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星术的流传比秦汉更广，影响更大。东汉末，侍中、太史令王立就借星象为曹魏代汉制造舆论。他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张璠《汉纪》。三国时，吴主孙权听说魏文帝禅代汉祚，刘备蜀中称帝，便问知星者自己分野星气，遂生帝。《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书》。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曾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星占者云当亡吴国，遂发兵伐吴，康元年三月，孙皓请降，《晋书·五行志下》。星占得以应验，遂解星气之禁。东晋时，戴洋善占星，王敦反叛，祖约信戴洋之占，遂起兵伐王。《晋书·戴洋传》。东晋大将军桓温，久有篡位之心，听占星者说晋室“世纪方永”，遂罢篡位之意。《晋书·习凿齿传》。南朝萧道成辅政时，沈攸之叛，孔灵产曰：“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萧道成以其言有验，擢迁之为光禄大夫。《南齐书·孔稚珪传》。从上引各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星术一般不与普通百姓发生关系，所占均系军国大事，如金火交会，魏禅代汉；太白不现，孙皓亡国，等等。
2.望气
望气即根据云气以占吉凶之术。魏晋南北朝时，望气之术也很盛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曰：曹丕“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征，非人臣之气。”《晋书·隐逸传》载鲁胜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东晋初，陈敏作乱，望气者陈训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晋书·艺术·陈训传》。南朝梁武帝镇樊城，见汉（水）滨五彩如龙，下有女子擘，则是后来的丁贵嫔。《南史·后妃传》。北魏拓跋焘时，有望气者奏言上党（今山西潞城西）壶关大王山有天子气；拓跋焘于是南巡以厌此气，在大王累石为三封，切断王气《北齐书·神武纪上》。以上数例，可窥魏晋南北朝时望气流行之概况。
3.风角
风角即通过观察自然界之风来占卜吉凶。据《辂别传》记载，三国时管辂“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他曾与王弘直论风角之术，认为利用风角推算变异不过是毛发之技，而知遐幽神思才是风角的本旨。《三国志·魏书·方伎传》注引《辂别传》。另据《晋书》载，晋时历阳人陈训也是“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侯无不毕综，尤善风角。”《晋书·艺术·陈训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风角虽不及占星之盛，但善风角之人的记载也很多，孙吴的吴范，东晋的戴洋，北魏的王早，东魏北齐的王春、许遵等都因善风角闻名。
4.谶纬
碑谶纬之术起于秦而盛于东汉，它的出现与流传，和天意符命紧密相联。魏晋南北朝时，谶纬之术屡被朝廷所禁，只能在朝廷禁令之夹缝中生存，谶纬中附会儒家经典纬书影响日益减弱，而形式简单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谶语仍十分活跃。谶语是一种以语言形式来预知未来的占卜术，魏晋南北朝时极其盛行。如汉末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续汉书·五行志》。，系预卜董卓之事。“三公锄，司马如”《晋书·五行志》。则是预示三国将亡，一统归晋。“天子何在豆田中”，则是预知孝愍帝投降刘曜。“灭宋者田土子”《魏书·张玄靖传》。是预示宋混的后代皆为张邕所杀，因邕一名野，野字拆开即为“田土子”。“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隋书·五行志》。则是预示杨坚取周代之；“白杨树头”谓杨树之尖，谐音杨坚；金鸡鸣是喻新帝颁赦；“无外甥”是指杨坚害死九岁外甥宇文衍自即帝位。谶语往往直到事情有了最后结果才让人明白其所预言之真谛，因此，因此极富神秘性。
5.占梦
魏晋南北朝时占梦现象很普遍。梦刀、梦笔的传说都出于此期。梦刀是关于王浚的故事，王浚当时为西蜀太守，夜梦卧室梁上悬着三把刀，一会儿又加了一把。惊醒后颇觉不祥，但其主薄李毅却解释说，“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恐怕要做益州刺史了。”果然，不久后益州刺史皇甫晏被张弘杀死，王浚升任为益州刺史。《晋书·王浚传》。后来梦刀便成了地方官升迁的借用语。梦笔是讲江淹的故事。江淹少年时曾梦人授以五色笔，从此文章文采斐然。后来，梦见郭景纯将笔要了回去，从此江淹就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南史·江淹传》。这个典故也称江郎才尽。因为时人笃信梦与现实的对应关系，每梦必要加以圆解。据《异苑》记载，王戎梦见有人给他七枚椹子，请人占梦说，“椹，桑（丧）子也。”后来，大小男凡七丧，应了梦兆。《太平广记》卷二七六《王戎》引。刘彦明《敦煌录》载曰：“索充梦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索占曰：‘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虏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太平广记》卷二七六《索充宋桶》引。史载周宣是曹魏时著名的占梦家，他的占梦术被史家称作“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论》。一次，曹丕诳之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周宣占曰：“后宫当有暴死者。”曹丕曰：“吾诈卿下！”周宣则曰：“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果然，两个宫女相斗而死。《三国志·魏书·周宣传》。
6.卜筮
卜筮之法起源较早，但魏晋南北朝仍然非常盛行，人们在各种场合或情况下，都采取卜筮的方法来解疑或预知未来。干宝《搜神记》载曰，刘柔睡觉时有老鼠咬他的左手中指，便去求解于善卜筮的淳于智，“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其反死。乃以朱书手腕横文后三寸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搜神记》卷三。同书又载：“魏序欲东行，荒年多抄盗，令（严）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并告之以祛禳之法，结果使魏序免去灾厄。
求治疾病是卜筮的重要内容之一。管辂是卜筮大家，一次，信都令家的妇女都惊恐而患病，“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病不能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信都令依言发掘，果如辂言，迁地安葬，便不再发病。《搜神记》卷一。
预知未来是人人所关心的，当时人相信用卜筮可以得到昭示。《搜神记》载曰：“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郭璞筮后告诉他有小不吉利，并让他按嘱用方法预防。东晋废帝司马奕曾让术士扈谦卜问帝位是否稳固，扈谦说，“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后来果然被桓温废掉。宋明帝泰始初（约465年），“诸州反，（刘）休筮明帝胜，静处不与异谋”；宋明帝还喜欢用卜筮的方法去预知后宫孕妇的男女，据说“无不如占”。《齐书·刘休传》。
从以上几例便可知，魏晋南北朝时卜筮信仰之盛。
7.卜卦
卜卦也称易卦，是因《易经》而演化的一种占卜术。因为《易经》是圣贤所作，所以卜卦便拥用其它占卜术无以替代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卜卦处于发展完善期，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卜卦专家，如管辂、郭璞等。由于信仰很盛，当时的许多卜卦事迹被文学者所记载。管辂、郭璞自不待言，其它卜卦者也非常灵验。《搜神记》载曰：郗超二十余岁时得重病，“庐江杜不衍，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恙寻愈，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后九日景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也失。’”后果应验。又有《诸宫旧事》载曰：“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吏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白色之鼠背，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太平广记》卷二一六《蔡铁》引。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了卜签的占卜方式。魏晋时“扬州别驾顾球，姐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迹访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可何故。”《搜神记》卷三。这种经卦签卜示休咎的方式在后来的卜卦方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对民间影响尤深。
8.相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喜欢相术者。曹丕未被立为太子时，便叫高允闾相自己的相。《晋书·周访传》载曰：庐江人陈训相少年时的周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得下寿，优劣便由此耳。”后来周访为梁州刺史，陶侃为荆州刺史；比陶侃小一岁的周访却死于陶侃之前，应了相者之言。同书《甘卓传》载，甘卓为历阳太守时陈训曾相之云，“（卓）头低视仰，相名盼力；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后甘卓果然为王敦所杀。因此，善相者所言，信史凿凿。刘宋时善相者谓沈攸之、孙超之、全景文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后来，沈攸之做了郢、荆二州的刺史，孙超之做了广州刺史，全景文做了豫州刺史。《宋书·沈攸之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诸如《相人法》《相经》等相书，对后世相术的发展影响久远。
除相人之外，还有相墓、相宅。《晋书·羊祜传》载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同书《魏舒传》也载曰：“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此一时期，相宅、相墓的著作也相当完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的相宅、相墓著作主要有《宅吉凶论》《相宅图》《冢书》《黄帝蒸山图》等。此外，还有相印之术。《魏氏春秋》载曰：“（许）允之出为镇北也，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将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虽始成而已被辱。’问送印者，果怀之而坠于厕。”《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还有五行术、扶乩、轨革卦影等预测天意的形式。正是这些庞杂预知未来人事以及国家兴亡的方术，构成了当时社会较完整且独特的俗信系统，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信仰内容之一。
五、巫术和禁忌
魏晋南北朝时期，巫术信仰在民间社会极其流行，它们体现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图63）。此时，北方巫术之俗史籍有载，如《北齐书·河间王孝琬传》曰：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以草人而射之，则是因不满而行的一种巫术无疑，意图通过射草人而顺势影响实体。同书《延宗传》也曰：“河间死，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以像武成（帝），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方法与上例相同。
在南方，巫术同样流行。刘劭与刘浚作了许多坏事，怕父亲宋文帝知道，便请女巫严道育到宫中作法，以障其过。后因东阳公主婢王鹦鹉事发，“殴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浚书数百纸，皆咒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皇帝）形象于宫内。道育变服为尼，逃若东宫。”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396页。后来刘劭纂逆，孝武帝起兵讨伐，刘劭同样让人写上孝武年纪、姓讳到巫祝郑师怜家咒诅。又“庐江王祎，明帝泰始五年（469年）下诏，谓其‘咒诅祷请，谨中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枚，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在江州得一女，云知吉凶，能行厌咒，大设供养，敬事如神，令其咒诅孝武及崇宪，祈皇室危弱，统天称己。’”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8页。
对于巫术，统治者从本质上来说是采取禁断措施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年）十二月下诏说，“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北魏孝文帝也曾下诏说，“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然而，我们从严厉的禁令又可以反知当时上层和民间对于巫觋的崇信，否则，统治者用不着花力气去加以禁断。
2.禁忌五花八门
魏晋南北朝时禁忌习俗五花八门。
首先是忌白色，因为白色乃丧家之色。《晋书·五行志》载曰：时俗“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之，盖古之丧车之遗象也。”也为不祥之征兆，为正统所忌之色。《宋书·明帝纪》载曰：“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颖谢，久之方释。”慧皎《高僧传·僧瑾传》载曰：“明帝末年，颇多忌讳。故涅槃灭渡之翻，于此暂息。凡诸死亡凶祸衰白等语，皆不得以对。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八九。”其中也提到宋明帝忌白。另外，如马后左右足忌白，白则不利人或杀妇等。《齐民要术》卷六。当然也有视白为祥瑞者，如白雉、白狐、白孔雀等。
其次，忌子父相妨。《晋书·陈元达传》载，元达“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妨即害、克之意，改姓则是一种驱避方式，以此从形式上与父母脱离关系，解除“妨”之禁忌。《梁书·（高祖）郗后传》载曰：“巫言此女光彩异常，将有妨。乃于水滨祓除之。”祓除即也为解除“妨”之法，类似于改姓。此种习俗由来已久。据《风俗通·正失篇》所载，汉时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日生者，以为妨害父母。可知汉时已有此类禁忌，魏晋南北朝时系承前代而来。
第三是厌胜。厌胜的禁忌于节日中表达尤为明显。如正月初一戴雄黄、丹散药丸、服却鬼丸、插桃符等即是。五月五日“采艾叶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也是民间厌胜习俗。《荆楚岁时记》载曰：“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则为小儿养育之禁忌。而小儿衣不夜露，怕鬼鸟点取，也为此种厌胜禁忌之具体表达。
第四是避讳。避讳之俗由来已久，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极其讲究。君讳先祖，臣讳君，亲戚朋友、长幼尊卑各有避讳，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怨愤。《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曰：“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子者，当为了孙虑。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颜之推一门亲识尚且如此，可知当时避讳习俗极盛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