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舆在魏晋时期已经使用，是舆较早的一种样式，一说北魏宁万寿孝子棺石刻中二人垂手握持的舆即板舆。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23页。襻舆，是在舆杠上加襻，人以双手持杠，以肩承襻《资治通鉴》卷一六○，梁武帝太清元年八月“乙丑，下诏大举伐东魏”条胡三省注。；传世唐阎立本绘《步辇图》中唐太宗所乘即与襟舆相近似。《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图2。襻舆出现较晚，应是在板舆基础之上产生的，可以说其结合了板舆与肩舆的优点，既降低了舆的重心，使其更加安稳，又可使肩、手同时承重，减轻了抬者的劳动强度。南朝时期还有步舆和载舆，自天子至士庶，皆可乘坐，“步舆方四尺，上施隐膝以及襻，举之。无禁限。载舆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隋书·礼仪志五》。从记载看，这两种舆亦皆使用襻。此外，还有卧舆，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让潘妃乘卧舆，自己骑马在后跟随。《南齐书·东昏侯本纪》。
与舆相类似的是辇。辇又名辇车，本是一种木轮手推车。秦汉之后限于帝王后妃乘坐，称“帝辇”或“凤辇”。《隋书·礼仪志》曰：“今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通朱络，饰以金玉，用人荷之。”则知辇就象轺车而省去轮子。至于轮子何时省去，史籍无载。《宋书·礼志》“辇车下”曰：“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未知何代去其轮。”但《晋书·桓玄传》载曰：“（玄）更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称“步辇”。可知至迟在魏晋时，辇的轮子已被省去。
除坐辇外，供皇帝使用的还有卧辇，西晋时太子亦可使用卧辇。另外，又有猎辇，《邺中记》载曰：“（石虎）作猎辇，使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当坐处，安转关床，若射鸟兽，宜有所向，关随身而转。”
舆与辇在唐代时发展成为檐子，后来则演变成轿子。
6.舟楫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的造船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已能造可乘二千余人或载货万斛的大船。《晋书·王浚传》载曰：“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南史·王辨僧传》载曰：“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另据《隋书·杨素传》记载，所造之船则更为高大，曰：“素欲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以上均为大型战船，另有大型货船。东吴时，海船可载重一万斛（约一千吨），到了梁朝，大船的载重量增加到二万斛。程应缪：《南北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至于用于乘客的渡船则有舴艋舟、赤马舟等。南朝宋时余姚令何玢之曾因所制舴艋舟过于华丽而被免官《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舴艋》，引《宋元嘉起居注》。，显见其是作为乘船；南朝齐时，舴艋舟在皇宫中亦被作为乘船使用，《南齐书》曰：“后数年，上（齐武帝萧赜）与豫章王（萧）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南齐书·张敬儿传》。太子出行时也常乘坐漆画舴艋。《南齐书·荀伯玉传》。这种舴艋舟到唐、宋时期仍是民间常用船只之一。赤马舟，汉时本为军用船只，刘熙《释名》曰：“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已被运输物资或乘用。西晋杜预在奏表中提到：“长史刘绘循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赤马舟。”《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舟总篇一》，“赤马”条引。
另有龙舟，为皇帝出巡时乘坐。为防止诸王及大臣所乘船只与龙舟相似，南朝宋孝武帝时特别规定：“平乘舫皆平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像龙舟，悉不得朱油”《宋书·礼志五》。皇帝乘船出游时的随行仪仗船只亦十分壮观，如“宋孝武帝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两京无比”《初学记》卷二五《舟第十一》，引陶季直《京邦记》。在皇宫苑林中还有许多供皇帝及后妃使用的船只，《晋宫阁记》载曰：“天渊池中有紫宫舟、升进船、曜龙舟、飞龙舟、射猎舟，灵芝池有鸣鹤舟、指南舟，舍利池有云母舟、无极舟，都亭池有华润舟、常安舟”《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叙舟（中）》引，原引文“曜龙”后无“舟”字，据《艺文类聚》卷七一《舟》及《初学记》卷二五《舟第十一》，引《晋宫阁记》补。南朝时亦有一些新制舟船，“是时天渊池新制艑鱼舟，形阔而短，高祖（梁武帝）暇日，常泛此舟”《梁书·文学下·陆云公传》。
一些大臣所乘坐的船只亦装修的十分华丽，南朝梁羊侃“于两艖起三间通梁水阁，饰以珠玉，加以锦绩，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梁书·羊侃传》。有些大臣在上任时的船队也相当庞大，南朝宋臧质就任江州刺史时，“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宋书·臧质传》。
当时为增加船只的稳定性，还经常将两只船连接在一起，称为舫、航或方舟。将舫解开为单船，则遂称单舸。西晋末，“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太平御览》卷七七○《舸》，引王隐《晋书》。
船不仅被作为交通工具，有时也被权作旅舍。如东晋张凭被举为孝廉，乘船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上岸访客后，就归住船上。《晋书·张凭传》。南朝齐时吴郡人张融在朝中任职，请假返乡，“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南齐书·张融传》。
六、娱乐风俗
政治浑沌，社会动荡，即使高门士族也有朝不保夕之虞，文人学士大多放浪形骸，及时行乐，在此种背景下，娱乐风俗却获得空前发展，种类繁多，蔚为壮观，它既有承前之俗，也有当时的新创造。
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形式式的娱乐活动，除歌舞音乐、百戏伎艺外，大致可分为竞技、角智、游戏和玩赏等几类，兹分而述之。
1.竞技娱乐多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竞技娱乐活动，主要有樗蒲、投壶、弹棋、藏钩、戏射、握槊、竞渡、施钩和斗禽等。
樗蒲，亦称“五木”，本是一种以投掷方式来定输赢的博戏。《晋书·陶侃传》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是中下层人玩的游戏，但因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因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当时许多少年都参于或熟悉樗蒲来看，樗蒲的活动非常普及。《太平御览》引《江蕤别传》曰：“蕤年十一，始学樗蒲。”《宋书·何尚之传》载曰：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樗蒲。”同书《臧质传》也曰：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更有甚者，王子敬在数岁时即已懂得樗蒲之戏。《世说新语》曰：“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由此可知当时樗蒲相当普及。
由于樗蒲以投掷决定胜负，快捷简单，所以，用樗蒲赌博非常盛行。《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曰：“温太真（峤）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返。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值，然后得还。径此数四。”用樗蒲豪赌的也不乏其人。据《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在东府聚众樗蒲，赌金数百万。当时还有许多樗蒲高手，袁宏道便是其中之一。《世说新语》曰：“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自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慊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宏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宏道否？’”此事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则知所说的“戏”为樗蒲。
投壶之戏，起源颇早，先秦已见诸史册。在汉时则被作为一种礼的手段，而被写入《礼记》等书中。魏晋南北朝时在继承前代风俗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当时，投壶作为待客之礼，在士大夫中非常盛行，有古歌曰：“玉樽迎贵客，入门黄金堂。车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奕并复行”《艺文类聚》卷七四《投壶》。但此时的投壶之戏，已少了许多礼的因素，而增添了更多的娱乐成分，如曹魏时蒲阪县令殷楚，“性好邀游音乐，”“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王弼也是“性好弘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邯郸淳《投壶赋》则曰：投壶能“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心中以微观，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主要产为了娱乐。由于主要功能的改变，魏晋时期投壶之戏的技巧也有了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游玩方式，如在壶前设置屏障，以增加投壶的难度等。并且花样翻新，逾玩逾奇。《颜氏家训·杂艺篇》载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骁”是一种投壶技巧，就是箭投出后从壶中弹回手里。司马光《投壶新格》释“骁”曰：“俊猛意也。谓投而不中，箭激反跃，捷而得之，复投而中者”。南北朝时南齐的柳恽，梁、陈时的周璝、贺微等，皆是投壶高手，一箭能得几十“骁”。梁满仓：《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96页。
弹棋，源自汉代，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盛行于社会。三国魏文帝曹丕就极喜欢弹棋，且技艺高超。《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曰：“文帝于此戏（弹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说的是魏文帝能用手巾角拂弹棋，另外一个“客”更能用葛巾角扎头上用头一甩便能拂棋，技艺比文帝还精妙。说明弹棋流行很广泛，否则很难产生高手。曹丕的《典论》也曰：“余于他戏奕之事，少所嘉，唯弹棋略尽其功。乃为之赋曰，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予尝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艺文类聚》卷七四《弹棋》。则当时高手不少。除曹丕之外，后汉蔡邕、曹魏的丁廙和晋时的夏侯惇都作有《弹棋赋》，从此也可以见出弹棋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之盛。
南北朝时弹棋同样为士大夫官员所偏好。十六国后赵时，石闵密谋推翻石遵，派将军将石遵逮捕时，石遵正与妇人玩弹棋。《宋书·孔琳之传》载曰：孔琳之“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同书《沈演之附沈勃传》载曰：沈勃也擅此道，而沈文季“尤善簺及弹棋。”当时人们时兴弹棋，除了竞技性的吸引外，另一原因是社会将弹棋作为一种高尚的娱乐活动予以提倡。《弹棋经后序》曰：“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橛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南北朝时的颜之推也曰：“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颜氏家训·杂艺篇》。直到唐宋之后，象棋流行，弹棋才逐渐失去魅力。
藏钩，又称藏彄、行彄，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有趣竞技活动，汉时已有流行。关于藏钩的起源，晋人周处《风土记》曰：“进清醇以告腊，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彄”《太平御览》卷三三《时序部·腊》。意思是说，腊日这天，人们用清香的美酒祭祀先祖。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恭敬，在献祭品时，妇人们都要把手上的顶针、戒指等物藏起来，于是便了有藏钩之戏。
关于藏钩的玩法，周处《风土记》曰：“义阳腊日饮祭之后，叟妪儿童为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即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艺文类聚》卷七四《巧艺部·藏钩》。晋人庾阐《藏钩赋》曰：“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思蒙笼而不启，目烱冷而不畅。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容于大匠。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示微迹于可嫌，露疑似之情状。”
藏钩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有其禁忌。《异苑》卷四载曰：“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彄。歘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座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诛。旧传藏彄令人生离，斯验深矣。”《荆楚岁时记》也曰：“俗云此戏（指藏彄）令人生离，有物忌之家庭不修也。”尽管如此，藏钩之戏仍很流行。从前引各种典籍来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种游戏的记载。这是因为藏钩是一项有趣有益的活动，对于藏方，可以锻炼手的灵巧和动作之敏捷；猜方则可锻炼目光和判断力。
戏射，即是射箭。射最早是儒家六艺之一。魏晋南北朝时已向娱乐化方向发展，故称戏射。作为娱乐的戏射，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朋射，一种是单射。朋射是一种团体赛，参加者分作两朋，每个参加者轮流去射，按所中箭数记筹，最后加在一起，筹数多的朋为胜。这种活动还有专门的记筹者。三国时，魏舒曾在曹魏后将军钟毓手下任长史，自幼善射，但从未显露。钟毓喜射，也从不让魏舒参加，只让他记筹。有一次，因人手不够，钟毓便让魏舒充数。谁知魏舒射时，容范闲雅，箭无虚发，一时满座皆惊。《晋书·魏舒传》。东晋时，刘毅欲组织戏射，向到京口视事的庾悦借用京口府东堂，庾悦不肯，参加戏射之人只得散去。《晋书·刘毅传》。在北方，戏射之风更盛。北朝的一些皇帝常组织并参加戏射活动。对此，史籍多有记载。
单射系以个人为单位的对抗赛，不分朋属关系。西晋时，王恺有一头心爱之牛，名“八百里驳”。王济要求用千万钱与之对射相赌。王恺自恃其能，便让王济先射。王济一箭破的，取胜后，当场命人将牛宰杀，取出牛心，只操刀一割便扬长而去。《晋书·王浑附王济传》。东晋时，安西将军庾翼曾镇武昌（治今湖北鄂城），谢尚多次前去谘谋军事。一次二人对射，庾翼说：“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话音刚落，谢尚箭发破的，庾翼也当即实现了诺言。《晋书·谢尚传》。又有表演性的单射，十六国前燕时有善射者贾坚，射艺极高，60岁时，曾为前燕主表演射艺，博得满堂喝彩。《太平御览》卷七四四，引《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