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以来，六朝初唐派以“缘情绮靡”的审美取向，唐宋派以“独存本质”的德性宗旨，丰富和重塑明代诗文思想的新风貌。随着儒家心学思想对嘉靖诗文思想的深度渗透，唐宋派重根本轻枝叶的书写倾向也引起了青年一代文人的不满。王世贞在《读书后》里论宋濂以来文统说：“台阁以易夺之；久而到弘、德间，缙绅以古夺之；至嘉靖不尽程古，亦不尽为易者复夺之。”“易者”指从台阁体到唐宋派倡导的以欧、曾为典范的平易文风，最终发展为唐顺之所提倡的“信手写出，如写家书”；“古者”是文学复古运动提倡的先秦两汉古文辞，最终表现为李攀龙的“估屈聱牙”。“流易”与“程古”并存于嘉靖时期，德性与技艺在嘉靖后期的文学思想里却判然为二。李攀龙、谢榛和王世贞等人在嘉靖三十年前后的文学活动，以晋江、毗陵的“理胜相掩”为批判对象，否定文道合一的可能性，他们注重文学修辞，满怀热忱地弘扬和蓦写古典文学，控制着从嘉靖后期到万历中叶的诗文思想的话语权。他们的文学活动充分展现了复古思潮的丰富内涵与思想困境。
（第一节）王、李与复古思潮的回澜
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呈现出多元色彩，其中真正对文学复古运动形成严重挑战的是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当李攀龙和王世贞在嘉靖二十年代后期出现在京城文人圈子中，文学的话语权还掌握在以毗陵弟子吴维岳为首的带有吴中地域色彩的“白云楼社”手中。直到嘉靖三十年前后，文学复古运动经过内部整合而重振士气，开展了影响深远的酬唱活动。王世贞、李攀龙在复古思潮的重振中起了领导作用，李攀龙对晋江、毗陵的抨击和“回到李梦阳”的倡议，奠定了后七子复古运动的思想基调。
一、从王世贞《明诗评后叙》看嘉靖中叶的文学思想
王世贞的《明诗评》写成于嘉靖三十一年前后，其《后叙》对嘉靖中叶的诗学状况有条理畅达的说明，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文学处境的实录：
弘正间，李何起而振之，天下彬彬然知向风云。而其下者，至或好为剽窃傅会，冀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观无当于心，翩翩然曰：‘士当自起名，奈何影响他人为也。’则又喑猎齐梁之下，具而夸于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为少陵氏者何！’吴人黄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门之伎，施铅粉，强盼笑，而其志矜国色。犹然哉。一者公甫、孔呖。本无所解，为道理语，度其才气不足胜人，遁而自眩。夫太极阴阳无言，已且束之声韵，岂不冤耶。一者应德、道思。归田之后，驾诬陶韦，必谐自然目到之语，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而其徒洪朝选、万士和酷嗜其残馥。左右而播之，于乎何舛也。一者关中王维桢。悉反诸作，推尊少陵氏，间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为道弥迩，为祻愈重。何者，以宛转应接为少陵氏之旨，以棘涩粗重为少陵氏之语，至于神格无闻，四声未协，天下相率而喷听之，谓为真传而瞽行之，可不辨乎。
王世贞概括了嘉靖中叶流行的四种诗学趋向，一是以黄省曾与皇甫涝为代表的六朝派；二是以陈献章和庄咏为代表的理学派；三是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陶韦”派，四是以王维桢为代表的“少陵”派。这里的概括是粗线条的，需要一些拾遗补葺的说明。
首先是理学派与唐顺之、王慎中“陶韦”派的关系。在王世贞看来，陈献章、庄咏的诗歌写作“为道理语”，而唐顺之、王慎中则是“必谐自然目道之语”，两种文学语态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太极阴阳”而“束之声韵”，根本上就是押韵之语录；后者则“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偏好“淡乎无味”的审美趋向。陈献章和庄咏是弘治时代的儒家诗人，活动时间略早于李梦阳、何景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献章条说：“成化间，白沙诗与定山齐称，号陈庄体。然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故所作，犹未堕恶道。”在庄咏条下则说：“自尧夫《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康斋、白沙、定山，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显然，宗法邵雍是理学诗派的共同特征。中年以后的唐顺之、王慎中以及万士和的诗学思想本身就是白沙诗学的延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谈到陈献章时说：“荆川之徒，选《二妙集》专以白沙、定山、荆川三家诗，继以《草堂》、《击壤》之后，以为诗家正宗脉所在，岂唯少陵攒眉，亦当笑破白沙之口。”又在“王新建守仁”条说：“荆川之门人专取其晚年诗以为极则，则可哂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价万士和说：“盖荆川初人馆局，诗学初唐，晚年效邵尧夫体，谓其天机自动，夫免颓然自放矣。履庵虽宗《击壤》，而习染未深。”万士和选编的《二妙集》以理、法为二妙，以杜甫和邵雍为极则，是陈献章、唐顺之“诗崇邵雍”说的具体落实，宣扬了理学家的诗歌偏好。参照朱彝尊的评价，可以看出，至少从陈献章的诗学开始，邵雍和陶渊明的写作风格就是理学家共同推崇的榜样。在王畿对唐顺之诗学的阐释里，康节之学与陶韦之诗都被视为静中养出“冲澹和平之趣”的典范；在万士和编撰的《二妙集》里，宣传唐顺之的理、法二妙论，也于“唐取杜甫、王维、刘长卿、韦应物、王建、张籍、吕岩七人，宋取王安石、黄庭坚、邵子、朱子四人”，作为二妙说取法对象，其融液陶韦风格与理学意趣于一炉的诗学取向甚为明白。因而，理学派与陶韦派同属于儒家文艺思潮，后者是前者的赓续和发展。
嘉靖中叶，六朝派因“驾诬陶韦”的唐顺之、王慎中一派的兴起而黯然失色。以黄氏、皇甫氏为代表的六朝派在嘉靖中叶虽然不绝如缕，但在儒家心学和复古思潮中保守派的两面夹击之下，拿不出来鲜明的理论和实绩，依违两可之间。他们先是与初唐派结盟，倾向于雕琢辞藻，而后在高叔嗣、唐顺之和其他吴中诗人的共同努力下，渐渐洗涤铅华，趋向于陶韦风格。茅坤指出，高叔嗣和唐顺之是“洗尽铅华，独存本质”诗风的开拓者。唐顺之在《与茅鹿门主事书》里，提倡本色书写，认为陶渊明的“信手写出”远胜于沈约的“较声律、调文句”。唐宋派文人洪朝选说：“蔡白石弱冠即以诗闻，初学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学刘长卿，最后学陶韦。”蔡汝楠曾是学习六朝的诗人，因转向“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风格而受到唐顺之的褒赏。他的诗学倾向也表明，“陶韦”风格与唐顺之的“本色”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驾诬陶韦”者，则有真“陶韦”。王世贞《明诗评》中评价华察的诗歌写作说：“刊洗浮靡，独秀本色，如秋水涸，天根露，木叶脱，明蟾出，诚陶韦之妙境，盖诗宗之玄解也。”把“独秀本色”和“陶韦妙境”联系起来，是别有深意的，其中隐匿着对所谓“必谐自然目到之语”的本色论的不满和批判，透露出王世贞对唐顺之、王慎中诗学的独特解悟和批评视角。依王世贞的诗学趋向，显然要反对六朝派、理学派和“陶韦”派，而重新焕发少陵诗学的精神。其《艺苑卮言》说：“王允宁生平所推伏者，独杜少陵，其所谈说以为独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贵有照应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比主兴，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诗亦一二有之耳，不必尽然。予谓允宁释杜诗法如朱子注《中庸》一经，支离圣贤之言，束缚小乘律，都无禅解。”想通过对以王维桢为代表的旧“少陵”派的驳斥，重建学习杜诗的新局面。
虽然王世贞《明诗评后叙》罗列了近期四种流派的文学倾向。但其中的理学派、陶韦派、六朝派都与唐顺之、王慎中的诗学活动密切相关，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真正的对手毋宁只是挟儒学思潮而风头正劲的晋江、毗陵一派。唐顺之、王慎中在嘉靖中叶还共享古文大师的盛誉。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知名的儒者和文人，除王廷相所表彰的江右作家群外，蔡道卿、蔡汝楠、洪朝选和茅坤，以及唐顺之的门人吴维岳、莫如忠、万士和、姜宝等，都是晋江、毗陵一派文学思想的重要追随者。嘉靖十七年，茅坤、莫如忠、吴维岳进士及第，嘉靖二十年，洪朝选、万士和进士及第，晋江、毗陵一派的文学思想在嘉靖二十年代的文坛里获得更为重要的传播和影响。嘉靖二十七年前后，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和茅坤的《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标志着唐、茅文学思想的成熟；嘉靖二十九年，卜大有在无锡刊行《曾南丰文粹》和《唐荆川文集》，请王慎中分别作序，于是，王慎中写成其最重要的文学论文《曾南丰文粹序》；同年，蔡道卿在江西刊行了王慎中的《玩芳堂摘稿》四卷，曹忭作序说：“余襄在京师，与同游之士极论当世之文字，在吴中同推唐应德氏，在闽中同推王慎中氏。二公才名不相上下，弱冠登朝，声满海内，又皆以身放弃，削迹山林，无酬酢期会之扰，得肆力于问学，追古作者而上之。”三十一年，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里对文章法度提出符合心学思想的阐释；洪朝选再刻《王遵岩家居集》七卷；次年，浙江叶宝山堂重刊《唐荆川先生文集》十二卷。
与此同时，王慎中、唐顺之的追随者也崭露头角，占据了南北两京文学的显赫位置，嘉靖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唐顺之的弟子吴维岳、莫如忠在北京结社唱和，享誉一时。洪朝选与茅坤也在嘉靖二十八九年前后任职南都，切磋艺文。洪朝选与殷白野迈、何吉阳迁、刘初泉起宗，交相砥砺，有“南都四君子”之称，形成了倾向心学和唐宋派文人群体。在心学思潮和晋江、毗陵诗文“家传户诵”的嘉靖中叶，李梦阳、何景明的文集几遏而不行。但是，王慎中和唐顺之黜其枝叶、独存本质的文学倾向，以道德衡量文学，把文学的艺术精神化约为心灵境界的思想，以及把过分的情感表现和修辞技巧驱逐出文学书写的主张，无论如何不能满足那些对纯文学由衷爱好的青年彦俊。
嘉靖中叶的文人不得不在立德和立言之间做出调适，在儒家心学和复古思潮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茅坤和比他稍早的王慎中、唐顺之一样，有着对秦汉古文辞“句比字亿”的写作经历，在唐顺之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于嘉靖二十四五年以后转向“其旨远、其辞文”的唐宋文学。与茅坤同时的李攀龙和王世贞则义无反顾地重新扬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王世懋说：“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唱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李梦阳扬橥的复古思想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再次回归文坛主流。
二、“白云楼社”与复古思潮的兴起
嘉、隆之际的复古思潮在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共同努力下兴起，特别是李攀龙，无疑是嘉靖中后期复古思潮的精神领袖。明嘉靖中叶诗文思想的演进具体体现在北京刑部诗社的发展上。有明一代，南北两都始终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在北京，不仅台阁翰林中聚集着最为优秀的文人群体，而且三年一度的会试也把全国的青年才彦聚拢起来，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充实着翰林和郎署。谁能在京城艺苑崭露头角，庶几便能有辐射全国的影响。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指出，复古思潮“之所以在刑部而不是在别处发源”在于户部和刑部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各部，人才相对集中，工作气氛也较为自由和轻闲。“于是刑部大院中最大的白云楼，便成了刑部官员经常聚会酬唱的地方”。嘉靖中叶文学思想的发展在“白云楼社”的活动中得到明晰的展开。
嘉靖二十二年前后，刑部的“白云楼社”因酬唱活动频繁，有“西台雅集”之称。焦竑《吏部尚书张恭懿公瀚传》记载：“（张瀚）时与同舍郎吴江沈子由、金陵陈羽伯、海昌朱汝一、归安孙文揆、孝丰吴峻伯并喜声诗，公与结‘白云楼社’，朝夕倡和不辍。”张瀚有《西曹旧游别来岁久，不徒契阔，兴思间有隔世之感矣，作怀旧各一章》，这组诗共五章，分别记其“白云楼社”的五位诗友。开篇的《沈宪伯子由》说：“往偕文始，适子之宅。”可见，他们最初的酬唱是在沈子由的宅第中开始的。张瀚与沈子由无疑是其发起人之一。考诸白云楼社诸子的行履，张瀚于嘉靖二十年服阙，出任刑部郎中，嘉靖二十五年前转守庐阳；沈子由大约在嘉靖二十年以后刑部主事，二十四年，出任绍兴知府；而吴维岳于出任刑部尚书郎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二年。虽然嘉靖二十四年之后，张瀚和沈子由分别出任庐阳和绍兴知府而离开京城，但是刑部的诗人仍然围绕在吴维岳的周围，保持其“西台雅集”的传统，并以开放的襟怀，揽结文学俊彦，占据京城文学的中心地位。
吴维岳《天目山斋岁编》是一部编年诗集，清晰地勾勒出诗社的活动情况。其中，写于嘉靖二十三年的唱和诗至少有《春日偕省僚游南郊小憩道院得云字》、《晓霁呈同省僚友》、《集白云楼》、《省中赋得玉堤春晓》、《春日同省僚游城西湖上》、《闻莺乱啼窥之复明二巢同省僚赋》、《省居赋得钟字》、《迁居诸僚友携酒见过羽伯席上有作次韵》、《八月十四夜集孙五宅简社中不至诸子》、《八月十五夜集沈子由》。二十四年有：《人日诸僚友过集》、《元夕宴沈戚畹第》、《王学甫述襄垣王孙西轩雅致因柬寄》、《九日集省中晚登城南楼得风字》、《九日同僚友登城南楼得秋字》、《冬夜陈羽伯席上即事得鸦字》。二十五年有：《元夕后子良见访，因同过李员外夜酌即事》、《西曹堂右旧有怡椿轩春冈刘公幼尝侍其尊人怡闲公于兹，今相继为司寇，感怀赋诗，属曹和之》、《王学甫邀集卢家园即事》、《夏夜集陈羽伯宅》、《次日再集卢中使山亭》、《酌白云楼中》。由“白云楼社”诗社早期活动的实录，可看到沈子由、陈伯羽、孙文揆和吴维岳一起构成诗社雅集的主要诗友，他们经常在良辰美景选址名胜或公务暇余宴集宅第，以分韵赋诗的方法，彼此唱和。唐顺之的弟子莫如忠在嘉靖二十三年赴户部主事任至京，次年也加入他们的酬唱活动，王学甫在嘉靖二十四年出现在西台雅集的群体中。嘉靖二十六年，吴维岳在春闱校艺以后，因妻丧而离京，一年后返京。这时年轻的王世贞授职刑部，开始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刑部“年最少”却“最擅”的王宗沫、曾在嘉靖十六七年与茅坤、莫如忠结社唱和的沈炼，以及嘉靖二十六年第三次入京的谢榛也出现在唱和的群体中，“白云楼社”的唱和活动因为这些词林俊彦的参与显得愈发兴盛。
