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坞壁组织，据其成员性质，可分流民坞壁、乞活坞壁、兵士坞壁和乡里坞壁等类型。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其中前三种带有更多的军事色彩，是比较典型的军事组织，而乡里坞壁虽有一定的军事色彩，但就其本质而言，系一种较为独特的民间乡里社区组织。
乡里坞壁组织严密，每个坞壁俗以坞主的名字或姓氏命名。坞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为核心。虽然也杂有乡曲流人，但他们在坞壁内不占主导地位。坞壁组织内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三国时田畴的徐无山坞壁，立有族法二十条，分杀伤、犯盗、诤讼等几章，犯重罪者家族可将其处死。坞壁的生产经营多采用庄园式方法，并有自己的部曲、行伍，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坞壁平时生产，战时作战，且种且战，耕战结合，既是一个武装集团，又是一个生产组织。对坞壁组织的性质，唐长孺曾曰：“坞壁的群众基础和相互联系的纽带便是宗族、乡里。坞壁主对所统率的群众既是家长，又是领主；所有群众都是他们的领民，又是包括子弟宾客的家族组成的武装，也是家兵和部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由此可见坞壁组织实际是一种宗族组织和乡里组织的结合体，到了南北朝后期，随着战乱的逐步平息，坞壁组织遂不再流行。
四、会社风俗
1.文人集会初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化的发展，文人的群体意识开始形成，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规模的文人集会。只是此时集会的规模还比较小，与后世典型意义上的文人结社之俗，还有一定的区划。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集会，较著名的有西晋时的金谷之会。西晋年间，秘书监贾谧门下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士，如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左恩、郭彰、许猛、刘舆、刘琨等二十四人，号称“二十四友”《晋书·贾谧传》。，常集会于石崇的金谷园，号“金谷之会”。此后，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兰亭之会以三月上已日“修禊事”之名，聚集四十多名文人学士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以诗会友，并“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为此，王羲之写下了著名散文《兰亭集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到了南齐时，竟陵王与萧衍、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椎“竞陵八友”的“西邸之会”，活动内容除饮酒赋诗外，还进行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请名僧讲法等学术活动，集会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竟陵王与竟陵八友的“西邸之会”已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学术团体。
2.民间结社普遍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流行的民间结社活动要数以祭社为宗旨的四邻结社。四邻结社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初现于西汉中期，后屡被朝廷禁止，但屡禁不绝。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酢。”祭记时往往还伴有一些娱乐活动，以盆、瓴等作为简陋的乐器，相和而歌。至于四邻结社的组织形式、制度等，则史书无载，而不得其详。
此外，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民间结社活动应是一些民间道教组织。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在黄巾军被消灭后，统一的宗教组织不复存在。五斗米道，则在张鲁北迁后，组织日趋涣散，在西南巴蜀汉中及北方地区未见有公开活动。魏晋时期，江南地区民间道教组织活跃，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杜子恭道等活动的比较频繁。西晋初，巴蜀地区曾流行“鬼道”，设有道治及天师、察酒等职，组织形式与汉末的五斗米道大体相同，但宗教禁忌、祭品、服色略有区别，当属天师道的异端支派，活动于益州的犍为、巴郡等地，徒附数千，后为朝廷镇压。
五、社交风俗
1.社交重门第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交际重门第，讲究姓氏等级。
在门阀制度下，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并不以当时所任官位为标，当时许多皇亲国戚或因行伍而得显者，并非都能与士族平起平坐，且时常受到歧视。《南史·王僧达传》曰：“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凌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加罪乎？’”又，《南史·江学攵传》载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成，学攵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时人重学攵风格，不为权幸降意。”则可知社交重门阀系社会风俗使然，并非皇帝权限所能制约。相对来说，这种社交重门阀的社会风俗，在北朝则要淡漠得多。据《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记载，北齐诸王，选国臣府佑，多取富商群小。《和士开传》载曰：“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同在昆季行列。”此种商贾富商朝士名流混杂的局面，在南朝是不可能有的。又，《北史·封隆之传》载曰：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士族有丧事，富商也去吊丧，可见北朝不重门第。
姓氏等级制是形成魏晋南北朝坚固的门阀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新唐书·儒学柳冲传》记柳芳论氏族时曰：“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弟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为四姓。”后魏改制，其姓氏也随之仿效汉族之式制定等级制。《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类后序曰：“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弟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县姓。”
由此可知姓氏有高低等级区别，这种区别为入仕、担任官职提供依据，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即指此。
2.异姓结义
明时小说《三国演义》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故事。此故事考之史籍则无稽，考之风俗，则也有所本。原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异姓结义风俗颇为流行。据周处《风土记》记载，越人喜结拜，结拜时则封土坛，祭以鸡犬。《风土记》曰：“越俗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鸡犬。祝曰：‘卿即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此种风俗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有记载，曰：“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称，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颜氏家训·风操篇》。则又知北方也有此俗。这一时期的异姓结义，有歃血为盟的仪式。西晋时，刘琨与段匹磾结为兄弟时，曾“歃血载书，檄诸方守”，并宣读盟文：“自今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云云。《晋书·刘琨传》。南北朝时，陈霸先与王僧辨结为生死之交时，也曾“升坛歃血，共读盟文”。《南史》卷六三。
3.社交称谓
魏晋南北朝的称谓风俗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崇尚和风貌，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社会关系。下面以《颜氏家训》所提到的称谓为例，简述如下：
民间称父母、祖父为家父、家母、家祖。《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曰：“今南北风俗，言其祖父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足见此家父、家母、家祖系民间通行之称谓。
称对方父母亲以上直系、第一旁系，加尊以示敬仰。如尊祖父母、尊父母，贤叔父等。《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
兄弟之子呼为侄。晋以前则呼兄子弟子。《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晋世以来，始呼叔侄，今呼为侄，于理为胜也。”
兄弟是泛称，往往指称族人。《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则南北称谓风俗有所差异。
大人公，媳妇对公公之物称。《颜氏家训·书证篇》曰：“北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舅即公公。
丈人，魏晋南北朝时也称妇人。《颜氏家训·风操篇》“吾尝问周弘让曰：‘父母中外姐妹，何以称之？’周曰：‘亦呼为丈人。’”《孔雀东南飞》诗曰：“三日断五匹，丈人故嫌迟。”此处丈人即为姑，今之婆婆。另外，丈人即大人也，《颜氏家训·风操篇》曰：“结义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
此外，乡里也为妻子之代称。《南史·张彪传》谓张彪呼妻杨氏为乡里，曰：“我不忍令乡里落他处，今当先杀乡里，然后就死。”
4.社交礼节南北有别
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交礼节，妇女有跪拜礼，《隋书·礼仪志》载北齐拜贺皇后之礼仪曰：“元旦，中官朝会，陈乐。皇后祎衣乘舆以出于昭阳殿。坐定，内外命妇拜。皇后兴，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长公主一人，前跪拜贺。”
早在秦汉时，人们在拜访竭见时，就开始用名帖来通报姓名。当时的名帖是削竹木而成的，西汉称“竭”，东汉称“刺”。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造纸术的运用，开始用纸作名帖，名帖也相继被称为“名”、“名纸”等，但同时也沿用竹木削成的“刺”。1974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出土的西晋夫妻合葬墓中，发现木简五件。据考，属名刺实物。此墓男姓，墓主姓吴名应，字子运，豫丰郡南昌县都乡吉阳里人，生前曾任“从事中郎”一职，五件名刺即吴氏生前所用，其中三件内容相同，文曰：“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运”；第四件文曰：“豫章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运”。值得一提的是第五件，文曰：“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应年七十三字子运”，内容包括官职、乡里、姓名和年龄。《江西南昌晋墓》图版九-2，《考古》1974年第6期。应是刘熙《释名》中所载的“下官刺”，又称“长刺”、“爵里刺”之类。刘熙：《释名·释书契》。可见，在当时社交场合，所使用的名刺格式，内容是不同的。
社交中的迎送礼，则南北有别。对于一般的庆吊往来，《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对于知交亲朋的迎送，则“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享离，欢笑分首。”可见南北大异其趣。
六、社会风尚
1.民风有变
古人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汉时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汉时各地的风俗有过详尽的论述，如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天水、陇西，……民俗质木，不耻寇盗”；“巴、蜀、广汉，……好文刺讥，贵慕权势”；鲁地“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妇訾毁，多巧伪”，“楚地，……信巫鬼，重族祀”；“吴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如此等等。
迨至魏晋南北朝，各地民风皆有所变化，尤其是吴越与蜀汉两地，自东晋以后，民风皆向各自相反的方向演化。三国孙吴时，尚“矫材悍壮”左思：《吴都赋》。的吴越民风，到齐梁时，已变得文弱怯懦，官僚贵族“肤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到隋统一时，已经“君子尚礼，庸儒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隋书·地理志》。了。而蜀汉地区，则晋初仍“敦朴”、“服化”、民风“懦弱”，东晋以后，则时而“侨旧翕然并反”，时而“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到了隋时，则已变为“乐祸贪乱”《隋书·地理志》。了。考察吴越和蜀汉地区民风变化之原因，最主要的是与当时战乱所引起的人口迁徙有关。就吴越地区而言，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大批中原人口南下。其中南下的北方士族在与当地土著的冲撞中凭借政治、军事优势，反客为主，迅速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东晋政权，江南土著大族则受到排挤成为他们的附属。因此，在风俗文化上，江南地区固有的勇捷强悍、轻死易发的民俗民风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最后也为“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雍容华贵、儒雅风流的北方文化所取代。再加进入南朝后，江南地区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安定和平环境“天下乂安，人不张于干戈”徐陵：《与陵城主书》，《文苑英华》卷六八二。，崇武风气经过时间的磨蚀，难免丧失殆尽，到南齐时，连武人子弟也“讳称将门”《南齐书·吕安图传》。了。而在蜀汉，则情形正好相反，西晋末年涌入巴蜀地区的数万户略阳、天水等六郡的流民中，很少有出入儒玄的文士，其基本成员是汉化不久或正在汉化的賨人，其“俗性剽勇”，“资剽窃以全生，习粗悍而成俗”。他们的入蜀，迫使益州土著抛离家园，流迸出境。或东下荆湘，或南下宁州，前后外迁者达二十多万户，滞留者则不满什一。这样，反使六郡流民跃居为益州人口之主流，这种习性不同的人口的置换，势必造成巴蜀地区民俗民风的改变。再加此时，原居于西南边地的僚人，因“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而纷纷迁往益州，多达十余万落，仅归顺政府的“北僚”就有二十万户。这些“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递相掠卖，不避亲戚”《周书·僚传》。的僚人的迁入，与六郡流民风气互相影响，孱杂渗透，自然造成蜀地民风之巨变。
在中原地区，则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植入，发生了胡汉民俗民风的互渐。一方面是汉化了胡人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仍保留着一些胡风胡俗，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汉人在与胡人的交往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一些胡族文化，从而使中原地区民俗民风呈现出胡化的倾向。
2.文尚清谈、武尚豪侠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的主要特点是文尚清谈，武尚豪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