下田停水之处榆及白榆”；“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等。对树木的繁殖，有播种、插条、压条、分根（株）等方法。如桑、柘、楮、柞、榆、槐、梓、青桐等用播种法，安石榴、柳等用插条法，桑、木瓜、白杨等用压条法，柰、林檎、桑、竹等用分根法等。对苗木管理，已有除草、灌水、施肥、中耕、打心、剪枝、防寒、防伤和促进幼苗生长等一套经验和方法。在树木移栽方面，则讲究一是要“记其阴阳，不令转易”，移植时，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其原来状况；二是移栽大树要“髡之”，即把树枝、树叶进行适当修剪，否则“不髡，风摇则死”；三是要“泥入根间”，使树的根系能密触土壤，以使根系能很快吸收到水分。此外，还有注意移植时期和移植后的保墒及禁忌等方面的讲究。有些习俗从现在看来，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这时期黄河流域的果树种类基本上与汉代相同，除核果类的枣、桃、李、杏、栗和柿、梨、梅外，还有茱萸等10多种。有的果树的品种积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达几十种。如《齐民要术》所录枣的品种，有汉代《尔雅》记载的11种，西晋《广志》的23种，《邺中记》的2种，《抱朴子》《吴氏本草》各1种，《西京杂记》的6种，《闲居赋》1种，贾思勰又补充了3种，共计有40余种。在这些品种中，属于优良的有“东郡谷城（今山东东阿县）紫枣，长二寸；西王母枣，大如李核，三月熟”；“大白枣，名曰‘蹙咨’，小核多肌”；“青州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此外，桃的品种有14种，梨有10种，李有33种等。南方的果木品种则有丹橘、枇杷、荔枝、槟榔、椰子、橄榄、龙眼、棵、榴等10多种，可见当时果树品种之丰富。至于当时所积累的果树栽培技术和经验，从《齐民要术》记述来看，在果苗繁殖方面，除用实生苗繁殖外，果农又积累起压条、扦插、分根和嫁接等多种压条法，“取栽者正二月中以钩戈压下枝令著地，条叶生高数寸乃以燥土壅之……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种之”；扦插法，古代称“栽”，李树在北方生长慢，要五年才结果，用“栽”的方法三年就可结果；分根法是在树旁“掘坑，泄（露）其根头，则生栽矣”，林檎多用此法繁殖；嫁接法，古称“插”，用嫁接方法不但结果快，并能改善果实品质。当时的嫁接技术已由前代的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以接梨为例，砧木已有棠、杜、桑、枣、石榴5种，接穗要求“折取其美梨枝阳中者”，时间以“梨叶微动为上时，将欲开茎为下时”。
为促使果树开花结实，当时已有“疏花”之俗，《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曰：“候大蚕入簇，以杖击其枝间，振落狂花，不打，花繁实不成”。又有“嫁树法”，如对枣树，则于“正月一日，日出时反斧斑驳椎之”；林檎树，则“以正月、二月中，翻斧斑驳椎之，则饶子”；李树，则是“以砖石著李树歧中，令实繁”。此法旨在使韧皮局部受伤，阻止部分有机物质向下输送，而使较多地分配给上部枝条，以利结实。这是现代“环剥”技术的萌芽。对葡萄要实行棚架整枝，《齐民要术》曰：葡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在果树防冻方面，则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果树老了，结果少，则要行“复壮术”，即贴近地面砍去其主干，使之根蘖生枝、恢复树势而结好果。
南方又有种茶风俗。当时茶的产地很多，而且多与佛教有关，名山寺院周围常常大面积种茶，江西的庐山，浙江的天台山、径山、雁荡山，湖南常德的西山，安徽的九华山、黄山，四川的青城山、峨嵋山等，都产有名茶或好茶。当时乌程县西二十里温山种植的茶专供皇家饮用。
2.家畜流行“剩”俗
魏晋南北朝时与农业相伴的还有畜牧业。由于水土的关系，畜牧业在北方非常发达。北方的畜牧业又分家畜养殖业与草原畜牧业。汉族地区的畜牧业大都是家畜养殖，部分地区也有草原畜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