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衣大袖是这一时期服饰风俗的又一特点。据《宋书·周朗传》记载，当时周朗曾上书言当时服饰时尚曰：“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说明宽衣大袖是此时社会上流行的服装时尚。宽衣大袖的流行，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服五石散的影响。据有关史料记载，服散之后，药性发作极为痛苦，滚地捶打，而宽衣大袖则以利发散。“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此则士大夫中不得已为之，而庶民百姓仿效相袭遂成风俗。《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足可见证。受此影响，魏晋时期的贵族妇女也崇尚褒衣博带，广袖翩翩。如唐代阎立本所作陈文帝像旁的二侍女就身着宽衣大袖。著名的服饰“杂裾垂髾”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种服饰的特点集中在衣服的下摆部位。通常将下摆裁成三角，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名谓“垂髾”，并在周围缀飘带，以为装饰。晋枚乘《七发》中就有“杂裾乘，目窕心与”的说法。到南北朝时，去掉了长可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大大加长。女子穿上这种衣服，纤步而行，有凌云飘逸之态。如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女子，就穿着这种服装。北朝一般妇女喜穿窄袖紧身的衫襦。由于受胡服影响的结果，服装式样由上长下短变成了“上俭下丰”。
服色尚白是这一时期服饰风俗的第三个特点。魏晋时极兴白色。晋《东宫旧事》载曰：“太子纳妃，有白彀、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修复山林故事》曰：“梓宫有练单衫、复衫、白纱衫、白彀衫。”可知魏晋时中上层通用便服崇尚素雅，以白色为多，而白色古以为丧服之色，则此时变故古时可知。又，《颜氏家训·勉学篇》曰“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车乘也有以白色饰之者。《晋书·五行志》曰：“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纯”云云。
5.从冠到巾帽
至魏晋南北朝，冠礼已渐为士大夫所不取，其冠之形式也渐变为巾帽。《宋书·礼志》曰：“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不过巾帽当时仍以冠之延伸视之。《晋书·舆服志》曰：“帽名犹冠也，义取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缨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服之。”若说晋时尚称庶人无爵者服之，则至宋齐之间，天下皆以服帽然也。《隋书·礼仪志》载曰：“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后周时盛行突骑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像。开皇初（581年）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至冗吏通著入朝，今复制白纱高屋帽，其服练裙襦乌皮覆，宴接宾客则服之。”可见时尚变迁之快。帽本为便服，但却一变而为礼服，则冠之时代遂告结束。
此时的帽式，主要有白纱帽和合欢帽。白纱帽，是南朝特有的一种帽式。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宋齐之间，天子宴饮都戴白纱帽，士庶多戴乌纱帽。白纱帽是以色彩命名的帽式，其形式不定。戴白帽，是南朝冠制和色彩的特色。以白色命名的冠式还有白接帢、白纶巾、白纱巾、白叠巾等，均为六朝士人所戴。合欢帽，是顶为圆状，由两片面料合缝于中央的帽式，与北方少数民族戴的“突骑帽”相似，仅下无垂帽围式而已。另有帢，是一种便帽，也叫“幍”、“”、“”。不同时期，帢的名称不同。帢有单、夹两种，以不同的色彩分出等级贵贱。后因将白帢定为吊丧服，所以不用白帢做正服。
与帽同时为人们所时兴的则是巾帻。古时冠乃士人成人之象征，庶人则巾。《释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则曰帻。说文“发有巾曰帻。”盖巾是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但至南北朝则士庶皆服，甚至为太学生之标志。《宋书·礼志》曰：巾“今国之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隋书·礼仪志》也曰：“巾，国子生服，白纱为之。晋太元中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
6.喜穿木屐
木屐大多为木制，屐板下装有齿，以防滑；表面涂蜡，以便室外穿着。《释名》曰：“屐，搘以践泥也。以两足搘以践泥也。”木屐约始见于东汉末，《后汉书·五行志》载曰：“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
西晋以后，木屐大为盛行，士族阶层多喜穿着木屐。如《晋书·阮籍传》载曰：“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南齐书·虞玩之传》载曰：“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并不断推出流行式样，如连齿屐、高齿屐、谢公屐等。连齿屐，宋武帝曾穿此种样式的木屐。《南史·宋本纪》载曰：“（武帝）性尤简易，尝着连齿木屐。”高齿屐，即将木屐的齿加高，南朝的势族子弟非常崇尚“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曰：“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甥礼，及嘉宾死，皆著高屐，仪容轻慢。”谢公屐，相传为谢灵运所创，其前后齿可以拆卸，为登山时的专用屐。《南史·谢灵运传》曰：“（谢）寻山涉险，必造幽峻，……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唐人李白“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全唐诗》卷一七四。诗句中的“谢公屐”，即指此。
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官员中，穿着木屐常被当作放达的象征。如《南史·沈麟士传》载曰：沈麟士行走于途，“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屐有时被用于军事行动。据《晋书·宣帝纪》记载，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司马懿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司马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
除屐之外，当时在平民中穿普遍流行穿屩。屩系屐之别式。《说文》曰：“屩，屐也。”《释名》曰：“屩，草屐也，出行着之。屩轻便，因以为名也。”因屩多以草为之，又称芒屩。据《梁书·良吏传》记载，沈瑀为了惩罚任所内鲜衣美食的富吏，便责令他们穿布服芒屩；芒屩扎脚，因此有富吏不纳侍立而跌蹉者，沈瑀见之便大加棒捶。《晋书·刘倓传》载曰：“倓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虽草门陋巷，晏如也。”可见芒屩是下层平民穿用的鞋子，而士族官员大致一般不穿芒屩。《南史·褚彦回传》载曰：“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屩，于斋前习行。”褚湛之让子弟穿芒屩，是为了发生战乱时以便混迹于百姓之中逃难。
由于芒屩常为贫寒百姓穿用，因此，有的士族官员为表示简约、不拘礼俗，也要穿着芒屩。据《梁书》记载，范缜在刘献门下时，一直是芒屩布衣，徒行于路；何点“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屩，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所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沈众家产“财帛以亿计”，平时“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陈书·沈众传》。
屐、屩之外，又有舄、履、靴等。《隋书·礼仪志》载曰：
魏晋南北朝时女子尚高髻，以此为美。《晋书·五行志》载曰：“太元中（376～396年），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曰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则知当时妇女崇尚高髻以至于类似变态。此种风尚一直被保持着，《宋书·五行志》载曰：“宋元嘉六年（429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发直向上，谓之飞天紒，始自东府，流被民庶。”庾信《春赋》曰：“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可见，当时社会上妇女尚高髻之风流行十分普遍。
妇女的发髻，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形式。据史籍载，魏有灵蛇髻，白绾髻，白花髻，芙蓉髻，涵烟髻；晋有缬子髻、堕马髻，归真髻，翁郁髻（又作郁葱髻）；陈有凌云髻，随云髻，叉手髻。比较著名的发式有灵蛇髻，反绾髻，分髾髻，缬子髻，飞天髻。据《采兰杂志》记载，灵蛇髻为魏文帝皇后甄氏所创。这种发式，似游蛇蟠曲扭转，故以灵蛇名之。由于它运用拧麻花的图案装饰形式，富有变化多端的动态美，故深受当时妇女的青睐。反绾髻、分髾髻都是魏武帝时期宫中贵族妇女发饰。共同的特点是将头发向后梳理。反绾是将后梳的头发用一丝带束住。分髾髻，将后梳的发分成若干股，再用丝带束结垂于后面，与汉代的堕马髻略同。飞天髻是在灵蛇髻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这种发式是将发集于头顶，分成数股，然后弯成圆环，直耸于上。在河南邓县南北朝墓出土的飞天壁画及“贵妇出游”画像砖上还可以见到。
土的北魏女俑魏晋时代还时兴假髻。晋代妇女发式时尚高、大，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人们还借助于假发。《晋书·五行志》曰：“晋太元中妇女用假髻为盛世。”这种假发要“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按史籍所载，这种假发类于今戏剧中的“假头套”。《北史·齐本纪》载曰：“世祖武皇帝时，妇人皆剪剔发髢以作假髻，其危邪之状如飞鸟，正面则髻心在西。始自宫内为之，其后流于四方。”酒泉嘉峪关晋墓壁画中的女主人和女童的发式，从形姿而观，其“危邪之状如飞鸟”，颇似《北史·齐本纪》中所说的假髻。西安草厂坡出土的北魏俑也是戴的假髻。
8.男女妆面
男子傅粉现象汉时已初显端倪，如《史记·佞幸传》载曰：“故孝惠帝时，郎侍中皆冠、贝带、傅脂粉。”《后汉书·李固传》也曰：“固独胡粉饰貌，搔首弄姿”。不过仅系个人的嗜好而已。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傅粉则已成为一种非个人所能抗拒的时尚，而盛行于士族社会。如《魏略》曰：“何晏性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齐文宣帝，“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北齐书·文宣纪》。梁朝时，颜之推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女子面傅红粉的习俗大约东汉时已有所流行，刘熙《释名》曰：“粉，，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颊上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粉，作妇人面色，谓为燕与粉也。”《太平御览》卷七一九《燕脂》引。魏晋南北朝时，女子面傅红粉的习俗更为流行，对此，在当时的诗歌中亦有所反映，如南朝梁元帝《咏歌诗》云：“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初学记》卷十五《歌》引。亦有在施用白粉的基础上再加红色的，如南朝梁江洪的《咏歌姬诗》曰：“薄鬓约微黄，轻红淡铅脸。”逯钦立：《先秦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六。《齐民要术》则专门记有制作燕支的办法，可见当时燕支使用之普遍。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代女子面部的额黄妆也很有特色。所谓额黄，即是染黄色于额间，北周庾信《舞媚娘》诗曰：“眉心浓黛直点，额色轻黄细安。”《庾子山集注》卷五。这种妆饰风俗的出现，可能与佛教的流行有关，或谓从鎏金佛像受到启发而染额成黄色；《中华文明史》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页。也可能因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起。朱大谓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又有用黄色纸片剪成花样粘贴于额的习惯，称花黄，如古乐府《木兰诗》云：“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黛亦是妇女的主要化妆品之一。《释名》曰：“黛，代也，灭去眉毛，以此代其处也。”据《宋起居注》记载，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曾向南朝宋进献青雀头黛百斤《太平御览》卷七一九《黛》引。，可见当时黛的用量相当可观。
女子涂口红的习俗起源甚早，魏晋南北朝时期亦不例外，故在诗文作品中有关朱唇、朱口的记载也相当多。如西晋傅玄《苦相篇》曰：“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南朝梁武帝《子夜歌》曰：“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一。在出土壁画及陶俑中亦可看到将唇部染红的现象，如1986年发现的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墓室西壁的出行图中侍女即为朱唇；《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山西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中的女俑脸敷白粉，细眉，朱唇。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9.男子佩剑、女子指环
魏晋南北朝时男子佩物有绶带、船囊、紫荷和佩剑等，主要是作为朝服的附件。绶带是系于印柄的装饰性丝带，故多与印章连称。其规格随品阶高下而有所不同。如汉朝规定诸侯王、丞相、大将军等为金印紫绶，其下依次为银印青绶、铜印黑绶和铜印黄绶，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用其制而略加修改。鞶囊又称旁囊、绶囊，皮制，其上刺绣为虎头，故亦称虎头鞶囊。缀于革带，用来盛放官印，绶带可放入囊内，亦可悬垂于腰间，作为装饰。十六国后赵石虎时曾将其改为龙头鞶囊。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十九《汉石刻垂绶佩剑武士》。
紫荷，亦称契囊，是在朝服肩部外缀的一个紫色夹囊。《宋书·礼志五》载曰：“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汉代以盛奏事，负荷以行，未详也。”魏晋南朝时期都缀于朝服的左肩部，北齐时则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将紫荷缀于左肩部，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缀于右肩部。
佩剑，本为汉制，传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失去其原来的进攻与防卫功能，成为朝服的一种装饰。《晋书·舆服志》曰：“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带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蜯、金银、玳瑁为雕饰。”阎立本《古帝王图》中晋武帝像即有其佩玉首剑的形象。《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不过，在北朝后期，战争频繁，粗豪习武之风盛行一时，许多官员平时佩带真剑，但在上朝时则禁止佩带真剑，而换用木剑或解下真剑。《隋书·礼仪志·六》。
这一时期的妇女饰物主要有步摇、珰、钿、钗、簪、跳脱（臂钏）和指环等。步摇在汉代已是后妃、公主等人的饰物，刘熙《释名》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范围已有所扩大，对此，在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南朝梁女诗人沈满愿《咏步摇花诗》其作了相当形象的描绘：“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鬓插，峨眉本易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八。
珰，即今天的耳环，这一习俗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释名》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仿之耳。”西晋傅玄《有女篇》列举当时女子饰物曰：“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珰。珠环约素腕，翠羽垂鲜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
钿是用金、银等或嵌上珠玉作成花朵形的饰物，插于妇女头上作为装饰。钿的出现较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原文无钿字，宋朝徐铉校订时新附若干字，钿即其中之一，并释之曰：“钿，金花也，从金田声。”清朝人郑珍《说文新附考》曰：“汉已前书无钿，《释名》止言花胜。王嘉《拾遗记》载魏明帝宫人云：‘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是汉魏间有此名。”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